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先生的新史学之路

中国新史学从上世纪初开始出现,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在新史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学者在其中成长起来;而他们的成长又为新史学的进一步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生力量。徐中舒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受赐于新史学又贡献于新史学的学者。

徐中舒先生读古史方法的一些启示

徐中舒先生《先秦史论稿》一书是对中国自史前至战国之整个先秦时期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经济特征的概述,浓缩和代表了徐先生毕生对于先秦历史问题的主要见解。该书中多处谈及古史传说时期的问题,特别能反映徐先生在读古史时的一些方法上的特点。而这与当前古史界在传说时期历史问题上的讨论很有关系,值得我们注意。

“求同”与“辨异”——以郭沫若、徐中舒中国奴隶社会形态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郭沫若、徐中舒两位史学大家均充分肯定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在"求同"与"辨异"两种不同理论思维方式主导下,分别对中国奴隶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了构建。新时期中国社会形态特殊性的研究明显呈现出"求同"与"辨异"两种不同理论思维方式极端化倾向,在批判继承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形态特殊性研究如何打破相持不下的局面,重新回归到科学理性的轨道上来,则是当前史学界更应继续深入思考的重大理论性问题之一。

论徐中舒的“澄滤”说与古史建设理论

徐中舒先生的史学,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并受到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等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他运用"澄滤"说和"素地"论对于上古时期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的发生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更具科学和理性。"古史三重证"的方法论为"澄滤"说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徐中舒古诗考订方法综论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徐中舒先生借鉴前人古书年代考证方法和理论,穷原究委,综贯会通,高度重视古诗著录、拟作、称引、诗体、文字、特别名称的同时,积极寻绎历史、地理、习俗、思想、天文、历法等多方面的证据,建立起以文史互证和多学科知识相互配合印证为特色的新的研究范式。徐氏古诗考订方法论迄今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值得中国古典文献学界和史学界借鉴。

论徐中舒的中国封建社会研究

在长期的学术实践过程中,徐中舒先生在自觉借鉴经典作家理论,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对西周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自成一系的西周封建论论点体系,从田制和税制两方面考察了从西周末年到唐末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化的过程,从政治、经济等方面较为深入系统地考察了封建专制主义逐步加强和封建统治逐步削弱的原因。徐氏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研究,推进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古史体系的建构,在长期的学术论争过程中,其学术史价值亦日益得到彰显。

徐复观先生之董子研究

董仲舒在中国儒学史的地位极为重要,然而现代新儒家群体对其大都忽视,惟独徐复观极其推重,在董子研究方面着力甚多。这一方面是出于徐复观对中国文化进行现代疏释的需要,也是其思想史研究理路的必然结果。徐复观对董子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分别对董子的公羊学、天的哲学、政治思想及其与汉代政治关系进行了分梳和诠释,既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和风格,又极大地推进了董子研究的进展,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徐中舒与中国前封建社会研究

在长期的学术实践过程中,徐中舒通过对上古社会氏族组织与婚姻、继嗣、亲属称谓,村社共同体的存在形态与特征,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夏商奴隶制形态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探索,建立起独到完善的中国前封建社会理论体系。无可否认,徐氏的论点体系仍有待学术界继续完善,有的观点,仍有待于学术界在新的学术背景下作新的审视和进一步深入探讨。但总的来看,徐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充分发掘古代文献、考古学资料,并高度重视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材料的参照作用,在坚实的史料和科学理论基础上,逐步揭示出中国前封建社会的绝大部分历史真相,促进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前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的深入与理论体系的完善,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前封建社会形态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

徐中舒先生遗札考述

古文字学家容庚旧藏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教授遗札13通,内容涉及徐中舒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些重要学术活动。容庚、徐中舒等曾共同组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重要的学术团体"考古学社",在考古学特别是古器物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由徐中舒经手,为原中央博物院购买了著名的"殷代二玺",不仅具有印学史上的意义,对于研究从商代到战国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36年徐中舒经手为原中央博物院购买了著名收藏家刘体智善斋所藏的一批青铜器,围绕器物的选择,反映了傅斯年、徐中舒等人的学术眼光与旨趣。

