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轩医学用药规律分析与扶阳思想探讨

目的:通过挖掘、研究《槐轩医学全书》中的药物应用规律,提炼分析槐轩医学临床思想,与扶阳医派一脉理论比较,探究古今扶阳思想之差异。方法:对《槐轩医学全书》中所涉方剂与药物进行梳理提取,对符合纳入标准的药物进行统计并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 Statistics24.0和SPSS Modeler18.0具体分析其用药频次、性味归经、用药剂量以及关联规则、聚类。结果:共筛选方剂386首,涉药327味,用药以性温、味辛甘为主,归经多为脾经,性味归经分析呈现较强的集中现象。关联分析以中焦脾胃药物应用搭配为核心,形成具辛甘化阳理法的15个药对;聚类组成6个新方;在姜桂附应用剂量统计上,发现其趋向审慎。结论:槐轩医学以温补为特色,重视后天资先天,注重脾胃枢机调理,不偏颇阴阳,形成一系列特色理法,对扶阳学派影响深远,但与后世扶阳学派理论又有很大不同。

薛瑄对孟子心性论的继承与发展

薛瑄的心性论继承了孟子的心性思想体系.随着宋明时期理学的发展,基于程朱等诸子对"心"、"性"、"气"等概念作出新的解读,薛瑄对孟子心性论中"论性,不论气"的观点作出批判,对孟子思想中人性论、心性关系以及修养工夫进行改造,提出以"性气不离"为核心的心性论.在人性观上,薛瑄保留了孟子"人性本善"的观点,基于"理气不二"的逻辑进路,薛瑄对"气质之性"进行了新的诠释,对这一概念做出不同于宋儒学者的解读;在心性关系上,薛瑄与孟子都看到了"心"、"性"、"天"独有的内在逻辑联系,薛瑄以"心统性情"改造了孟子原有的心性关系;在修养观上,薛瑄与孟子都注意到了后天教育的重要性,但薛瑄以"复性"为宗,明确提出以"实学"为方法论的学习理论.薛瑄与孟子心性论的逻辑重点都是使人回归善性,为维护社会道德和封建统治服务.

《孟子·梁惠王下》首章“王变乎色”的现象学考察

孟子见于齐王(齐宣王),问询齐王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齐王听闻此语瞬间“变乎色”。这一强烈的身体反应,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东汉赵岐等认为齐王的“变乎色”是一种“怒”,“愠恚庄子道其好乐也”;南宋朱熹认为是一种“羞惭”,“惭其好之不正也”;元人陈天祥认为惭、怒兼而有之,“惭者,惭己所好之不正而为孟子所知;怒者,怒庄暴不为己隐辄以告孟子也”。从羞怒心理的产生来看,一是缘于齐王有基本的道德心,“好之不正”给他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二是因为庄暴的告知,使孟子作为“他者”登场,造成齐王在孟子面前产生羞愧心理;三是孟子作为外国嘉宾及贤者身份,使齐王经由“回返自身”而感到羞怒。从“王变乎色”这一现象,既可以看出齐王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与私欲之间的张力,还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观念中的“王道之阶”之所在。“好乐”之“乐”字,宋人陈善、清人阎若璩等读作“悦乐”之“乐”,但孟子所谓“今之乐由古之乐”属于对齐王的开导诱掖,是权变之辞,属“救时之急务”,其根本的政治追求依然是劝导国君与民同乐,推行王道。

薛瑄官箴研究

本文对官箴名著《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及其作者深入研究后指出:薛瑄为明代“真儒”,提倡实学,一生实功。官箴书《从政名言》即其实功之一,其流风余韵,给后人树立了较好的榜样。

浅析王阳明致良知与薛瑄复性说的关联

薛瑄与王阳明分别是明代朱、陆学说的代表,他们的思想体系不同是明显的。元明之际,理学的发展已经到了转型时期,薛瑄的复性与王阳明的致良知就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学术的沉淀与变迁。以前我们过多关注二人的不同,不免忽视了他们的相似性。具体而言,薛瑄与王阳明学说的相似之处主要是:都有各自的为学宗旨,都强调其宗旨是自然使然,都重视实践,都有自己的成圣途径等。

