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会稽士僧群与浙江诗歌之路的早期开拓

东晋永和年间,会稽聚集了众多的名士、名僧,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其中支遁等高僧不仅富有名士风度而且长于诗歌创作,“言咏属文”成为会稽士僧交往的重要内容。在佛教的推动下,会稽发展为东晋中后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会稽是浙江诗歌之路中的重要区域,与钱塘江诗歌之路、瓯江山水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会稽的诗歌创作风气,以及会稽士僧在迁移、流动中对会稽诗歌的传播,促进了剡县、天台山、钱塘、永嘉等地诗歌创作的发展,对浙江诗歌之路的形成具有早期的开拓之功。

靳学颜诗拟魏晋的语言表征与精神承继

靳学颜是明中叶文学家,曾与李攀龙、李先芳、殷士儋、谢榛等人于京城结社酬唱,其文学思想受到“前七子”复古运动影响,诗作古风浓郁。靳学颜的五古诗歌多借助字比句拟、拟古创作、引譬连类魏晋名士典故的方式追摹魏晋风习:语言结构继承建安诗风的简练刚健,意象苍茫悲凉,效仿以曹植为代表的魏晋文人诗作;在寄托情志时多追慕魏晋人格,抒发对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魏晋隐士的景仰之情。

元好问、严羽宋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的代表人物,元好问和严羽对宋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对宋诗持批评态度,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宋诗的评价侧重于思想内容且较为客观中肯。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对宋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宋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

龙口晋墓砖铭与太元廿年青齐情势

东晋、后燕对立时期的青齐地区形势,以往因史料缺乏而很不明晰。2007年山东龙口市东梧桐晋墓出土的铭文墓砖,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新线索,可以佐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册“建兴十年后燕疆域图”绘入青齐全境,并不准确。这一时期青齐大部是在附属东晋的辟闾浑势力控制之下。东梧桐墓地是由两座西晋墓、两座东晋墓构成的家族墓地,显示出当地大族力量的长期延续。永嘉之乱后,尽管不断有河北侨民南迁,但一直到南燕统治青齐为止,青齐大族在当地仍处于政治主导地位。由于地缘性的影响,青齐地区受到河北侨民的影响,更显著的发生于青齐西部和临淄、广固一带,青齐东部的“土著”特征则更为显著。探讨四五世纪青齐区域历史,需要注意这种内部差异。

从东晋朝政看《孝经》郑注地位上升的缘由

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角度,对《孝经》学史上题名为"郑氏注"的传本为何得到推崇并盛行的原因进行探讨。通过考察,发现东晋官方有意识地提升了《孝经》"郑氏注"这一传本的权威地位,《孝经》郑氏注的微言大义确实与东晋官方的政治诉求存在明显的共振。该结论对于解决《孝经》"郑氏注"是否即为汉末大儒郑玄所注的学术争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名士漫游与东晋山水诗的兴起

东晋名士的山水漫游,至衣冠南渡二十余年后方始成风气,当此之际,曾郁积于过江者内心的家国悲思已基本消退。时人之出游山水,原为放松身心和寻求快乐,但其最终所得却往往是无法掩饰的苦恼惆怅。这主要是因为相较于人类的个体生命,自然山水的存续时间要远为恒久;漫游其间,东晋名士在体验到审美愉快的同时,也易感悟到自己的人生过于短促。当他们将此类感悟与山水之美一并表现出来,其所赋之诗便有了玄思成分。诗中玄思虽表面看显得旨趣超迈,寄意高远,但它实际关涉的依旧是时间迁逝和生死问题。上述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晋晚期才始见新变,而最能体现出这种新变的即是庐山诸道人的石门游与湛方生的山水诗。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摹拟的现象、成因与艺术价值

诗歌摹拟是魏晋南北朝重要的文学现象,包括以《文选》杂拟类为代表的显题摹拟和其他类型的摹拟形式,《诗品》对这一摹拟现象也进行了批评。深入考察摹拟现象的成因,可以发现,摹拟是时人文体自觉意识的产物,新变与摹拟同时并存,不成功的摹拟从反面促进了文体的新变。对于摹拟诗歌艺术性的评价,应考虑当时的历史语境,不同时代的拟诗风格不一。受才情、才性的影响,不同的诗人的诗作艺术性亦有高低之分,不可一概而论,应针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

