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欢娱:徽州忠义神崇拜的形成与发展——以汪王神、世忠庙神、双忠庙神为中心

徽州忠义神信仰是其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带有儒家价值观的神灵崇拜,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长期而漫长的过程。从现实人物到忠义神灵,从小范围的民间祭祀到整个徽州的信仰活动,忠义神信仰发生了量到质的蜕变,这些变化离不开民众和政府的双向推动,而徽州社会对忠义神信仰的实践也构成了其独特的民间信仰图景。

《淮南子·原道训》“以治为本”的义理结构探析

《淮南子·原道训》涉及宇宙论、本体论、人性论、工夫论等哲学思想以及政治治理思想。其中本体论是在“无为”这一价值意识下展开的理论建构,而“无为”价值意识又合于《原道训》的核心问题意识——“无为而治”之治理思想。因此《原道训》是带有政治关怀的理论探索,从形上学的高度建构了相应的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工夫论的义理结构,以为其“无为而治”的思想提供理论支撑。

是复归与认同 还是告别与超越──对鲁迅与屈原关系的思考

本文通过鲁迅与屈原的“流放意识”、先哲精神，以及对人生旅程和行为方式的抉择，探讨两位大师的血缘关系以及鲁迅对屈原的超越．

名亡实存的科举:清末的孝廉方正举荐及其朝考

废科举后,清廷还继续举办有包括举荐孝廉方正在内的多种考试,在举荐孝廉方正特科实行过程中,其原本具有的科举属性和弊端仍被延续,遂引发时人和舆论的极大关注。这也提醒我们清末科举废除之后余留下来的包括举荐孝廉方正这样的举荐或考试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曾大大激发了时人的科举崇拜情结,因此非常有必要考察和重构清廷废科举之后残余的科举考试制度的运作及其产生的影响情况。

清乾嘉后期扬州三儒学术发微

本文评析焦循、阮元、凌廷堪的经学思想 ,并说明清代乾嘉经学乃是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而创建的经世之学。先是以惠栋为主要代表的吴派 ;继之而起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 ;又继之的是以焦循、阮元、凌廷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吴派以复汉人训诂为宗旨 ,形成了汉学。皖派主张由训诂以明孔孟之道。扬州学派提倡面向人事 ,面向实践。三者相继 ,构成了乾嘉学派的正统。其特征是崇尚朴学 ,即实学。前人统称乾嘉经学为汉学 ,或目之为考据学 ,都非笃论。

“呸!”来“呸!”去的“学者文人”——鲁迅与陈西滢的几个回合争斗

鲁迅与陈源围绕“女师大学潮”、“五卅惨案”、“剽窃案”、“三·一八惨案”等几个事件展开几个回合论战。这不是敌我之间的较量 ,而是是非曲直的辩白。有“公理”之争 ,也有“私仇”之争。论战双方都受到了伤害 ,也都呈现了自己的锋芒 ,树立了自己的风格。

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知识人的内战与“文化惯习”的冲突(1924-1926)

1924—1926年间,正是五四与国民大革命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期,在外部环境遽变的刺激之下,五四启蒙阵营内部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分化与冲突。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由于在学术文化体制中的不同位置,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惯习”,发生了绅士与名士的论战。而在语丝派文人内部,周作人的名士风度与鲁迅的斗士性格也有微妙的差别。鲁迅因此联合激进青年另办《莽原》杂志。但后五四一代的狂飙派青年,高唱“新流氓主义”,企图打倒五四的老师一辈取而代之,掌控新的话语主导权。这几场论战形成的风气,为之后连绵不绝的“知识人内战”开创了恶性的范例。

耐人寻味的沉默与友善——论“文艺自由论辩”中鲁迅对胡秋原的态度及其原因

在1930年代的"文艺自由论辩"中,鲁迅对"第三种人"是持续关注和批判的,而对"自由人"胡秋原则保持沉默,并且在事后显出友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胡秋原的文艺观点、文学评论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某些重要观点和思想上二人具有相通性:对于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的认同,对于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的辩证理解,对于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的接受等等。鲁迅和胡秋原在政治态度和文艺观点的关联与交错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性,而鲁迅与左翼主流理论家们对待胡秋原的差异则显示出他卓尔不群的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主题寻绎

关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主题,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但通读全篇,我们不难体会到怀旧意味和抒写百草园时渗透出来的对往昔的慨叹,以及描写三味书屋生活背后流露出来的对寿先生的敬意与怀念。该文是鲁迅回顾往昔生活一系列链条中的一环,折射了鲁迅的一个思想印迹,传达了中年鲁迅的寂寞情怀和在纷扰中寻求闲静的无奈心态。

鲁迅视野中的屈原

本文结合鲁迅评价屈原的文章和相关言论,指出鲁迅运用阶级的、历史的观点评说屈原,达到了同时代文学史家所难达到的高度。鲁迅评价屈原,不仅看其"全人",而且看其"全文",避免了评价的狭隘性、单一性和片面性。

