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不是任意说的中国总代表——基于体认语言学的思考

语言具有像似性还是任意性,这一争论由来已久。随着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的流行,学界现已普遍接受像似性的观点。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任意说传入我国后,学界有人寻找我国先哲以作呼应,如将荀子在《正名篇》中所言“名无固宜……”引为佐证,误把他视为索氏任意说的中国总代表。经过多年的研读和思考,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读,荀子在这篇文章中阐发的论点其实是当今体认语言学所提出的体认观和像似性之先声。本文从5个方面批评了学界所谓“荀子是任意说的中国总代表”的观点,以期为荀子正名,倡导“我思故我云”之研究风尚。

荀子“天生人成”的性恶论与康德的“根本恶”

“人之所生而有”的欲、知、辨、能等,作为“本始材朴”,既可能意味着人向善的原初禀赋,又可能指示了人趋恶的自然倾向。但若因此断定荀子既非性善论者也非性恶论者,而只能是持一种“中间状态”的性朴论者,却极易招致荀子丧失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危险。荀子的逻辑是,人生而具有某些天性,但这些天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却并不能归因于天,而只能是出于人自身的创造。若一个人无力创造,即无法“具”其“朴”“资”,那便是荀子所谓的“性恶”,康德称之为“根本恶”。至于人如何“具”,一方面,“俄而”间的“决”与“断”成为生死关头,另一方面,“长久”的“积”和“渐”又事关重大。前者涉及自由任性问题,后者必重圣王师法。以自由任性为基础,圣王师法也就跟权威专制或浪漫主义的人治遐想等清楚区别开来了,这有利于荀子思想的现代转化。

荀子对《孟子》的袭用与批判

从《荀子》书中可以发现,荀子对《孟子》的思想、主张、观点、比喻乃至用语都有许多明显的继承、接受甚至抄袭,尽管荀子并未说明这些内容是源于《孟子》,但不难看出孟子思想和文章对荀子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荀子在其书中又对孟子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和抨击,甚至称其有“罪”。荀子对孟子和思孟一派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道家特别是庄子的思想资源;而批判的目的,则可能是为了挽救在战国末年学术思潮中趋于颓势的儒家思想。

论荀子的“帝王之术”及其政治儒学特质

荀子“帝王之术”意指“圣王”主导的按照蕴涵权力与利益因素的政治逻辑来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和策略。荀子的“帝王之术”奠基于性恶论,关涉复杂的政治生活,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儒学特质。首先,荀子“帝王之术”的主体“圣王”凸显了一种强烈的具有政治现实主义色彩的“政治家”立场,绝非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家形象。其次,荀子“帝王之术”谋求治国能力的提升,强调“圣王”必须具备政治思维,懂得以利害眼光来分析政治生活并懂得如何利用手中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具有根据客观事实准确判断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杀伐决断能力以及高明的领导和掌控能力。最后,荀子的“帝王之术”落脚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圣王”应始终重视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的根本地位,并努力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以实现国家富强。荀子“帝王之术”就是依托“圣王”以“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帝王之业,既体现了荀子政治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儒学。

基于领域大语言模型的古籍分词研究

[目的/意义]文章以古籍自动分词为切入点,引入“荀子”系列大语言模型,对大语言模型在古籍文本分词任务上的表现进行了探讨。[方法/过程]文章基于《左传》分词语料,进行了数据清洗和整理,构建了指令数据集,在此基础上,从数据集中抽取了1 000条作为测试数据,并分别使用500、1 000、2 000、5 000条数据作为训练数据进行指令微调,并测试其性能。[结果/结论]实验结果表明,只需要少量的数据,大语言模型就可以有较为理想的表现,在微调数据量达到5 000条数据时,Xunzi-Qwen-7B模型表现出了最优性能,F1值达到84.54%。

荀子的共同性思想研究

共同性是关于事物关系、属性、状态的概念。荀子从人群共同生活与人性共同欲望的冲突入手探讨共同性问题,建构“维齐非齐”的共同性秩序,以共同性秩序转化现实人性,而最终落实到人的心智对宇宙万物共同性存在谱系的认识,实现“知通统类”,显现出重功利、重理智、重统一性的思想特色。荀子的共同性思想立足于建构和谐的人群共同体,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性与人心,把共同性与儒家人伦秩序、礼法规范紧密结合,开启了秦汉以降政治统治、学术思想大一统的先河。

