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视野下徐志摩非抒情散文的现代国家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得到重新评价,但主要在诗歌和抒情散文方面,其杂感、游记等非抒情散文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更缺乏对这些散文所隐含的现代国家意识的深入分析。在人文主义视野下重读徐志摩这些散文,可以窥见其现代国家意识的演变轨迹和基本内涵。从中学投稿校刊开始,徐志摩就表现出忧患国运、希望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出国留学后,他受英伦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向往和提倡民主制度。欧游归来,他论辩苏俄问题,反对暴力革命。他对现实失望又不甘于失望,大胆批评时政,追求自由和理想。他的现代国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忧患和愿景,与此同时也存在理想主义的局限。

沉浸他者文化而生的民族自我批评:狄金森、徐志摩与赛珍珠

狄金森、徐志摩、赛珍珠不仅是万众瞩目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重要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的创始成员,是跨国文学共同体网络的一部分。他们与自己国家格格不入,却在异国他乡建构身份认同,都在自己的祖国和海外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促进了中英之间和中美之间极具活力的文化交流。他们对本国的批评之所以令人信服,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曾长时间生活在他者文化中,由此获得审视故土道德标准和国家政策所必要的批评距离。以对位视角来看,他们是早期移民作家和学者的杰出代表,他们相信多元交融的必要性,相信促进多元世界文化遗产,尤其是鼓励批评性文化以及民族自省的必要性。

自由主义文人对左翼作家的审视--以徐志摩和邵洵美的《珰女士》为中心

由自由主义文人徐志摩创作、邵洵美续作的小说《珰女士》以“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被捕、营救和牺牲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为故事背景,并对丁玲、沈从文等文坛著名文人故事加以融入和演绎。这部小说体现出自由主义文人对左翼作家人道主义层面的同情、意识形态维度的质疑及爱国主义立场下的理解。《珰女士》作为徐志摩创作的重要小说,不仅是全面认识徐志摩不可或缺的一部作品,亦是洞悉20世纪30年代文坛与文学思潮的重要窗口。《珰女士》的成书背景、故事影射及背后创作动机,反映出30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因启蒙话语的失落、政治身份的错位和社会地位的边缘化而产生的信仰危机和生存焦虑。

新月派诗人的译诗与节奏实验

在汉译英诗的影响下,新月派诗人开始了新格律诗的节奏探索。以“顿”代“步”、以“停延”代“抑扬”是新月派诗人沟通中英诗歌节奏的重要方法。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是新月诗人中汉译英诗的杰出代表,他们均在译诗实践中探寻新格律诗的创作道路,其译诗活动与新格律诗创作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节奏互动特征。受英诗节奏启发,闻一多提出“音尺理论”,以“尺”(顿)代“步”,寻求中英诗歌节奏的共通性;徐志摩主张“音节的匀整与流动”,于规律性的停延节奏中寻自由,追求诗意的流畅表达;朱湘落实“以顿代步”译诗原则,突破“音节对应”的局限,三者共同推动新格律诗的发展与繁荣。

美学视角下徐志摩诗歌语言艺术刍议

徐志摩积极实践闻一多的“三美论”,借鉴中国古典格律诗与西方诗歌在音韵与形式上的审美特点,其诗歌作品语言华美、题材多样、独具空灵、气质柔美。从美学视角出发,将徐志摩诗歌语言的审美特点分为音乐美、绘画美以及建筑美,基于这三种审美特点使徐志摩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为我国新诗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论现代歌词对徐志摩诗歌的改编

早期白话诗人的诗作在20世纪20年代相继被谱曲入乐,徐志摩诗歌的音乐化因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流传效应成为此中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其诗歌本身具有的音乐性,及诗歌向歌词转化过程中进行的诸多改编,都助力了诗作与歌曲在彼此借重中再度实现审美意义、扩大传播范围。考察现代歌词对徐志摩诗歌的改编,目的在于探究中国现代诗乐结合的可行路径,引发现代学人再度思考身陷困境的诗歌与歌词创作,以探求如何实现诗歌受众群体的扩大及歌词艺术水平的提升。

悖论、隐喻与张力——徐志摩《再别康桥》的文本细读

《再别康桥》着力表现了徐志摩对康桥的无限眷恋,真实反映了他对英国文化的热爱。从新批评文本细读的角度看,《再别康桥》中包含着悖论、隐喻、张力等,在逻辑、情感、内蕴等方面展现了徐志摩极具个性化的诗歌创作信仰。

