氍毹的传播路径及唐代氍毹图像的流行

氍毹是中亚及其西部地区游牧民族铺垫在地面的一种毛毯,用羊毛编织而成,并有精美的图案。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中国始从大秦了解到氍毹这种物品。魏晋时期,粟特人将氍毹作为珍贵的贡品进献给中国,但氍毹图像尚未流行。南北朝至隋代,来自中亚的粟特人来华经商并定居长安、洛阳、邺城等地,氍毹作为重要商品输入长安和中原地区,来华粟特人及其后裔的石葬具上的图像中出现了氍毹。唐玄宗时期,氍毹图像在西安地区的贵族墓室壁画中较为流行,主要原因是唐玄宗个人喜爱异域文化,同时借助胡化的手段笼络异族人心,促进了胡旋舞在宫廷的盛行并以图像的形式被引入墓室之中。

《明宣宗行乐图》的持续在场与意识再现——运动技能如何表象“行乐图”的时间哲学研究

感知就是将主观的意识能量对象化为运动技能,运动技能的运行轨迹作为对象化的表象描绘出“行乐图”的整体外观,也正是整一性的“行乐图”的生成揭示出意识主体对于运动技能的立义前提是现在感知的持续在场。瞬间立义无疑是图像意识的当下在场,其内容可以是捶丸运动的全部动作,也可以是其每个动作的意识流程,而每一流程都归属于一个意识外化出来的直观,直观的物质材料就是有待运动意向充实的图像空间,进而“行乐图”构造活动的本质就是行乐者以其运动意向填充图像空间的意识再现过程。“过”是过往,过往是已逝时间客体的表象集合;“程”是图像,是表象集合的观念形态。由此,“过”的时间性与“程”的图像性在时间客体自身在此的意识变异中形成“行乐图”的观念界限。

论《会昌一品集》的编订与宣宗朝初年政治格局之关系

李德裕在唐宣宗大中元年编成《会昌一品集》,除了深具史识的因素以外,最直接的编集动机,是他对唐宣宗君臣“务反会昌之政”的不满。李德裕之所以对《会昌一品集》十分重视,并非出于文学艺术层面的考量,其实质是对文集中所收大量制诰的看重。制诰文体最能满足李德裕“润色鸿业”的创作期待心理。加之会昌制诰是李德裕以宰相身份创作的,可视为他本人相业的直接记录。因此,李德裕通过编订文集的方式来保存会昌政绩,彰显自己的相业,从而在唐宣宗初年“务反会昌之政”的氛围下,委婉地达成对唐宣宗君臣的“反抗”。

唐《景俊石函》考

本文通过对唐《景俊石函》基本信息的辨识,探讨了石函供奉舍利子的缘由,明确了此次供奉是由天宝五载五月的日蚀天象而引发,以达到祛灾避难、增强皇权、保家护国的目的。

浅谈“牛李党争”对会昌毁佛的影响

“牛李党争”是唐朝中后期一场著名的政治斗争,对会昌毁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两党因政治立场和利益冲突,在对待佛教问题上存在分歧。牛党倾向于保护佛教,而李党则支持打压。这种对立态势直接影响了会昌毁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其在不同地区和时间上表现出差异性和复杂性。同时“牛李党争”恶化了当时的政治氛围,加剧了社会矛盾,给毁佛运动带来了更大的阻力和挑战。

一洗万古凡马空:杜甫咏马诗的政治视野

唐代诗人中,善于相马并且了解马的价值,以至于咏马而流传后世者,莫过于杜甫。杜甫在诗中或以马自喻、自伤、自怜,至老而仍念念不忘,实有无限唏嘘在其中。此中关键在于,杜甫的咏马诗不止于自身的感怀,其目光之深邃与高超的政治视野,对于“安史之乱”中战马的关键作用、回纥铁骑的协助及其遗患,以至于乱后藩镇购马的野心,均可谓了然于心。由此可证,杜甫的咏马诗亦是其作品成为“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体现了其对唐王朝的忠诚与政治远见。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与《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身国同治”理论之异同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和《唐玄宗御注》皆推崇清净无为的身国同治理念。前者虽理身理国并重,却是以理国为引,牵出通过身治而最终达到长生久视的人生目标。而《唐玄宗御注》有着明显的儒释道融合倾向,且儒家的王道思想尤其突出,这是其作为君主的身份外化体现,也体现了隋唐之际文化大交融时代的特征。这是二者的根本差异之处,也正因为如此,二者呈现出了不同的道教哲学思想旨趣。

《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中的诗史互证——兼论开元中玄元皇帝与唐玄宗形象关系的构建与转变

殷寅、李岑、赵骅《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一诗并非作于天宝四载(745),而是以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梦见玄元皇帝赐真容”为本事。通过对上述诗歌的解读,可补充唐玄宗赏赐群官觐睹真容并举行宴会事件,确定作者的身份信息及“赵铎”确为“赵骅”之误,展示玄元皇帝对霍山神助唐成功故事的渗透与转化。以上诗歌与同主题的诗歌,共同镜照着开元年间君王意志与政治事件对玄元皇帝李唐远祖、道家道祖、天界上帝等不同形象的塑造与强调,以及基于血缘联系、道经传承、天人感应的关联,唐玄宗尊祖贤君、继道圣王、应命帝王等不同权威形象的构建过程。

唐宦官集团与大中政局

会昌末宣宗之立,并非如史籍所言系宦官贪其易制之“误立”,而是双方互为援引之结果。宣宗大中年间,宦官集团凭借拥立之功,广泛参与甚至主导相关事务,攫取大量政治、经济权益,对大中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