在差等与共享之间:荀子的共同富裕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先秦儒家已有富国富民、反对贫富两极分化的思想传统。不仅如此,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历代儒家先贤崇尚的终极理想。与孔孟有所不同的是,荀子通过“礼义”的结构规范建立起利益分配的差等原则,又力图通过合作共享的制度调节贫富差距。从现代分配正义的角度看,荀子基于“应得”的分配原则体现了对财富创造的动力和责任问题的关注,也以人性平等和仁道关怀提供了上下阶层流动的开放渠道。相比较而言,荀子的共同富裕思想更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因此依然可以为当前共同富裕的推进提供思想资源和现实启示。

“为何”与“如何”——对荀子秩序问题的反省

如何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重建理想的秩序,是荀子和先秦诸子面对的共同课题。在荀子那里,“治与乱”问题呈现出“为何”与“如何”的思考:“为何”是探究根源,“如何”是寻找方法。这构成理解荀子政治哲学的根本线索。荀子将乱的根源指向“欲多而物寡”的矛盾,故唯有确立以圣王和礼义为核心的政治国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止争去乱。在理论上,“如何去乱”所涉及的政治秩序的实现和稳定向来都是“正当性”的评价对象,对“如何去乱”问题的回答便不能仅止于提出一套国家制度和法则规范,还必须提供道德上的证成,而荀子对此并没有完成“正当性”的相关论证。

“师道尊严”溯源及本义——兼论宋代师道文化的兴盛

“师道尊严”并非源于《学记》《荀子》,而是源于南宋时孔炜为陆九渊撰写的谥议。其本义并非“师严道尊”,也不是“尊师重教”,更不是指“师”的绝对权威,而是指“师”与“道”合一,师能代表“圣人之道”,庄重肃穆,为人师表,常见于墓志铭、谥议、人物传记等文体中,用于对为师者的高度赞扬。宋代师道文化的兴盛,表现为儒学兴盛强化了师德至上的观念,政策的积极推行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兴盛,师道的弘扬要求教师内修德性、外有威严。

求实、力行、功利与包容——论荀子理性精神对燕赵文化的影响

燕赵文化的理性精神之内核源自先秦的荀子学说,并得到后世燕赵思想家的认同、提倡和维卫。它涵盖了求实精神、力行精神、功利精神和包容精神等多元价值取向。求实精神主要体现在认识论方面,它是一种客观世界可知论的立场和实证的态度;力行精神主要体现在知行观上,它反对与现实无关、不能付诸实践的理论思维活动,坚持把“行”作为学习知识的根本途径和归宿;功利精神主要体现为学术价值取向,燕赵学人历来重视学术的社会功能,主张通经致用;面对不同思想学派和文化观念,燕赵思想家多秉持兼容并包、综合创新的学术立场,展现了燕赵文化的包容精神。

领域大语言模型下的古籍词性标注应用研究

[目的/意义]大语言模型的发展为古籍文本挖掘带来了新的思路,将大语言模型与古籍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必经之路。[方法/过程]文章使用《左传》词性标注语料,通过数据清洗和预处理,构建了一批高质量的词性标注指令数据,在此基础上,分别使用500、1 000、2 000、5 000条数据对大语言模型进行指令微调,并在另外1 000条数据上进行性能测试。[结果/结论]实验结果表明,“荀子”系列模型在古籍文本词性标注任务上性能优于通用领域模型,在微调数据量达到5 000时,Xunzi-Baichuan2-7B模型表现出了最优性能,F1值达到81.67%。

荀子“群居和一”思想与基层社会治理

“群居和一”思想是荀子具有原创性、极具特色、影响深远的思想,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主要包括“人能群”“君善群”“上下俱富”“隆礼重法”的思想。荀子“群居和一”思想富有时代价值,对于提高基层凝聚力、组织力、致富力、治理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有效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荀子《非十二子》思想解析

战国末期思想文化折中综合的趋势日渐显著,荀子是这一思想文化走向的典型代表。受稷下学风影响,荀子以儒学为基础,折中综合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等思想观念,实现了先秦哲学史上的第一次批判综合。《非十二子》是一篇综合分析评论先秦诸家学说,特别是批判儒家思孟学派的论文。文中将当时先秦诸家很有影响的十二位代表人物,两两成对,分为六家,后称六家十二子,即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荀子逐一对他们的思想言行进行了分析、批判和总结,显示出荀子的学术立场及其与先秦思想史的关联。

