蒋介石、晋绥系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初步纲领的制定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国民政府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复兴运动,其初步纲领是蒋介石亲自访晋及间接地派出徐青甫、翁文灏、丁文江等从政学者访晋后采纳晋绥系人员经验及建议,亲拟完成。在此互动过程中,中央、地方、学界等各方面人员较好地展示了"团结"与"合作"二词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理智与情感的纠葛:中原大战前后的徐永昌

1927年,一直漂泊不定的徐永昌怀抱爱国怀乡的初衷,率国民第三军入晋投靠阎锡山。中原大战前,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考虑,徐永昌屡次反对阎与南京政府轻启战端。但无奈于与阎的同乡之谊和服从上级的职责,被迫担任对蒋作战总指挥。战事期间,徐永昌认为阎方胜率较低,因此作战态度较为谨慎。而在战败后处理善后的问题上,面对阎多次劝说其支援石友三反蒋,徐不为所动,而是从大局出发,通过与张学良的合作来稳定华北的局势。

《徐霞客游记》中的永昌风水观

《徐霞客游记》中所载的永昌府的山川、形势、寺庙、坟墓等内容,均透露出徐霞客的风水思想。

战争·危机·自救: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山西国货运动(1931—1936)

1931年后,徐永昌成为山西省主席,开始其在山西长达六年的经济建设活动。在民族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下,1930年代中央政府与山西省政府达成合作与共识,山西省进行政治动员与思想动员以推行国货,希望借发展国货一事助推经济复兴,进而为抵御日本入侵积攒国力。围绕山西发展国货一事,不仅是山西本省在危机之下进行经济建设与抵御日本的重要举措,同时也展现出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化与统一。

徐永昌的教育观念与实践(1931—1936)——以《徐永昌日记》为中心

徐永昌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人物。抗日战争爆发前夜,徐永昌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在其任省政府主席的1931年至1936年间,徐永昌以教育改革为突破口,取得了巨大成绩。他立足于阎锡山时期教育改革的初步探索,发挥山西教育的特殊优势,对各种教育资源重新整合,在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上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观念,并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改革实践。

徐永昌治晋思想探析

1931年中原大战之后,阎锡山因战事失利下野,远走大连,山西此前的社会建设成果也因战争遭受了严重破坏。在这个非常时期,徐永昌上任成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对山西进行了治理。通过查禁烟毒、提倡国货、发展教育等一系列措施使社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其治晋思想为山西此后的省政建设和阎锡山复出重主晋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晋系对蒋介石“借师”“围剿”的因应——以1934年李生达部赴赣为中心的分析

1930年代参与"剿共"是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互动的重要内容。地方派系因应"助剿",仅以反制或顺应形势等词难以概括其复杂面相。在晋军李生达部赴赣"助剿"个案中,就晋方而言,获得协饷以减轻财政负担在晋系的考量中占据重要分量,而借此消解蒋介石的疑忌也是其动机之一;就蒋介石而言,兵力捉襟见肘之际,调晋军入赣,自有"助剿"功用,但更重要的是借此试探晋方,以及消解两广联合北方以图反制"中央"之意图。表面化的"剿共"对于双方而言只是目的之一。"剿共"问题上的互动折射出这一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