开元十三年的唐玄宗泰山封禅活动,没有道士的参与,道教色彩淡薄,成为封禅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这与开元前期唐玄宗强调儒家政治、怀疑道教神仙方术、有节制地发展道教的政策等因素相关。然而,唐玄宗崇道和以道修身治国,泰山是道教名山,封禅又与道教有天然的联系,使此次封禅又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道教文化的色彩。唐玄宗的泰山封禅,对于道教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论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在位时 ,推行了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 ,如提高老子李耳及道教有关人物的地位 ,尊崇道教经典 ,优待道士、女冠等。对佛教则采取了“抑而不毁”的政策 ,既限制其过度发展 ,又对其加以利用。本文还分析总结了玄宗宗教政策的三个特点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开元寺兴致传说演变研究——兼论唐代佛教官寺地位的转移及其在后世的影响

本文讨论由唐代佛教官寺制度而生的一则传说,通过考证传说文本的演变,分析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和史实。认为敦煌写本S.3728Va《大唐玄宗皇帝问胜光法师而造开元寺》所记之事并非史实,而是佛教徒依傍开元二十六年开元官寺的设立而创造的一则传说,传说的产生应反映了唐代先后设立的佛教官寺的地位转移问题。该传说在南宋末年和元代继续在中国的南北方流传,则反映了唐代所立开元官寺在后世地方寺院体系中的地位依然崇高。

唐玄宗李隆基诗作编年考

通过对现今所存的唐玄宗李隆基诗作进行具体的编年和必要考证,为进一步全方位地研究李隆基其人其作,提供必要的基础和依据。

长安开元观与唐玄宗的都城宗教政策

唐长安开元观前身为隋代清都观,武德初年由永兴坊迁至永乐坊隋代宝胜寺旧址并继承其基本规模,开元二十六年改额为开元观。由于都城长安的特殊区位及复杂的政教关系,唐玄宗为避免都城道教势力坐大,对长安开元观及其前身清都观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地方诸州官观(龙兴观、开元观)的宗教政策:除了准敕铸造金铜玄宗等身天尊像外,长安开元观并未与地方诸州官观同时获得诸如赐御书御注《道德经》、玄元皇帝真容画像等御赐物品和国忌行香的特殊功能,使之不具备官观的地位。这种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综合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唐玄宗设立开元官观敕令的执行情况,更可由此进一步了解唐玄宗在都城长安的宗教政策及其政治考量,有助于形成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和判断。

被遗忘的皇妃--新见《唐故淑妃玉真观女道士杨尊师(真一)墓志铭》考释

本文是对新见《唐故淑妃玉真观女道士杨尊师墓志铭》的详细考释。由于史料有限,之前学界大多认为唐玄宗早年的杨淑妃与肃宗之母元献皇后杨氏是同一人,但墓志的记载否定了这个推测。杨真一出自隋朝贵戚观王杨雄之弟杨士贵一系,这也是唐代前期最重要的外戚家族之一。然而,由于杨真一的叔父杨均身为韦皇后面首且因涉嫌毒杀中宗而被诛,其家族因此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作为罪臣之侄女,杨真一却很快被选为太子良娣,并在玄宗即位的两月之后晋封淑妃。本文推测,她很可能是在当时玄宗与睿宗、太平公主激烈斗争的背景之下,被后者安排到玄宗身边的眼线。正因如此,当玄宗最终平定太平公主之乱、独掌大权之后,就开始清理太平公主安插在后宫之人,面临巨大压力的杨真一最终选择了入道远祸之路。从此以后,她就不仅被玄宗刻意遗忘了,而且最终默默消失于史籍之中。

跋唐玄宗《赐新罗王》诗

本文通过对保存在韩国文献《东国通鉴》中的一首诗,即唐玄宗作《赐新罗王》的研究,追溯了唐与新罗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并指出此诗的美学意义。

论马嵬事变

发生在唐玄宗出亡途中的马嵬事变,具有相当的偶然性,由于玄宗权威的下降,粮食供应的短缺,引发了禁军的哗变,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得到太子的支持,将禁军的怒火引向宰相杨国忠以保证玄宗的安全。事变造成了玄肃之际权力的更迭,对于肃宗及以后的中枢朝局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马嵬驿事变原因新论

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五载的马嵬驿事变,并不存在幕后主谋,也并非群众性救亡运动,而是一次突发的偶然事件,同时也是杨氏集团专权误国的结果。这一事变结束了唐王朝奸相误国的局面,开启了宦官专权的时代,对唐王朝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唐玄宗多事四夷思想初探

多事四夷是唐玄宗的一贯思想,“伐叛怀服”是其思想的核心,“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是其理想境界。与“伐叛”相比,“怀服”观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更有积极意义。当然,在唐玄宗时期,也不乏多事四夷思想的反对者,韦凑、姚崇和宋等人都或明或暗地反对过唐玄宗的多事四夷思想及其实践。

试论唐玄宗的后宫政策及其承继——《太平广记》卷224“杨贵妃”条引《定命录》书后

唐玄宗即位后就确定了对后宫严密防范的政策,并没有因为纳杨玉环为贵妃而变得昏庸,他对于后宫的驾驭始终得心应手;史实表明,唐玄宗所确定的后宫政策,被其后的诸帝所继承,而这也正是唐玄宗以后诸朝基本不再出现后宫干政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