陶渊明的“新自然观”刍论

陶渊明表面上崇尚玄学,但思想深处对儒学有坚定而空灵的信仰,且在知行两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由于家世中的儒学和道教传统,他奉儒具有道教与儒学结合的特点。受道教实践精神影响,陶渊明融合三玄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从道家的自然理论中发展出“新自然观”,为其儒学信仰建构了一个笃厚的天道自然观基础,由体致用,因用明体,将价值理想具体化为一种人生实践与生活方式,藉以安顿生命,成就人格。其思想理路与道德实践,与宋明新儒家同出一辙,故陈寅格以“孤明先发”誉之。

郑玄经学的特色及评价问题

郑玄是东汉最大的通儒,他打破了今古文经学的分界及各种家法师法,融通众家以为一,因而可以说是两汉经学之集大成者。论者每以为郑玄推翻了今文经学,实际上,郑玄经学有明显的今文经学色彩。汉代经学的衰落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人归咎于郑学,这是对郑玄经学影响的一种歪曲,并不符合学术发展史的实际。

以《易》解《华严经》──李通玄对《华严经》的新诠释

《易》和《华严经》分别是儒家和佛教的经典。李通玄以《易》及儒家传统的观点诠释《华严经》，开创了理解华严的新途径。本文从“外道”概念的理解和李氏运用易学思想解释《华严经》中“十方神”入手，分析了他的思想特色，文章最后对这种沟通儒佛之尝试的哲学意义作了发掘。

析薛瑄的复性说——兼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薛瑄的评价

"理即性"是薛瑄对程朱"性即理"理学范式的重大修改与完善,如果说程朱的"性即理"是道德主体通过后天修养所达到的性与理的经验统一,那么,薛瑄的"理即性"是天理在根源上与性的先天统一,并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薛瑄的学术宗旨是"以复性为宗",又指出其"恪守宋人矩矱"。相对于程朱,"以复性为宗"就是薛瑄的一个突破,而非"恪守宋人矩矱"。

从居丧之礼的变化看魏晋时期孝道观的调适

居丧之礼在儒家理论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魏晋时期也受到格外的重视。通过丧服变除,使居丧者随着时间的流逝,约束情感,恢复正常生活,情、礼兼重的孝道观也得以形成。但在魏晋时期,由于玄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情在礼制中的地位大为提升,逐渐成为体现孝道最重要的因素。对此过程加以考察,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时期礼学与玄学的关系,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儒家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调适与互动。

艮斋诗初论

薛季宣诗歌中的历史情怀既有"务通于今"的功利性,更有世事幻灭的超越感;其诗歌中的现实情思既有用世之志,复多退守之想。作为"学人之诗",这两对非均衡性矛盾表面上对薛氏"事功之学"似有所疏离,但实质上乃是其学术心态的诗学折光,反映了其诗情与学思的同构,同时使艮斋诗在审美意蕴上颇具某种程度的"风人之诗"的抒情特质。

顾炎武与“文选学”——以《日知录》为例

“文选学”从明代发展到清代 ,实现了由点评到实证的重大转变 ,生活在明清之交的顾炎武 ,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开路人。他的治《选》成就集中体现在其名著《日知录》中。其贡献主要是 :以《文选》入选作品及李注为原始文献 ,阐释古代典章礼仪 ,窥测传统文化习俗 ,阐发文学思想 ,探讨文体特点及文体流变等。他对所有问题的探讨 ,都能穷源溯本 ,援古证今 ,反复参考 ,戒发空论 ,奠定了清代实证学风的良好基础。