论支遁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

东晋时期,大量佛经出现了汉译本,佛经对汉地本土文化的浸润加强。作为东晋高僧,支遁的诗文不仅在题材层面容摄了佛与菩萨之行事等,对佛经诸法空、禅定思想的容摄更已深入到核心的主题层面,其五言赞则容摄了汉译佛经赞的五言形式,显示出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初期阶段的特征。支遁诗文容摄佛经有力地开拓了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的道路,确立了后世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的格局。

徐兖籍士族与东晋前期政治

西晋末年南渡的徐兖籍士族,如琅邪王氏、琅邪诸葛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陈留阮氏等世家大族,对东晋政权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士族彼此之间相互联姻、相互提携,与皇室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徐兖籍士族入主中枢,把持朝政,控制着朝廷禁卫军权以及地方上重要方镇的军权,左右着东晋前期政局,影响着东晋政权的发展和稳固,成为东晋前期政坛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永嘉诗歌纵论

永嘉文学是反思文学,是探讨出路之文学。永嘉诗歌具有建安诗歌表现政治理想、人生苦短之内容,正始诗歌抒发苦闷之特点,太康诗歌追求靡丽精巧之形式,东晋诗歌以诗寄理、悟理之方法。同时,又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既有"感乱"之声,又有"咏仙"之音,既充溢着"清刚之气",又实现了"变创其体"。

东晋桓温军府对桓玄建楚的影响

东晋桓温军府是魏晋军府发展的延续。东晋时期军府之间呈现层级化的结构特征,存在宝塔式的纵向层级依附关系。桓温个人身份对桓氏家族的影响很大,他获得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也为桓氏后继者出任军将提供了契机。桓温善于治理和抚民,在荆州有较持久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成为桓玄成势的政情、民情基础。桓玄建楚是桓温、桓玄父子两代人努力的结果:桓温执兵权而行北伐之事,再借北伐立威,收功于外,获誉于内;桓玄则在晋末统治集团多方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借父辈余荫兵权急剧膨胀,直至改朝换代。但他们即使在最盛时也未能取得全国兵权。北府将刘裕讨伐桓玄,最终以北府兵击败了以桓氏为代表的荆州兵,并实现晋宋易鼎。某一家族在某一地区的世袭兵权,很大程度上为东晋强藩割据大开方便之门,桓温军府便是兵权私家化的表现之一,这不仅与当时皇权受到削弱有关,也与魏晋以来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有很大关系。

东晋佛隐诗创作述略

东晋佛教蓬勃发展,佛教思想与隐逸文化的相通合流,助长了隐逸之风,在汉魏时期演变为成熟的隐逸诗,在东晋达到了繁荣。佛隐诗成为一种新的隐逸诗形式,东晋诗僧是佛隐诗的主要创作群体,庐山隐逸集团是其中重要流派,支遁、慧远等是佛隐诗创作代表。佛隐诗中多有镜、水、月等佛教意象,是艺术审美与宗教哲学的融合,佛教意象丰富了佛理隐逸诗的内涵,对后世佛教与诗学的关系有着巨大的影响。

万马齐喑究可哀——析东晋诗坛爱国诗歌的稀缺

东晋时期,以爱国为主题的诗歌极为少见,原因在于儒家学说受到强烈冲击,不再成为时代主流思想,其地位被以旷达放荡为特征的玄学所取代,玄学严重影响文学创作,诗歌创作普遍脱离现实;个人意识和生命意识在大动乱中觉醒,士人理想幻灭,清谈盛行,安于享乐;东晋朝廷的内部矛盾、对外政策及政治经济措施,阻碍了爱国主题诗歌的产生;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民族矛盾并不尖锐;诗歌领域的爱国主题在唐宋以前未得到恰当的开拓;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变化,载道文学向娱情文学转化,诗歌的形式得到更多的重视;文学团体共同创作倾向的影响等。