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与翻译——以徐志摩为例

自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1959年)一文发表以来,海内外学界就不乏对影响研究(有意)无意的误读或误释。就中国现代诗歌而言,避谈影响及其转化便无法厘清其逻辑生成机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徐志摩的诗歌写作与翻译的内在联系,管窥中国现代诗歌的生成,阐明现代诗人将"影响之焦虑"化为革新之动力,通过自己多方位的创作与翻译,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等方面创造性地转化了西方诗体,不仅使现代(白话)新诗收获了文体的繁荣,也极大扭转了新诗的非诗化发展趋势,找回了它应有的艺术气质。诗人以其独特的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对此给出了足堪垂范后人的答案,尽管仍未完全成熟。对于郭沫若、闻一多、冯至、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诗人翻译家亦当如是观之。

论“新月派”作家与伍尔夫的精神契合与文学关联

得天独厚的知识背景与崇尚"优雅"的美学品格,使得"新月派"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情有独钟。其灵魂人物徐志摩以及文学中坚林徽因等均与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精神领袖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契合与文学关联。徐志摩是中国文坛评介伍尔夫思想与创作成就的第一人;林徽因不仅在教养、才情上与伍尔夫颇多类似,其小说创作的现代性特征也体现出对伍尔夫式的意识流技巧的借鉴。"新月派"作家与伍尔夫的不解之缘,映照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一个侧面。

论徐志摩散文的美学追求

赋与大自然以性灵神韵和社会意义，是徐志摩散文追捕的美。他把三种美感形态的创造作为散文重要的艺术追求：柔美，能让人感到和谐、情意缠绵及轻松愉快；壮美，能引起人一种奋发向上的情感；悲壮美，能使人在沉痛、怜悯、崇敬和赞美等精神反应中得到美好情感的激励、振奋、陶冶和提高。他在散文中所探索的想象美，主要表现在补充感觉、洞见美质、拓展诗意和超越时空局限方面。他的散文，极力追寻的浓艳富丽美文体，是由丰富的“色彩意识流”、变形的联喻、虚幻的荒诞描写和艺术通感组成的。

论徐志摩后期诗歌创作风格的嬗变

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始终交织着内心的生命体验与外在创作观念的矛盾冲突。1926年前后,由于生命体验突破了创作观的束缚,使其在多个方面发生变化。他的诗不再拘泥于"健康"、"尊严"的原则,而是直面现代人痛苦、焦灼的内心世界;大自然不再是诗人的精神家园,而是反衬出生命的渺小甚至虚无;他的现实主义诗歌不再是肤浅的场景速写,而是渗透深切的生命体验。

花雪世界 风月无边——徐志摩诗歌新解

诗化意象“风花雪月”在徐志摩诗歌中 ,既是诗美象征 ,又是情意象征和哲理象征。这一组意象的出现 ,是诗人人格精神和审美观念的投射。在 2 0世纪初期风云际会的中国土地上 ,徐志摩用“风花雪月”

徐志摩散文艺术论

徐志摩散文显示出诗、小说与散文的相渗相融 ,闪耀着潇洒、自由的个性风采 ;他既追求情感的互渗性 ,又重视美学的移情作用 ,故其散文注重表现情景交融的诗境 ,心物合一的妙境 ,主客贯通的化境。他认为宇宙的生命精神蕴藏在生活本体和大自然中 ,因而 ,他的散文注重歌颂大自然和生活本体的主体———人的生命精神。徐志摩重视艺术中所迸发的思想火花 ,宣扬人道主义精神 ,鼓吹为社会奉献的精神 ,这种思想是积极的。

音乐化:徐志摩的诗歌美学

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一直多受诟病,除了因语言的俗白透明而缺乏意境深度外,很重要的不足就是音乐性问题,与古典诗歌相比则更为彰显。但徐志摩却是一个例外,他通过阅读、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将中外诗歌的音乐化(主要包括音节、音韵、律动与再现等音乐写作手法)呈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性转化。如果说徐志摩的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富于音乐性,那么,其音乐性最突出地表征为音乐再现艺术的运用,主要体现为完全再现、部分再现和变奏再现及其综合运用。本文通过实例分别阐明其音乐性的师承以及音乐诗学的内涵,将其置于中外诗歌音乐性探求的纵横坐标中,借此为新诗的音乐性正名并予以反思。质言之,徐志摩为新诗的艺术化与音乐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石,促成了新诗的文学性与音乐性本质的回归,值得后来者总结继承并光大之。

