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省循化厅歇家研究

清代循化厅歇家是雍正年间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后,为加强时藏边地区的控制,将原来河州厅治下以通事出身为主的番歇家,转由官办发展起来的粮赋型歇家。循化厅歇家具有就家接歇与散役的特点。他们是沟通地方政府与番民不可或缺的中介,不仅包揽番粮,还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稽查户口、通语词讼、调查案件、调节社会纠纷、查禁贸易等职能。这表明明清时期歇家并非完全具有客店的性质,也不可能具备代表政府管理基层社会。

因俗而治下的司法判决执照论析——以清末甘肃循化厅少数民族诉讼为视角

在清末,循化厅在因俗而治的理念下,在尊重少数民族两造传统的基础上,在动员乡老等积极参与下,依据番例番规制定判决执照。执照是确定少数民族两造双方产权纠纷及赔付标准的最重要依据。本文通过对循化厅少数民族判决执照的专题探讨,不仅了解了官府制定与颁发执照的程序,也知晓了官府制定执照时的策略与技巧,更明白了执照的民族与地域特色,亦洞悉了执照在消弭两造纠纷,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

定额非“定额”——晚清各府州县学缺额研究

众多学者把清代各府州县学学额作为实际取额,并以此进行相应的推算。用这种推算方法来研究清前中期未尝不可,但对于晚清来说,则往往夸大了实际数量。晚清战乱灾荒频发,受影响地区经济破坏严重,人口大量损失,应考童生常常不足,文风也普遍下降;同时,许多地方都捐广了数量不菲的学额。在"任缺毋滥"的体例下,缺额成为常态,其中武学本身就不为士人所重视,缺额尤为严重。今后利用清代学额来进行相应推算时,为避免高估,应对缺额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

清代乡约制度在甘肃循化厅的推行

甘肃循化厅乡约设置始于清朝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后,随即以"口内各族"向"口外各族"推广。其间,乡约制度的推广借助于少数民族基层组织形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根据地方社会的特点设立了寺约、集约等多种形式。但其推广的不彻底性与不完整性,则使这一响应国家政权建设而向下层社会渗透的半政权化组织,并未能有效地辅助国家权力在区域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清朝时期儒学在青海循化地区的传播及难以展开的原因分析

儒学在青海的传播大体上遵循中央政府势力在地域上以西宁为中心,渐次由东部农业区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扩开的规律。乾隆、同治、光绪年间三次大规模回族撒拉族反清事件发生之后,清王朝始在循化等地力建儒学。由于儒学教育很难让边地民众获得参与主流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态度和技能,儒学在以循化为代表的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展开难与内地相等。

清代循化厅土地契约文书与土地交易

清代循化厅土地契约文书保存反映着康熙至光绪年间土地交易最为真实的历史状况。清代循化厅土地交易主要源于土地使用不便和家庭缺少用度,因而导致以绝卖为主的土地交易类型,呈现出土地交易不够频繁,小规模分散交易的特点。受山多地少等自然环境的影响,清代循化厅土地交易主要是在村级土地市场进行,且宗法色彩更为浓厚。与其他地区相比,循化厅土地交易价格的剧烈涨落,则反映了清朝多元边疆民族社会的频繁失序。

晚清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运行机制的研究——以循化厅档案为例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关注地方降水情况,要求各地定时向中央奏报雨泽,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雨泽奏报制度。本文主要利用循化厅档案资料考察晚清时期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上的运行实态。州县雨泽奏报在程序上有旬报和月报之分,无论旬报还是月报,格式上均要逐日书写天气状况、降水起讫时刻和降水量多寡。除旬报和月报外,还存在另一种特殊的上报程序,即各属如遇夏雨冬雪要随时上报。统县政区和高级政区长官对州县雨泽上报格式、时限、人员、信息准确性等进行查核,是确保雨泽信息准确的重要保障。州县户房的书吏是具体负责雨泽信息收集并上报的人员,在此之外,农官上报也是雨泽、收成奏报的来源之一。

清代甘肃循化厅司法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

清代循化厅司法档案这一独特的样本,主要反映了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处汉、藏、回、撒拉、东乡、保安、土族等部落及族际间的个体与群体纠纷,内容丰富,有典型的民族性、宗教性与边疆性特色。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造纠纷的类型、纠纷裁断的法源、民间与官方的调解与裁断,并重点关注到纠纷解决过程中部落权力、宗教权力和国家权力的互动与博弈。循化厅群体纠纷的状况、纠纷的思想与文化因素、民间调处与官府审判的性质、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聚岛为厅:清代海岛厅的设置及其意义

厅是清代特有的行政区划类型。据《清会典》,“府分其治于厅,凡抚民同知、通判,理事同知、通判,有专管地方者为厅”①,这指的是政区意义上的厅。清代专管地方的政区厅主要分布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沿海地带和内地的边缘区域等国家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有清一代,在沿海地区存在数个辖境主要由海岛构成的政区厅,它们是海门厅、定海厅、南田厅、玉环厅、澎湖厅、南澳厅(如图1)。这些厅的辖境包括海域和陆域两部分,其中陆域部分主要由海岛构成,此即本文所要论述的海岛厅。

