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龙”形遗迹时空分异研究:以南京薛城遗址为例

以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图腾“龙”为研究对象,通过南京薛城遗址2021年出土的“龙”形遗迹,论述基于多源空间数据进行“龙”形遗迹三维修复和建模的过程,为考古遗迹数字化保护提供一种定量方法。此外,对比分析中国四处典型“龙”形考古遗迹的材质、形态以及所在的地理环境等,探讨史前“龙”形遗迹面貌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及演变规律,认为:辽宁阜新“龙”与早期农业阶段先民选择猪作为财富的象征有关;中原地区全新世适宜期的暖湿气候条件致使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和江苏南京薛城遗址的“龙”形象与鳄类似,材质均来自淡水资源;伴随着中原地区夏王朝影响规模的扩大,河南二里头遗址的“龙”形遗迹取材于陕西地区的绿松石,已经脱离了地理环境的束缚。

张尔田与章学诚——兼论张氏对内藤湖南的学术影响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学界接受和传播章学诚思想的关键助推者。张氏依靠对章学诚著作的阅读和吸收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化用章学诚史学思想而著《史微》,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并受到日本章学诚研究的先导者内藤湖南的高度推崇。在《章氏遗书》的刊刻过程中,张氏积极助力,并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视为矫正学风和时弊的良方。对张尔田在章学诚研究中的学术谱系及中外交互渗透面向的探查,能够在学术史中更好地还原民国初年章学诚研究热的端绪。

程千帆对章学诚学术思想之发挥及其典范意义

程千帆自称平生服膺章实斋之说,不仅继承并发展了章学诚《校雠通义》,创作出具有新境界的《校雠广义》,将校雠目录学发展到新境界,而且在以选本形式而成的文学理论著作《文论十笺》中选入《文史通义》五篇文章。就论述的深度和重视度而言,程千帆无疑是阐发章学诚文论思想的第一功臣。程千帆对章学诚所谓“专家独断”之学不仅有深入理解,而且继承和发扬了章学诚的这种为学精神与学术方法,并将其成功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以此为起点,程千帆综合中西文论,将考据与批评结合,建立了一种文献学与文艺学完美融合的两点论文学研究方法。古典文学大家程千帆的学术历程作为典型案例,充分表明章学诚学术对现代中国的古典文学学术有深刻影响,在继承、发扬并创新前人学术精神方面,为学术界树立了典范。

重访章学诚及其弟子史致光

作为章学诚的弟子,史致光是一位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人物。他曾于乾隆五十二年考中状元,之后位极云贵总督、左都御史。史致光政治命运的改变,是章学诚教育理念在实践领域结出的硕果。重访章学诚与史致光的学术交往、人生轨迹与历史回响,可以管窥在章氏学问不为时人理解的时代,章学诚通过与史致光的交流互动,传递自己的学术主张,诸如他史学研究的进展、学术创见的提出、对学术风气的评骘、与乾嘉诸老的学术交锋等,形成了乾嘉历史考证学之外的一股学术潜流。虽然史致光在章学诚的学林网络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因学优则仕,未能继承发扬章氏的学问,以至百年之后鲜为人知;而章学诚的学术识见作为暗流,在后世则大放异彩。

《汉语大词典》古城池词条考辨两则

“靴城”一词,《汉语大词典》释为“古代城墙的一种附属建筑”,其具体所指和立名含义都值得探讨。“靴城”其实就是指“瓮城”,而“瓮城”实由“壅城”讹变而来。由于表“靴筒”义的“雍”“?”与“壅城”的“壅”同音,“?”“瓮”与“甕城”的“甕”近音或同音,而且椭圆形的“靴筒”与半圆形的“壅城”“甕城”形状相似,人们听音为字,就用日常穿戴用品“靴”来替代“壅”“甕”,于是把“壅城”“甕城”说成了“靴城”。“龟堞”一词,《汉语大词典》释为“指坚固的城墙”,实则指成都。《搜神记》中张仪依龟筑城的传说使得成都有了“龟化城”的别称,又可省作“龟城”。将“龟城”的“城”字同义改换成“堞”,就变成了“龟堞”,诗赋中典雅用词的内在要求也使得文人们在创作时更愿意选择一些陌生化的词语,“龟堞”一词便应运而生。

