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社会对董仲舒的认识:以《学衡》为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显露出的西方文化危机,促使民国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学衡》杂志注重不同学派间联系,对董仲舒批判而有继承,对董子学认同而不盲从,反映出《学衡》力图通过融贯儒学体系,从而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等乃至超越的思路,其对董仲舒认识中开放与偏狭并存、新旧思想杂糅的特点也表明:思想传统在近代被改造并使用的过程中,只有着重于学术意义、完善内在体系,才能较好实现“昌明国粹”的宗旨,从而真正推动现代性儒学的发展。

升血汤促进辐射损伤小鼠造血与免疫功能恢复的实验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药升血汤对辐射损伤小鼠造血与免疫功能恢复的促进作用，结果证明，升血汤能显著地增加辐射损伤小鼠外周血中各类血细胞数以及骨髓及脾脏中的有核细胞数，明显促进小鼠巨噬细胞，Ｔ及Ｂ淋巴细胞功能的恢复，表明升血汤可以明显促进辐射损伤小鼠造血与免疫功能的恢复。

“学衡派”与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潮

“学衡派”的西学知识思想资源是得自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具有明显的非政治化倾向和道德秩序法则。相对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而又具有反潮流倾向和反思性。

被遮蔽的另面景观——论学衡派与西方现代诗歌

学衡派对新诗的批评,是与五四新文化派论争交锋的火力点,这种批评常与西方现代诗歌特别是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关联。学衡派对意象主义的否定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是对称摆动的外攻和内守两端,核心是古典诗学观和对新文化的想象、参与。该文论析和探讨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的学衡派另面文学景观,并重新检讨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重评胡适与“学衡派”关于语言的论争

胡适提倡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主张废除文言,但总体上来看,其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论据和论述过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新文学派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文学的直白化和艺术性欠缺。"学衡派"在极力反对白话文的基调下,也有对白话文较为合理的认识。他们并非完全排斥白话,而是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张语言的渐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学衡派"对新文学阵营相关论点的反驳和论争,使得新文学在发生期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认识趋于合理化,客观上对新文学发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新人文主义”与东南学风——以“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思想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学派之争,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冲突。聚集于东南大学、以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姿态出现的"学衡派",持中西会通的文化理念、举新人文主义之大旗,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这种以南北两所著名大学为阵地的不同思想间的论争,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健康发展及南北学风的互补。"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及其教育实践活动对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内蕴与20世纪古典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内蕴与20世纪古典主义中国化"此一研究命题的提出,将别开生面地触及到意味很重的中国文学理路生变之历史图景及满溢张力的多重文化视境之极致外射。这里极有必要勘探三大隐而不彰的文学现象: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主义审美理想,二是20世纪古典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境遇投射,三是人文精神危机与古典主义审美传统之现代审视。此一视角撰写的初衷在于:首先着眼于凸显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建构对自身古典传统文化资源之吸收、转化与应对,依然秘而不宣地保持着某种根本性的承袭与审美认定;其次则为20世纪现代中国文坛中这股被多数人盲视的古典主义思潮之历史现状、生变流迹及递嬗变迁的显现范式,提供了一种绵密而深邃的现代性反思、检视与批判之向度与深度。

“学衡派”文化寻际的反思

"学衡派"的文化理路得自美国思想家、文学批评家欧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了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对于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化批判具有一定的理性反思,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参与世界文化对话中,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内核。但"学衡派"文化取向上的非政治化法则与过分注重道德规范的建设,使其在现实中仅辗转于理论层面的论证,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

《学衡》与东南大学

现代学术与现代教育、现代期刊和现代出版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步甚至互存的关联。正如《新青年》、《新潮》与北京大学之间的关系一样 ,“五·四”时期的《学衡》与东南大学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文化追求和学术风格上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至少从当时东南大学的主事者以及各系科领袖人物们的办学思想和学术路向上反映出来。对于这种关系 ,包括其形成的更深层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表现形态 ,本文予以了历史性的分析和阐发 ,并籍此对东南大学时期《学衡》

