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台湾地区革命者的历史认识——以《不逞团关系杂件:台湾人之部》和罕见报刊为中心

大革命时期(1924—1927)旅居内地各地的台湾地区革命者是最早回顾《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地区以来的台湾地区历史的先驱群体。依据日本外务省秘密编纂的档案《不逞团关系杂件:台湾人之部》以及各种台湾地区革命者罕见报刊,可以发现大革命时期的台湾革命者因为主义信仰的不同而出现历史认识的分化。无政府主义者批判中国台湾割让日本以来的各种暴政,却缺乏基本的历史时间感。马克思主义者以帝国主义以及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台湾史,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至于民族主义者则尝试以回顾台湾地区历史来争取内地读者的同情,甚至以此论证台湾地区革命融入国民革命的必要性。尽管他们的历史认识以及各自在内地遭遇的现实情境都不相同,他们的思考却作为重要的历史准备,成为后起的台湾地区革命者深化历史认识的阶梯。

许地山小说语言风格论

许地山作为一位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他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不仅得益于其题材选择、人物塑造和思想内容,也得益于特色鲜明的语言风格。总体来说,许地山的小说语言呈现出简练、明快的风格特点,以思想性格和生活经历为主的主观因素与以社会时代为主的客观因素共同构成了其成因。从现代文学语言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许地山的小说语言规避了过分文言化和欧化的弊端,为其后继起的新文学作家提供了语言镜鉴。

废墟中长成的叛逆农妇——重审春桃形象

许地山的创作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股灵秀之风,作品中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多通过宗教信仰达到自身与现实的平衡,女性形象往往以消极的态度面对人生苦难。许地山后期的文艺创作受到社会改革和个人情感的影响,弱化了宗教传奇色彩,增添了现实主义气息。《春桃》就是许地山对女性解放问题的新思考,也透露出他在昂扬与怀疑间徘徊的矛盾心态。

跨界的主题表达:许地山的文学与音乐

在音乐艺术的影响下,许地山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民族音乐浸润纯真爱情、雅俗曲调传递家国情怀、宗教音乐内蕴生命意识三大主题。纵观其创作,许地山描绘世界所用的音乐语言是真实而简单的,他笔下艺术的主题和旋律都来自生活与民间。现实性、民俗性和宗教性在许地山的文本中,借着音乐的节奏和旋律达到了高度的谐和,形成一种缘情、浪漫、真挚的艺术格调。

许地山散文《落花生》故事发生地在徐闻考

少儿时代,许地山随“爹爹”许南英和家人从中国台湾台南到广东阳江等地四处漂泊。1902~1903年,聪颖的许地山在徐闻县读书和继续接受家教约一年,8岁就懂得了“做有用的人”道理;徐闻住处有“屋后”“半亩隙地”和“茅亭”;“落花生”是徐闻主要经济作物,有260多年大面积种植花生历史,产量大,食品种类丰富多彩,激起其一家人种植花生欲望和兴趣,开垦“半亩隙地”种植落花生,在“茅亭”品赏花生,谈论“做有用的人”道理。故许地山散文《落花生》故事发生就在徐闻县。

“妈祖”原型与许地山小说的关系

本文从民俗学角度阐释妈祖文化对许地山创作的影响。妈祖从一个真实普通的女性演化为特异的神灵,并在长期流传中浸染上宗教色彩。小说中人物刻画、意象营造和情节建构都与妈祖原型叙事存在着同构现象。

《玉官》:一部被“忽略”的文学经典

许地山的小说《玉官》是一篇具有复杂意味的经典之作,但长期以来它却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史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重新挖掘它的内涵与艺术,分析被忽略的原因并确立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许地山的学术成就与印度文化的联系

许地山的学术成就与印度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佛教和印度文学两个方面。其人生观和文学创作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 ;其佛教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他对印度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印文学比较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试析许地山笔下的春桃形象

许地山笔下的春桃形象虽有浪漫主义色彩,但更具有现实主义特点。从春桃的精神世界来看,她虽然地位卑微、生活困苦,却拥有独立的意志、强烈的自尊、健全的人格、务实的精神。从现实合理性来看,春桃外貌的美丽清洁是小说必要的审美元素,以克服其社会职业的卑微不洁;其生活环境是大都市北京而非保守的乡村为她创造了宽松自由的环境;小说一女二夫情节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存在,近似于民间奇异婚俗。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来看,春桃形象反映了许地山关于人生问题、妇女问题的思考,是对以往创作的一种超越,也是个人情感追求的一种流露。

胡适、许地山与香港大学经学教育的变革

胡适于1935年元月参访香港大学时对香港大学的中文教学有颇为尖刻的批评,认为完全掌握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适逢港大当局有意聘请胡适主持中文教学的改革,胡适便向港大校方推荐了许地山以自代。许地山对港大中文教学体制与人员进行了重要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经学课程被彻底取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固然与经学在现代大学课程体制内处于妾身不明的状况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却可能是跟授课者的讲授效果有关。

