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臣”的自我救赎--论曹溶与明史纂修

康熙时期,诏举博学鸿儒、重开《明史》馆,集大吏、学者、藏书家等身份于一身的曹溶,两次均在被荐之列,却婉拒不赴。事实上,曹溶长期致力于明季史料之搜集、明史著作之编写,苦心孤诣,“撰造不休”。曹溶上交崇祯朝邸报达五千馀册,并编纂明史著作近十种、进献数种,对于保存明季史料与纂修《明史》,贡献甚巨。由于身历三姓、出仕二朝,曹溶获得当时及后世之评价,从“人师楷模”到“不肖”“贰臣”,趋于两极。曹溶晚年“惟编纂明史是务”,既是“立言”、留名之需求,也是对其出仕清廷行为的自我救赎。

朱彝尊与徐元文交游考——兼论康熙朝《明史》纂修与士林生态

朱彝尊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与学者,与当时的文学圈、学术圈有广泛的交游。徐元文与朱彝尊仅相差5岁,二人因解救顾炎武结缘,因诗文酬唱会友,又因纂修《明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交流与联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作为清廷汉官代表的徐元文与作为汉族士人代表的朱彝尊之交游具有重要意义,为今人了解清初文教政策与文人生态,提供了一幅独特的士林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