河东薛氏文学家族传论

"中外相门,奕代文学,阀阅之大,莫之与京",薛氏一族参与宫廷唱和,文人赠酬,登高则赋,寄情有诗,历周隋直至于唐末,一直活跃在政治与文学的舞台上。本文即以史籍记载与诗文流存为依据,力求尽可能详细的描勒出薛氏文人的生平经历,并评介其文学活动。

“学衡派”与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保守主义

“学衡派”是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它与20世纪初期其他文化保守主义———国粹派与东方文化派的思想主张有基本的共同之处。“学衡派”的存在虽有其学理上的价值,但其文化上的理想主义主张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既无法应对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也无法满足国家现代化的时代任务。

林语堂、梁实秋与“学衡派”的疏离

作为新文学阵营的重要作家,林语堂、梁实秋虽就读过哈佛大学,听过白璧德的课,但他们不属于"学衡派"成员。作为基督徒的林语堂,无法接受白璧德的那种具有基督教神学色彩和崇尚文化古典主义倾向的人文主义思想,在经历了对老庄哲学、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的接受,到对明代思想家、哲学家李贽童心说的吸纳,进而在"公安派"那里找到推崇"性灵"的文心,最终达成他幽默的文学语言呈现。梁实秋是胡适的弟子、朋友,也是吴宓的弟子、朋友。因此他的双重身份十分明显: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略论薛道衡的“大一统”思想

薛道衡是北齐、北周和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的思想核心是"大一统"。开皇四年(584),薛道衡的论述主要是对"大一统"的期盼,开皇八年(588)的论述主要是对实现"大一统"的"筹略",大业五年(609)的论述主要是对"大一统"局面的称颂。薛道衡"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影响造成的。

论“学衡派”的学术文化理念

《学衡》是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刊物 ,是“五四”时期反对新文化运动最为有力的言论机构。“学衡派”在抨击新文化运动的同时 ,也展示了自己的学术理念 ,在文化建设、教育实践和国故的整理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衡派对传统文化“了解之同情”的学术心态和研究方法在民初整理国故的运动中独树一帜 ,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重要文化遗产 ,“学衡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整体反思。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论学衡派的教育思想

学衡派的教育思想可作这样的概括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民 ,这一根本的教育理念出发 ,强调学校教育应突出学生的能力培养 ,并进而提出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改革现有的学校课程结构 ,注重文理渗透 ,开拓学生的视野 ,优化知识结构等主张。这与我们今天教育界正在大力倡导的关于素质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的新概念 ,无疑是相通的。至于他们具体的教学实践及其关于中国教育结构的宏观改革主张 ,在今天看来 。

吴宓与期刊编辑工作

吴宓先生不仅是一位诗人、学者和教育家,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而且是一个执着的报人和编辑家。研究发掘吴宓在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有价值的东西,对我们今天的编辑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命题的历史境遇

"古典主义在中国"的历史际遇,是一个需要作出具有"根性"挖掘学术价值意义和理论层面的高度重估、认知、窥察、剖析与标举的研究命题。事实上,古典主义作为一股潜在于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迹象与伏流,它在中国经历了广度的传播、扎根、冷落、边缘、沉寂、遮蔽、敞开等历史际遇命运。以此问题意识作为学理深化阐发的入思之基,一方面梗概性地勾勒、清理、疏导及解蔽古典主义在中国的际遇与伏流的历史现状,另一方面则试图有效性地提供某种被遮蔽材料的重新发现和理论更新的抛砖引玉的摭拾。相信此一特殊架构论题的介入性与拓展性的维度探究,不仅对人们全面鸟瞰现代中国文学构筑之来龙去脉具有益的启示意义,而且能够使人们以多元视点的高瞻前沿性地解析、引领20世纪现代文艺创作现象之诸多疑问。

“学衡派”新人文主义视野寻际的反思

“学衡派”的思想资源得自于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了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对于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化批判具有反思性,对中国文化参与世界对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内核,但是“学衡派”思想的非政治化法则和反潮流倾向又使其在现实路径中无法突破两难的困境。

《学衡》与近代墨学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墨学的大讨论中,《学衡》刊登了多篇文章,总结了清代墨学的校勘整理情况,并对荀孟辟墨、西学墨源、《墨子》一书成于谁手等观点作了考辨。对某些问题,学衡派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在墨学研究中常将儒墨比对而列,并体现出"儒学为优"的态度,反映了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