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与“洋务派”渊源探析

“学衡派”与“洋务派”的渊源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忽视。事实上,两派的渊源在多方面均有体现。从阅读经验与人际网络来看,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著作构成了“学衡派”阅读的重要文本,“学衡派”与“洋务派”后人及其门生故旧亦多有来往。在身份认同方面,“学衡派”继承了“洋务派”所代表的士大夫意识,由于社会角色的变化,其士大夫情怀往往融会在学术研究当中。在文化立场上,“洋务派”更为重视“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学衡派”则更强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呈现出从“伦理”到“道德”的转换。在文学主张上,两派均强调“文以载道”,推崇古典文学“,学衡派”尤为重视引介西方古典主义文学思想。总体而言,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转化,代表了近代思想演进的一条重要路向。

历史的回眸与当下的思索——沈卫威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成就

沈卫威的学术领域可分为四个板块:东北作家群研究,茅盾研究,胡适研究,吴宓和“学衡派”研究。他的学术研究特色是,将学术成果用传记文学形式表述出来。对人物的叙述不局限细节的考辩和事件的铺陈,而是把握其思想实质,融入大量的学术思考。贯穿其研究的主线是对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思考,意在唤起人们一点历史的记忆和回味,从而更清醒地认识我们自己。

从“学衡派”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困境

“学衡派”是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既无法应对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又无法满足国家现代化的时代任务。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文化认同与民族生存之间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