伦敦会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视角

在近代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史上,伦敦会作为最早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英国基督教布道会,致力于采取"社会服务型"传教策略和方式在华开展教育、出版、医疗、慈善等活动长达一个多世纪,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早年曾就读于伦敦会创办的各类学校,或协助伦敦会传教士在华开展翻译及其他文教活动,王韬、孙中山、许地山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探讨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伦敦会之间所建立的密切联系,有助于学界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了解在近代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论许地山小说的宗教意识与情爱模式

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地山小说一方面暗合了"痴情女子负心汉"的传统情爱模式,揭示了传统文化在人物精神深处的深刻影响及其所导致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因为宗教意识的输入,许地山小说转换了"喜新厌旧—沦落天涯—弃妇幽怨"的传统弃妇叙事方式,使其笔下表面上逆来顺受的女主人公内心充满了洞彻人生的智慧和执著生命的坚韧,明显有别于五四运动时期"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娜拉"们。许地山小说对于感伤流被的"五四"文学而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论许地山的儒教观

许地山是20世纪初期较早从现代意义上对"儒"及儒教进行宏观审视的学者之一。依许地山,儒在源起上不应止于所谓的"殷民宗教者"而应推设到更为久远的史前时期。原初的儒,本身具有进一步转化成教门的潜能,社会的光景、师儒之职、加之"《书》的理想"促使儒的名号自孔子之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教义,而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神学化儒教的生成也有其自身的情势和客观的缘由;作为"伦教运动"的儒教比作为"神教运动"的儒教更合乎情理,故儒教在未来若欲成为一"新宗教",必定要有"社会灵魂",能切实抓住生活的根源,也还要在人群上寻求"更高的联络";现代儒家若能"谋诸宗教的沟通",用"宋儒的精神"以整理儒教的旧教义,就能使之成为一"高尚的宗教"。许地山的儒教观是其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于儒学的现代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提示意义。

异国背景与许地山的小说创作

许地山的早期作品大多以印度、东南亚等为背景,这不仅赋予了它们神秘奇特的异域情韵,更体现了作家独特的文化心理个性,也与他向往彼岸世界的宗教情怀达成了惊人的"同构"关系,使得许地山的艺术天赋最大限度地得到了展示。

与基督相遇——论许地山文学作品中的汉语基督神学思想

许地山是位基督徒,他的许多作品,或显或隐地表达了基督神学思想。他以文学的形式努力构建汉语基督神学思想,这是他的基督教信仰与他的中国文化观念相遇的产物。当我们尝试着揭示许地山基督神学思想的架构时,也同时完成了对许地山文本的深层阐释。

许地山的学术思想与方法研究

许地山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且在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个学术领域都有所建树,然而学术界对他的研究长期拘囿在文学领域,忽略了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与贡献.文中采用文献梳理与文化研究的方法,初步廓清了许地山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许地山在学术上追求"博闻强识";在治学方法上承继了清代考证学并汲取了西方的科学精神;他立志"为学",提倡"政学分途",并能与"流行学风"保持距离;分析了中国缺少"治物之学"原因与传统学术的"社交学问"、中国现代学者的生存状态以及学术资源的匮乏的关系.

许地山小说宗教色彩的显与隐

宗教色彩是许地山小说最具魅力的个性特征,在前期小说中,宗教色彩的表现是直白浅露,一目了然的,主要通过作品有关情节的形象化展示及画龙点睛式的篇末垂教两种方式来宣示宗教意识。在后期小说中,宗教色彩依然客观存在,但表现得相当隐秘,几近于无,只有细心品味方可看出个中三昧。

谈老舍与许地山的深厚友谊

老舍与许地山1922年春相识于北京,后来又在伦敦重逢。老舍不仅在宗教信仰的选择上与许地山殊途同归,而且连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颇受许地山的影响,因而可以说他们之间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当许地山不幸在香港病逝时,老舍含泪撰文悼念,同时向文艺界提出了以实际行动来纪念许地山逝世的两种办法。

许地山与牛津大学

本文用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澄清了许地山和牛津大学关系中的若干事实。许地山1925年1月20日到1926年5月22日在牛津大学学习,所属学院为曼斯非尔德,但又以非学院生对待,专业上属东方语言系,毕业论文题为《泛神论思想在印度和中国的发展》,获文学硕士学位。

论许地山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兼谈许地山人生观的转变

论文着重分析了许地山《命命鸟》、《商人妇》、《女儿心》和《春桃》四个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形象,透过这些人物之于命运的不同态度,可以明显洞察出作家人生观的清晰转变轨迹,即从消极遁世转向积极入世,从抛弃人生转向拯救人生,从由虚无走向充实,由梦与幻走向了血与火。论文试图借助许地山这种人生观的变化,去进一步考量一个作家的宗教信仰同其写作原则之间的微妙关联,以及如何从中作出抉择的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