深度翻译视角下《荀子》哲学术语英译对比研究——以陈荣捷和诺布洛克译本为例

以深度翻译为理论视角,以陈荣捷和诺布洛克的《荀子》英译本为例,对比分析两译本哲学术语英译的深度翻译具体表征,归纳深度翻译的形式及功能,探讨哲学术语深度翻译的合理性。研究发现,陈荣捷侧重于运用夹注、脚注、段后评注等多元文本内深度翻译形式,呈现中国哲学整体脉络,凸显中国哲学术语特质,还原术语的核心思想;诺布洛克则综合运用文本内、外深度翻译,通过尾注和导言相互补充,构建丰厚的荀子思想语境,全面传达哲学术语的内涵,提供详实的荀学研究参考。

从荀子生态思想中汲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智慧

追溯中国传统文化,萃取先秦时期蕴含在荀子思想之中的生态智慧——“敬天”“顺天”“用天”思想,实现了其在“生态文明理念”“生态哲学观”“生态消费观”三个维度的继承与发展,使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具备鲜明的时代性与先进性。深入挖掘荀子生态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智慧,可以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性善说的强化与弱化:从荀子到董仲舒

孟子性善说旨在说明人性中先天具足为善的能力,理论旨趣上颇合乎康德伦理学“应当蕴含能够”这一基本原则。思想史上,该说往往被强化为这样一种观点:人于现实中必然会为善,因而礼义、王教乃至一切后天努力均为多余。荀、董二子都是基于对孟子性善说的这一“强化”解读而对其予以批评;为说明后天教化的可能性条件,二家又不得不肯定人性中包含某些有待后天进一步培养和发展的善质,清代以降的不少学者即循此思路理解孟子的性善说,但这本质上是对孟子之说的“弱化”。

清代《荀子》文献整理研究述要

得益于朴学的兴盛,清代的《荀子》及荀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千年未有之复兴时期,无论是义理研究还是考据研究,清代的荀子研究成果远远高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就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清儒研究《荀子》的著作约为56部,傅山《荀子评注》、惠栋《荀子微言》、王念孙《荀子杂志》、俞樾《荀子平议》、王先谦《荀子集解》是其中的佼佼者。本文从整理清代《荀子》研究的相关文献入手,主要对清儒整理、校勘、注疏、辑佚《荀子》的工作进行梳理,以展示清儒考据整理《荀子》工作的全貌,并探究荀学复兴的内在原因。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四库全书》自动分类研究

在古籍研究掀起热潮以及古籍活化成为时代要求的背景下,古籍自动分类面临更高的要求。结合当下前沿的大语言模型,以《四库全书》史部和经部的25类语料作为输入语料,探究荀子古籍大语言系列模型在古籍自动分类上的分类效果。通过与其基座模型对比实验表明,荀子古籍大语言系列模型在古籍自动分类任务中具有明显优势,其中Xunzi-Baichuan2-7B大语言模型的优势最为显著,整体分类F1值达到96.90%;调整训练数据规模的实验表明,荀子古籍大语言模型仅需少量的数据就能够达到与基座模型相当的分类效果。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基于荀子古籍大语言模型的古籍自动分类模型,能够实现对古籍的高效细粒度分类,并为资源受限情境下的古籍分类开辟了新途径。

副文本与样态重塑:《荀子》乐思的英语译释与嬗变

《荀子·乐论》为儒家学说体系中第一篇论乐专文,直接影响了儒家乐论的形态与立场。英语世界现有《乐论》的译介多附加了丰富的副文本。以《乐论》所秉乐教观为例,考量多维度的副文本再建构形态,可发现译者以副文本为乐教价值建构的主要场域,将中文世界所论的和谐自由的生命状态改写为带有鲜明功利性的集权主义、精英主义乐教观。《乐论》英语副文本建构中音乐价值与形式的嬗变,彰显了译者与作者于认知框架和文化语境层面的本质性差异。从副文本视角考察乐典的海外建构样态,对西方汉学做反向追溯与批评性研究,对提升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质量或有启发意义。

“圣人之道,至卿不传”——从二程的荀子观看荀子罢祀的学理因由

历史上的荀子“罢祀”事件需要在一个更宏观的思想史背景下审视。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荀子在明代遭到罢祀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性恶”“礼伪”的思想不合于宋明理学的道统观,被视为不传“圣人之道”。通过考察二程在不识性、不知诚、悖圣人三个层面对荀子的批判,可以发现荀子之所以被视为不传“圣人之道”,是因为其对性道关系、心道关系、圣人与道的关系的理解,不符合二程为“圣人之道”所构建的新的形上基础。进一步说,正是由于以“仁义之行”为不变内涵的“道”,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由“礼义之统”到“天命之性”的转变,才导致荀子被视为不传“圣人之道”,并最终因“言性恶”的理论问题而遭罢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