章学诚文章写作教育观论略

章学诚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写作教育经验。他以史学家的宽广视野考察作文教学,提出了一些独到观点,主要有:文史并重、迎机善导的初学入门观;倡论文德、积养学问的主体建构观;言之有物、有补于世的文章美学观;注重整体、先后有序的文体训练观。虽说章学诚主要是针对八股文写作教学而言,但放在今天看,其贯通文史、博综诸学的写作教育主张仍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指导性。

工业遗产背景下的创意产业园改造设计研究——以薛城焦化厂改造设计为例

我国许多老旧工业厂区存在空间资源闲置的问题,这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也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因此,亟需对老旧工业厂区进行改造设计,以最大化地利用资源并优化城市功能。文章以薛城焦化厂为例,并对其进行创意产业园改造,将该区域打造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聚集地,从而实现其再利用的潜在价值。此次改造不仅充分考虑了原厂区基地的实际情况,还对其进行了功能重置,使之适应文化创意产业的需求,以期对老旧工业厂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弹性理念的旧工业厂区更新设计研究——以薛城焦化厂为例

随着城市不可再生资源的逐渐枯竭,许多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空间格局也在不断进行重构,留下大量废弃闲置的旧工业厂区。如何推动资源型城市旧工业区的更新,文章结合城市整体的发展需求,思考新的社会功能,赋予工业区持续的生命力。在此背景下,文章以枣庄市薛城焦化厂为例,对其现状和发展潜力进行梳理,引入弹性理念,以功能弹性、文化弹性、生态弹性、社会经济弹性为出发点,制定更新设计策略,以期为旧工业厂区的更新改造设计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全新世气候变化与长江三角洲史前文化兴衰

来自长江三角洲的薛城遗址和金坛三星村遗址的孢粉和植物硅酸体鉴定或地球化学分析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兴衰与全新世气候变化有一定的耦合关系。薛城遗址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它是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遗址,新仙女木冰期之后,该区进入明显的持续增温时期,直至全新世高温期,持续较长时期的暖湿气候使该区新石器文化得以发展。金坛三星村新石器遗址相当于马家浜文化中期至崧泽文化中期,崧泽文化是在暖湿气候条件下出现和繁荣的,但在5500a BP之后,气候极为冷干,加上当时人类活动剧烈,自然植被破坏比较严重,导致崧泽文化发生中断。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内容丰富,从经世致用的史学批评目的论,到注重史义,到区分文史关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史学批评体系。他还提出史学编纂的基本要义和原则,强调史学家修养和正确开展史学批评的方法,在300年前,能有这样的关于史学批评的完善意见,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成就和高峰。回顾和反思这些理论,对于我们当下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的研究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论章学诚的目录学知识创新

章学诚在目录学理论上的贡献是把目录学的传统和任务总结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主张从学术史的角度开展目录工作,认为类例、序文、叙录、互著和别裁是目录工作的主要方法。章学诚在目录学实践上的贡献是编撰了《史籍考》,树立了史学专科目录的典范,制作了《韵览》、《别录》,引领一代索引新风。

胡应麟论郑樵

郑樵是我国南宋著名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明代浙东学者胡应麟对郑樵学术进行了深入研究 ,指出了郑樵的得失关键所在 。

传统集成与近代滥觞:阮元方志学思想析论

嘉道之际,方志编纂呈现出普遍重视历史沿革与文献源流的重要趋向。作为这一思想的主要倡导者,阮元兼采众说,提出"山经、地志,史家之书""人事与地理相经纬"等重要观点,这既是其不囿于学术门户,"汇汉、宋之全"的治学旨趣的体现,也是时代剧变下学风明显转捩的缩影。其所主修的《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稿》等书,既有鲜明的个人学术风格,又有突出的时代特点,既集传统方志学思想之大成,又启近代方志学之滥觞。