《官场现形记》与晚清“新政”及鲁迅的误解

鲁迅对《官场现形记》创作意图及主题判断是有误的,小说并非因庚子事变的刺激为迎合"时人嗜好"满足于"谴责"———"谩骂"而作,而是起因于1903年李伯元及中国社会经历了对晚清"新政"由满怀希望到彻底失望,旨在揭露"新政"腐败的根源和真相。它集中描写晚清"新政上谕"发布后,中国专制政体与国际化市场相结合,导致官员权力与金钱贪欲的无限制结合,以至权力和人格商业化,使官场腐败像瘟疫一样漫延的种种现象,揭露专制政体是"新政"腐败的总根源和"伪改革"的原因,呼应了唤起人们认清"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的政治启蒙目的。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知识性错误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出现许多知识错误,本文纠正如下:曹丕的谥号不是孝文帝;何晏不是第一个吃五石散的人,五石散也不是"毒药";晋人穿宽大衣服和木屐都不是因为吃五石散;要求和阮籍结亲、杀害嵇康、受到何曾劝告的人不是司马懿;讲"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不是季札;嵇康打铁事不见于《与山巨源绝交书》;"不肖"不仅仅是"儿子不像父亲";东晋的人也会写文章;陶渊明从来没有"便伸了足穿上了"。

鲁迅与袁宏道

上世纪30年代初由于林语堂等人的倡导,晚明的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走上了历史舞台。鲁迅认为袁宏道提高了小说、戏曲和传奇的文学地位,在文学史上是有特定的价值和地位的,同时他还认为袁宏道是一个关心世道的文人。但由于时代的复杂性和变动性,使得鲁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袁宏道以及小品文的态度是不同的:五四时期的倡导,三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批评,以及同是在三十年代对小品文的希望和要求。从中我们看到鲁迅评价的科学性和时代性,更从中看到鲁迅对待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态度。鲁迅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让我们建立了科学的文学观。

励精图治 任重道远——四川音乐学院民族乐器改革的历史及展望

乐器改革是现代民族乐队发展的瓶颈,民族乐器的不完善直接导致了乐队功能的缺陷和表现力的缺失,这其中包括低音乐器的最终定型,所有乐器形制的定型,所有声部间的融洽协调等。我国的民族乐器改革始于上世纪初,四川音乐学院在这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形成了一批乐器改革的成果。

简论袁黄《了凡四训》劝善思想的宗教影响

袁黄《了凡四训》是一篇劝善积德的儒家家训作品,但在劝善原理、劝善法则、劝善实践、道德评价以及训诫的写作形式等方面都深受宗教,特别是禅宗思想和观念的影响。这种宗教影响既与明代三教合一的社会风气有关,也与袁黄家族崇教的家学源渊有着密切关系。

《金瓶梅》经典化历程中的两大坐标轴

《金瓶梅》自诞生以来有两次经典化历程:第一次是从明末到民国期间;第二次是自1949年以来。其经典化历程中形成了两大坐标轴:一是张竹坡与鲁迅共同建构的第一个坐标轴;二是袁行霈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其第二版。

鲁迅·“绍兴师爷”·越文化

当年陈源技穷,以'绍兴师爷'对鲁迅作人身攻击.上世纪80年代后,多有学者论及此事,然持论与陈源相似,鲁迅研究由此呈现了一个怪圈:跨越了两个世纪,关于鲁迅与绍兴师爷之话题,我们最终还是回到了陈源那里.文章认为,鲁迅与绍兴师爷有着质的不同,不能混淆.但在思维方式、文字表达,乃至某些性格表征上,又确有相似之处,其原因并非是鲁迅'继承'了绍兴师爷的传统,而是因为他们都植根于同一地域文化的土壤之中,越文化的某些'基因',决定了二者之间有某些共通的文化表征.

长江水神崇拜钩沉

长江流域有许多的地域水神,其中比较著名的水神有湖广大禹、巴蜀李冰、江西许逊、五溪马援、吴越伍子胥和张夏等水神。这些水神大部分都是历史人物。在古代地方人民将其神话,最终塑造成一方水神,成为保护地方的神祗。各地域水神的主要功能是斩蛟除魔、治水安邦。人们在各地也为其建庙加以祭祀,各个地方上的水神随着各地人口流动和商贸活动而流播各地。

“有漏皆苦”,荷苦前行——鲁迅、柳宗元与佛文化关系比较之三(下篇)

鲁迅、柳宗元爱好佛文化,他们研究佛文化的目的,一个为了“改造国民性”,一个为了“统合儒释”。“人生即苦”、“有漏皆苦”,既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也是佛文化的重要特征。佛文化坚毅冷沉的宗教作风和苦修苦行的生活态度,都在鲁迅、柳宗元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放射出夺目的人格光辉。他们一生都在肩荷人间的痛苦,挣扎迈步,奋勇前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鲁迅的“失望之苦”,是为民族而受“苦”。而柳宗元的“失望之苦”,固然有为国家、为人民群众着想的成份,但比较多的关注着个人的名誉、地位、家庭等,这是时代、阶级局限的必然结果。

“有漏皆苦”,荷苦前行——鲁迅、柳宗元与佛文化关系比较之三(上篇)

鲁迅、柳宗元爱好佛文化,他们研究佛文化的目的,一个为了“改造国民性”,一个为了“统合儒释”。“人生即苦”、“有漏皆苦”,既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也是佛文化的重要特征。佛文化坚毅冷沉的宗教作风和苦修苦行的生活态度,都在鲁迅、柳宗元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放射出夺目的人格光辉。他们一生都在肩荷人间的痛苦,挣扎迈步,奋勇前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鲁迅所受的人生之苦,是为民族而受“苦”。而柳宗元所受的人生之苦,固然有为国家、为人民群众着想的成份,但比较多的关注着个人的名誉、地位、家庭等,这是时代、阶级局限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