钱钟书翻译理论探秘

钱钟书不仅是国学大师,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有独到见解。他的“诗不能译”的理论实际是一把双刃剑,不是对翻译的否定,而是对翻译的一种最高的境界要求——“化境”。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批评宋代诗人许月卿发微--兼及钱先生论理学、气节与宋末诗歌

钱锺书先生在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对宋末理学诗人许月卿的诗文进行了毫不宽贷的批评,其评语蕴含着丰富的诗学内容,与《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相关内容比对,可以诠释出钱先生评语的深度内涵。同时,它也启示着我们应当发掘钱先生对理学、气节与宋末诗歌关系的卓见,重新审视理学、气节等因素在钱先生诗学评价体系中的位置。

徐中舒先生治学方法琐谈——王国维“二重论据”与徐中舒的“多重论据法”

徐中舒先生一生治学颇多建树,他师承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王国维开创的以地下史料考订文献史料的"二重论据"的史论方法,对他影响至深。但徐先生一贯主张"跟着时代前进有所发展",在治学实践中,除继承传统的"考据"手段外,将老师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论据"发展成"多重论据",大大丰富了史学研究的方法,为史学研究、特别是先秦史和史前史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徐中舒先生的“两论”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

新中国成立后,徐中舒先生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中国古代史和巴蜀文化史研究。基于1949年以后巴蜀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徐先生运用新的史学观,于1959年和1960年发表了《巴蜀文化初论》和《巴蜀文化续论》。在"两论"中,徐先生论述了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紧密关系,梳理了巴蜀民族、部族之间杂居迁徙与相互融合的历史轨迹,进而得出中华各族"原来就是一家","中国"是因文化而立国的结论。徐中舒先生的"两论"与同期蒙文通、缪钺、冯汉骥、任乃强、邓少琴等先生关于巴蜀文化的研究争鸣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巴蜀文化研究热潮。

钱山漾文化与“徐中舒之问”

过去,谈及吴越,一般多视为"断发文身"的荒服之地。史学宗师徐中舒曾有一问:"要是吴越的文化真很低,怎么能骤然兴起并与中原争霸呢?"要回答徐中舒之问,必须借重考古新发现与研究的新成果。考诸太湖流域之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钱山漾文化,无疑皆可视作先越文化,是越文化的发端之所,并由此奠立了越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

徐中舒先生古文字学研究的一些启示

徐中舒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他早年受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从此走上古文字学研究之路,60余年辛勤致力于此,取得卓越成绩。徐中舒理性地评价《说文解字》及其注著的得失,在"破许疑段"问题上提出大胆的看法,诠解和纰缪传统"六书说"的概念和来源。他主张在客观历史语境下动态考查古文字的形、音、义,同时视古文字为史料来补正和考索古史,借助古文字探索古代社会的真相。此试就徐中舒古文字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进行归纳和评介,突出其探究古文字的理路、特色及成就。

《春秋》“见之于行事”在思想传统中的意义

孟子说《春秋》兼具“文”、“事”与“义”,董仲舒、司马迁等汉儒进而传述《春秋》明王道而“见之于行事”,显见“事”与“义”非对立,可以相发明。宋儒程颐以《春秋》言“事”为穷理之要,清章学诚复从中绎出“因事寓理”之旨,近人徐复观进一步指出这有别于诸子百家常见的“载之空言”的系统,《春秋》“见之于行事”是一种特殊的思想表达方式。

徐中舒与史语所关系述论

徐中舒是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其早年成学经历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立密不可分。徐中舒自1929年进入史语所,主持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并兼任史语所秘书,同时还完成了大量研究工作,产生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其所以能有如此成就,一方面是和徐中舒本人良好的学术功底和勤奋求进的优良学风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史语所优越的研究环境和学术氛围有着密切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学者的“学术戍边”研究——以徐中舒的明清东北史研究为例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学术侵华”和“武装侵华”的唱和关系及其危害,因而联合其他四名学者共撰《东北史纲》来驳斥日本学者矢野仁一等人提出的“满蒙非中国论”。由于徐中舒做过明清档案整理因而负责撰写“明清之东北”部分。虽然除了傅斯年编写的第一卷之外,其余都未能出版,但从李济的英文简要版可以看出徐中舒对明清东北史的基本主张,反映了徐中舒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