魏晋南北朝仿乐府《燕歌行》创作及其艺术追求

魏晋南北朝仿乐府《燕歌行》创作,从曹丕父子开始,到陆机与谢灵运的继续,再到南朝萧梁统治时期萧子显、王褒、梁元帝、庾信四人的仿作。至此,《燕歌行》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列性艺术模仿现象。立足其时诸多《燕歌行》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学艺术思潮,再从作品本身及作者艺术追求的角度考察分析,可以见出:不同出身、不同时代和不同生活境遇的作家,因为环境和生活状况的作用,受着所在时代艺术风气的影响,尽管他们模仿着同一个《燕歌行》样板,却产生了风貌各异的《燕歌行》作品;在此过程中,仿作虽然很少突破作为样板《燕歌行》的基调与内容框架,但不同的仿作却又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作家词采华美艳丽、韵律婉转清新、意境缠绵悱恻等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

略论魏晋之世的“言意之辨”

言意之辨作为魏晋玄学论题之一,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先秦诸子尤其是老庄对于言意关系的理解深刻影响着后人。汉末魏晋之世,天下大乱,汉代经学受到质疑和挑战,人的思想观念随之觉醒,言意关系重新受到士人关注。通过对当时流行的三家言论的简要分析,指出他们各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相比之下,荀粲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对后世的影响更大。

晋代“璇玑图”织锦的探索和研制

"璇玑图"织锦由前秦时期才女苏蕙创作并织就,是一件绝世之作。根据文献资料对诗文内容及图形文字的记载,探讨了"璇玑图"织锦的由来,并通过推断当年的纺织科技水平及织锦的结构、材质,还原了当时的制作技艺。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最后确定了采用五重经锦来进行表现的设计方案。经过多年反复试验和改进,终于将失传1 600余年的晋代"璇玑图回文诗织锦"试制成功。复原品不仅仿制得形似、神似,而且创新研制了不同技法、不同结构和不同风格的"璇玑图"丝绸作品,以适应现代人的喜爱和应用。

论东晋僧诗的特殊性

东晋时期,随着般若学的广泛流传,许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投身到僧人队伍中,诗歌这种文学形式逐渐被引入宗教领域,成为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僧诗重在说理,受"佛玄合流"思潮的影响,说理形式呈现出"以玄释佛"的特点。同时,自然山水景物也被引入诗歌,成为诗人顿悟佛理禅机的客观意象。

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桓氏父子

在以门阀政治为特征的东晋政局中 ,士族与皇帝分享权力 ,士族有时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桓温、桓玄父子均以取得皇权为目标 ,最终却连门户也无法保全。桓温的失败在于没有充分理解门阀政治的运行规则 ,打破了门阀政治的平衡原则 ;桓玄的失败则体现了士族势力的整体衰落。

论陶渊明诗歌与东晋玄言诗之关系

后人对于陶渊明及其诗歌作品多有赞誉,却对出于同一时代的文坛主流玄言诗多持批评态度。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看,陶渊明不可能脱离其时代,他或多或少会受到那个时期玄学思潮的影响。从其生平思想来说,一方面陶渊明受魏晋风度的影响,这在其一生的行迹中有所体现;另一方面陶渊明的思想受玄学的影响,表现在他的“桃花源”社会理想和“委任运化”地看待生死问题上。从陶诗与玄言诗的关系来说,陶渊明受玄学思想的影响在其诗歌中主要表现为:其一,陶诗中有表现玄理和玄学人生观的内容;其二,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与玄言诗阐述、体现玄理所要求的清虚恬淡和简约风尚有着相似性;其三,陶诗与玄言诗所使用的词汇同是承袭老庄玄学用语发展而来。因此,陶诗与玄言诗的关系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从玄言诗中化出的。

东晋《兰亭诗》与玄言诗之关系

就表达内容而言,兰亭诗无疑属于玄言诗,也体现了玄言诗理感赏心、情调逍遥、意趣恬淡的审美特质。但是,由于兰亭诗创作特殊的山水背景、"以玄对山水"的审美态度、趋同的审美心理以及因景体玄的创作倾向,使兰亭诗与一般玄言诗又有细微区别。二者之间,既表现出兰亭之景与山水清音的趋同性,又表现出直接说理与参玄悟理之差异性。而兰亭诗追求的理趣与诗思的融合,又拓展了玄言诗境,对后代诗歌尤其是山水诗影响十分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