徐志摩后期美学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倾向

徐志摩后期美学思想也像梁实秋、闻一多一样,有着从浪漫主义转到“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这主要表现在《新月的态度》、《秋》、《猛虎集·序》等文章上,但学界对此尚未有过论析。其转变的原因是,自1926年起,徐志摩像闻一多一样受到梁实秋所宣扬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其古典主义倾向着重在艺术的理性节制、标准的规范、常态的人性等,即总体上在艺术的“健康”与“尊严”的审美追求中展示出来。

论徐志摩之思想境界

徐志摩一生毁誉参半 ,然而至今中国人还是喜爱他 ,不只是因为他的诗 ,他在文坛上的贡献和地位 ,因为他在一个古老历史的国度里展现了对“新的政治 ,新的人生”的理想执着及对信仰。

情感炼狱中的田园梦——解析陆小曼《西山情思》

《小曼日记》撰写于陆小曼和徐志摩的不伦之恋饱受争议而前途未明之时,既是陆小曼的情爱心灵史,也是她和徐志摩的灵魂对话录,对于深刻理解徐陆之恋的实质,以及现代性情感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小曼日记》在现代言情散文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其中记于1925年5月11日的《西山情思》是最出色的一篇。本文从写作背景、篇章结构、思想情感底蕴及戏剧国画修养对文字艺术的影响等多个方面对《西山情思》加以解析,重点探讨陆小曼在这篇日记和1925年6月14日的日记中所表现出的与徐志摩的自然观相呼应的逃离城市、隐居山间的强烈意愿,这是陆小曼在情感炼狱中的"田园梦",同时也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在"侠客梦"之外的另一种情结或集体无意识。

真灵性与逝水情的诗化律动——徐志摩爱情诗的情感脉络

徐志摩的爱情诗有着独特的诗学内涵,其诗情、才情、爱情的多维图式,是他独有诗思、诗情、诗性在20世纪中国爱情诗尚未成熟张扬背景下的一种魅力彰显。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茵、陆小曼的爱情纠葛,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爱情范式,即徐与张的"媒妁恋"、徐与林的"知己恋"、徐与陆的"素性恋"。三种爱情范式的变异形态虽不尽相同,但情感内质的纯洁,转换方式的健康,认知态度的严肃却是相同的,其间倾满着诸多社会、家庭以及文化的无奈阻隔和冲破阻隔的抗争与斗争,有着波澜不疲爱情灵性的诗化律动。这使他的诗作既引领时代,又确立自身诗界席位,更留下何为纯诗珍品思考空间的重要一翼。

曼斯菲尔德与徐志摩之比较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徐志摩虽然处在不同的文化圈 ,但他们的作品在叙事角度、文体风格方面有着惊人的相合之处。曼斯菲尔德的作品主要通过人物的有限视角进行叙事 ,《幸福》就是通过女主人公贝萨的有限视角再现了她对人生的幻灭。徐志摩的短篇《浓得化不开》(新加坡 )也是通过人物廉枫的有限视角透视了他孤独悲哀的心境。曼斯菲尔德和徐志摩的作品在文体风格方面也极为相似 ,他们的作品都以含蓄为主要特征。其实 ,二位作家创作的异曲同工之妙有着坚实的基础 ,因为早在 192 2年徐志摩就拜访过曼斯菲尔德 ,且他是中国翻译这位女作家作品的第一人。

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

1925年和1926年,徐志摩与胡适这两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好友先后游历莫斯科。莫斯科之旅使他们发生了深刻的思想逆转:徐因苏俄之梦的幻灭而回归自由主义,胡则激赏新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而引起"新的兴奋"。由此,徐胡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苏俄问题的论争。徐对俄罗斯文化的"吊古"情愫体现了他的诗人本色,而胡对新俄政治新试验的欣赏则体现了他的"士大夫"性格。胡徐苏俄观的分歧表征着自由知识分子深刻的思想冲突。在这场思想论争中,诗人徐志摩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守护者,而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精神领袖的胡适,则因心仪莫斯科新政而成为苏俄革命的同情者。胡徐围绕苏俄问题的歧争是20世纪前期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饶有意味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