陶渊明不为刘勰重视的原因

陶渊明在生前与死后的一段时间里得名未盛 ,有诗学的原因 ,更有文化的原因。陶渊明以其独创之“新自然说”为基本立场 ,与流行之佛教及其学说发生抵触 ,学术上之未能“预流”,导致主流文化对他的漠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陶渊明不提只字 ,反映了他代表主流文化同时又身为佛门信徒的双重立场。

揭暄《璇玑遗述》成书及流传考略

明清之际,以亚里斯多德学说为基础的西方自然哲学经由欧洲传教士输入中国,对当时及之后的士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揭暄的《璇玑遗述》就是这种影响的绝佳例证之一。文章综合相关文献,结合时代背景,对此书的撰写缘由及流传情况作了详细考察,并对各个版本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璇玑遗述》的成书和流传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需求,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有清一代思潮之变迁。

薛瑄《读书录》版本源流考

薛瑄是明代主要的理学家,其《读书录》在明清两代经过多次刊刻,主要有十一卷、十卷、二十四卷、二十卷、八卷几种形式,并且《读书录》在明代嘉靖至隆庆间有一刊刻高潮。就几种主要版本逐一梳理,考其同异及流变。

道学与诗的人生绾结——理学视野下的诗人薛瑄

理学大儒薛瑄是最早得以从祀孔庙的明代儒者,有"明代醇儒,瑄为第一"的盛誉。这位理学醇儒不仅是程朱道统的典范传人,更是一位颇具性情的诗人。诗歌虽被薛瑄明确定位为以余力游之的余事,然见景而生、因事而感、随时而发的四溢诗情,却使得诗歌成为其立身处世所不可或缺的人生构成,登临游历,同僚酬唱,莫不有诗。平实雅正的诗歌世界成为这位道学夫子的情志寄托,记录着他的心路历程。

南宋儒者薛季宣的中庸观

薛季宣对"中庸"观念的独特诠释,体现出理学思潮对他的影响,但他不赞同形而上学的探讨趋向。他开拓出一种以格物实践为本位、重视"时中"的中庸观,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哲学根据,并在学理上促进了经制之学的形成。"时中"中庸观是薛氏思想的核心理念。

明初朱学一尊格局下的薛瑄易学

在明初理学大儒曹端、薛瑄、胡居仁三人中,唯薛瑄易说保存最为完整,内容亦相较丰富。通观《读书录》及《续录》可见,薛瑄易说既有对理气、心性、功夫的理学诠释,亦有对图书和先天学的象数讨论。总体而言,其论《易》之语除细枝末节处偶有发明外,总体仍未越出朱子易学范围。这充分说明,在明初朱学一尊格局下的理学易,已全然笼罩在朱学的巨大影响中。

嵇康的论体文与魏晋学术之关系

嵇康是魏晋文学和学术的代表人物,他的论体文既负载了他个人的学术理念,也是整个魏晋时期学术思想的生动反映。该文在分析嵇康思想特点的基础上,以其《养生论》和《声无哀乐论》为主要论述对象,揭示了其论体文的学术内涵以及在思辨方式和写作艺术上的特点,试图为探索魏晋文学的学术特性或魏晋学术的文学特性,提供一个值得关注的边缘视角。

谶纬及道教对玄言诗兴起的影响

道教和谶纬对玄言诗兴起的影响,过去曾经被人们忽视了。我们至今虽然还没能发现很直接的材料,以说明道教和谶纬曾经非常明显地影响过玄言诗,但至少可以从理论上找到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道教以道家学说为思想力量,组织起成千上万的民众,展开了推翻现政权的斗争,这给以反叛儒家经学为要务的玄学,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力的启示,而道教经典以韵句形式宣传其教义,则毫无疑问地充当了用诗歌形式阐说理论见解的玄言诗的最早典范;谶纬以五行生克来解释历史的演变,玄学又以推尊水德的道教思想为理论指导,二者之间显然具有某种奇妙的暗合,而谶纬中一些以韵语表现的符咒和谶语,在内容及形式上都与玄言诗的避祸与诫勉意义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