章太炎与章学诚

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论与章学诚之间不存在一脉相承关系。他撰于1 90 8年的《原经》篇明驳章学诚,暗斥谭献,其中对《文史通义》的一系列论辩,显然是两种“六经皆史”论的交锋。它反映出经、史概念内涵的变动不居性,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学者对“六经皆史”说的理解并不一致,因此要注意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分析各家相同命题下的不同含义和意图。

论赋的学术化倾向——从章学诚赋论谈起

清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赋论,对于我们探究赋的源起、发展与学术的关联,具有启发意义。汉大赋博物有如史志与类书,以及唐以来科举考赋制度,客观上推动了赋体创作的学术化倾向。在赋学研究中,历代赋论更多地体现于实际批评的诠释与评价,注重的是赋家的才学与赋作的功用。这种思想形成的原因,则与学术传统、文化制度及赋体特征相关。

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理念的本质

章学诚重视学术源流的疏浚,而不是泛泛的学术考辨。他认为纷繁芜杂的图书差异和门类众多的学术纷争都可以转换为源流之辨,而目录学的旨趣即在于通过疏浚学术源流,引领"流"意义上的现实图书和学术回归"源"意义上的理想状态,从而将图书和学术化约为历时性的时间序列,而不是共时性的空间秩序。源流二分既是他考察图书、学术的根本视野,也是规范目录学理念和方法的基本原则。因此,疏浚学术的"源流",才是章学诚久执不改的目录学信念。

《史籍考》编纂问题的几点考析

《史籍考》的编纂,是清代史学史的一件要事,备受关注,但仍颇有尚未厘清的问题。经考析,周震荣才是《史籍考》的首倡者,他将此设想提供于毕沅,并且推荐章学诚编纂。而章学诚因家累之大,常需另有兼任方可解决生计,未能专力于此,影响了编纂进度。后谢启昆攘得《史籍考》原稿,挤章学诚出局,但又迫于舆论压力,废弃纂修。此番风波,影响深重,最终导致《史籍考》失去成书和传世之机。

章学诚的古文师承与文化场域的交往实践

章学诚在古文方面少年时即蒙庭训,后亲炙朱筠门下,奠定了古文写作上的基础。通过讨论章的师承,我们可以分析1789年之前章学诚古文世界的渊源,以及在以朱筠和周震荣为中心的两个知识社群中,章与其他学者的学术交往。在此基础上,运用"场域"与"文化资本"的概念,可进一步思考其在清代中期文化场域中的位置。

清代诸子学兴盛与文章发展史观的变迁——以章学诚、刘师培文章史观的接续与发展为例

中国古代文章理论观念的提出与变化,往往有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推动作用,诸子学的影响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清代诸子学研究逐渐兴盛,章学诚、刘师培身处不同时期,二人自觉将诸子学与文章学的思考结合起来。章学诚明确提出战国文章在文章发展史中的地位问题,刘师培则承接章学诚,明确阐发了战国文章的价值,这一论述直接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散文史研究;章学诚围绕战国诸子对文章体貌流变的论述略引端绪,之后刘师培则站在文章发展史的高度,由"辨章学术"从而梳理文章发展之源流、规律,这是当代研究值得借鉴的新视角。

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

刘咸炘生活于中国史学新旧转型的时代,他领悟中国传统史学家的思维习惯,运用传统史学理论范畴,体察时代的脉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刘咸炘研究"前四史"与浙东史学,意在为传统史学表微,张扬中国史学的内在精神与活力。在西史东渐的大潮中,刘咸炘也关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但对鲁滨逊等西方史学家的所谓"新史学"不以为然。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构建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之际,对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