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行宫制度与宫廷革命——兼论陈寅恪“玄武门学说”之拓展

隋唐时期帝王行宫为数众多,主要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中尤以避暑行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唐代都城建置对国家政治格局固然颇有影响,但宫廷革命的成败却并非只表现在宫城北门的得失这一个方面。隋及唐初的帝王们对不同的行宫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他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居住,使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说,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都城,另一个是帝王所幸的行宫。帝王们在巡幸行宫期间,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时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时机。在行宫中发动政变的一方要想获得政变的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对相关行宫的控制。这一观点,可视为是对陈寅恪"玄武门学说"的一个拓展。

跋唐隐太子李建成及妃郑观音墓志

李建成,有唐开国储君,初建功勋,后败于皇位之争,命丧玄武门。太子妃郑观音,出荥阳郑氏,命运多舛,生平事迹颇多传奇。李、郑二志间涉初唐重要史事,极具史料价值。本文征之以传世文献及其他碑志材料,对墓志所载史实略作考证,以期于唐史研究有所裨益。

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看"玄武门之变"

唐代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是朝臣入宫奏事的必经之地,因此,玄武门成为宫中与外朝联系的咽喉要地。秦王李世民与皇太子李建成的权力争夺最终导致"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六月四日当日的对质,玄武门是李建成、李元吉入宫的必经之地,所以在政变中把玄武门作为埋藏伏兵突袭的有效地点,切断建成、元吉的退路是必然的。同时,李世民依靠收买的北门禁军重要将领,采用先发制人的战略,最终获得"玄武门之变"的成功。

说唐小说“玄武门之变”考论

说唐小说中的“玄武门之变”虽然在细微处有区别 ,但其倾向性非常鲜明 ,即肯定李世民 ,贬斥李建成、元吉 ,认为此事件是正义之举。此种倾向性与宋以来的史家之观点以及敦煌话本《唐太宗入冥记》的倾向性迥然不同 ,体现了明清说唐小说家对“玄武门之变”

唐朝前期皇位继承制度不稳定原因初探

从李氏一族重武功及唐初权臣之政治地位两方面分析了唐朝前期(玄宗以前)皇位继承制度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即李氏一族自北魏后世代为将,而且与少数民族有很深的渊源,因此选择嗣位之君,有"择勇猛者立之"的倾向;唐初关陇军事贵族与山东士族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双方均欲拥立嗣君,以得元勋之功。

“玄武门之变”与贞观雅正诗风的兴起

禁门喋血,李世民杀兄逼父,夺取皇位继承权,内心深处产生畏惧心理。他特别畏惧群臣非议,畏惧史臣秉笔直书,这种畏惧心态使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最终化为励精图治的动力之一,以图扭转乾坤。这种励精图治的心态反映到文学上是一种政教化的文学观,倡导雅正之文学。在其耳濡目染之下,贞观初年雅正之风大兴,诗坛上兴起一股清新劲健的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矫正绮靡诗风的功效。

唐隐太子李建成妃郑观音的命运变化探析

唐初,太子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但其妃郑观音仍然存活。郑观音作为太子妃,虽地位尊崇,但文献中对她很少记载。关于她在玄武门之变前后的生活、命运变化等情况不详。据近年出土的《郑观音墓志》,郑观音家世显赫,与李建成的婚姻美满;玄武门之变后,命运反转,郑观音在唐太宗时地位低下,但到唐高宗时期,其地位则有所上升。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玄武门政变对她的影响越来越小。

清代前中期宣武门内教堂的修建与重建——以耶稣会士的记述为中心

宣武门内教堂是耶稣会士最早建成的正式教堂,最早俗称“西堂”,后以其方位被称作“南堂”,耶稣会士或称之为“学院教堂”。该教堂由耶稣会士汤若望在1650年主持修建,1705年该教堂完成改扩建工程,增设管风琴。1720、1730年两次地震,宣武门内教堂损坏严重,在京耶稣会士重建教堂,于1743年再次对外开放。宣武门内教堂的形制与内饰如何,耶稣会士书信中时有记述,其中又以乾隆朝宫廷乐师鲁仲贤的描述最为详尽。富有特色的教堂建筑吸引了不少访客,但访客们的兴趣只停留在建筑、绘画、器物这些感官层面,并不涉及对基督教的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