晚清循化厅捐纳制度研究

捐纳是清朝为补救亏空而实施的一项财政制度。晚清对其推行的规模愈来愈大,范围愈来愈广,逐步推行至具有典型边疆民族区域社会特征的循化厅。由于地处边隅,地瘠民贫,教育欠发达,循化厅明显存在报捐人数少、报捐项目集中于贡监生、报捐价格低的特征。尽管地方政府竭力劝捐,甚至拣选绅耆携捐册赴各属劝俞核收银钱,并请头目、昂锁、宗教首领等地方权威协助,颇费周折,但收效亦难负所望。捐纳制度在循化厅的推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捐纳制度的运作全貌与边疆民族社会的特点。

清末循化厅藏族部落纠纷解决的社会过程——以同光朝卡加与隆哇、沙沟案为例

清同光朝循化厅卡加与隆哇、沙沟的部落诉讼纠纷,在乡老调处与官府压力下,以审判方式解决。其最后判决,以乡老评议为基础,由官府断结完成,实兼具合意与强制性质。这种判决在清末循化厅藏族部落纠纷解决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一种较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清政府吸纳地方传统力量维持当地社会秩序,维护与建设王朝的正统性与权威性;地方传统力量借助官府权威行使社会政治权力,参与地方事务管理。国家与地方在这种互动中共同完成对地方秩序的整合。这一纠纷解决方式,实际上也反映了清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特点。

从《千三碑记》碑看清代古州都柳江流域的山场确权问题

现存于贵州省榕江县的《千三碑记》碑,其碑文反映了清光绪年间“千三”组织通过定款立碑为公山确权的情形,对于研究清代古州都柳江流域的山场确权问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清雍正年间古州厅的设置,开启了这一地区进入王朝国家体系的进程。但起初清政府对该地区山场土地产权采用“山随田定断”的确权原则,并未给予合适的界定,致使时过境迁后当地村民因山场确权争讼不休,遂形成该地区通过集体之间争讼获取官府执照并刊刻成碑的确权机制。然而《千三碑记》反映的情况与当地的惯常做法颇为不同,“千三”组织在没有获取官府执照的情况下,通过定款立碑的形式为公山确权,其蕴含着地域社会进行山场确权的特殊地方逻辑,揭示出了地方社会的内外关系及互动情形。

晚清循化厅民间“细故”的审理与调解

晚清循化厅大量的"细故"案件绝大多数止步于诉讼程序的"中间阶段",经由民间调解的主动或被动介入和息具结。多重因素合力下循化厅衙门对此情形乐见其成。面对高昂的诉讼成本,"两造"经过切实的利益考量通常也会在对簿公堂前息事宁人。虽然"细故"这类争讼由民间调节根植于地方传统,也是行之有效的,但民间社会缺乏强有力的共同体将所有纠纷在内部化解,仍需凌驾于各分散主体之上的权威,因此官府的力量不可或缺。

清末甘肃循化厅少数民族诉讼策略探析

清末循化厅少数民族两造采用的诉冤、谎状与缠讼是比较典型的诉讼策略,依靠寺院等靠山是其常规做法,逃避、抗不赴讯是逃避责任的惯常手段。两造在以上手段不能取得好的诉讼效果的情况下往往通过聚众械斗等极端方式解决纠纷,这又导致新的纠纷产生。清末循化厅少数民族诉讼策略是在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社会环境下,在血缘与地缘冲突中面对部落、寺院与官府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的选择,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部族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习惯密不可分。

治狱与治边:晚清循化厅的藏族部落纠纷审判

晚清循化厅对藏族部落纠纷的审判,既是一般意义的理讼治狱,有时也有抚治边疆的意图与目的。其判决通常以法律规范为基准,有时也依法酌情判决,有时则既非依据法律,也非依据情理,而是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做出抚定两造及各利益关系方以安稳边疆的变通裁判,实际上是当地部落、寺院、官府等地方权力相互斗争的结果。晚清循化厅的藏族部落纠纷审判,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传统藏族聚居区部落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的状况、趋向及其社会秩序的形态、法律秩序中地方与国家的复杂关系。

清末循化厅抢劫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清末循化厅藏族内、藏族与其他民族间经常发生的抢劫案件主要依据"番例番规"追赔罚服。在蒙古与藏族间的抢劫纠纷中,除依"番例番规"追赔罚服,对挑起事端的首要分子等常依《蒙古律例》惩处。若发生重大抢劫案件,官府常依照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律例惩处重要滋事之人。两造抢劫案件多元异质化的法律适用状况,反映了"因俗而治"理念下,官府针对多族群杂居状况下各守各界及维持势力均衡的考量。官府在民间调处和官方裁断的互动中积极解决两造抢劫纠纷,并且注重适用法律时的协调与渗透,借此加强法律控制,增强国家权力。循化厅两造抢劫纠纷的解决,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与秩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