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品》对颜延之、鲍照诗的评价

《诗品》评颜延之诗“喜用古事”,对这一观点后世基本认同。用典繁密其实与钟嵘的审美理念相悖,但在钟嵘心中颜延之是雅正的典范,所以还是把他列于中品。《诗品》评鲍照诗“危仄”“险俗”,针对这一观点则存在较多争议。理清其背后的涵义还需结合《诗品》原文以及《文心雕龙》等对“危仄”“险俗”的解读。钟嵘将鲍照列于中品也有他自己的考量。

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始末考——兼谈《祭屈原文》等几篇诗文的作时与背景

颜延之由于党附刘义真,并得少帝亲信,引起权臣忌恨,最终成为了废立事件的牺牲品。景平元年出为始安太守,年末到达浔阳,与好友陶渊明相聚。景平二年五月五日前到湘州汨潭,祭祀屈原,撰《祭屈原文》,大约在六、七月间到零陵,祭祀舜帝,作《祭虞舜文》。约于元嘉元年秋冬之际到任,约一年后离任,回到家乡过了一段隐居生活,其间作有《寒蝉赋》、《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等。元嘉三年三月被征为中书侍郎,作《和谢监灵运》。

类书、总集误收颜延之诗文辨正

《海录碎事》中误辑、误引颜延之诗文句十二则,《诗渊》中误辑颜延之佚诗二首,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中误辑颜延之佚诗残篇三则。其中多数都是把江淹的拟作误系于颜延之名下,有少数属于文字讹误和文句颠倒。此外,严可均《全宋文》据《艺文类聚》,误辑颜延之文一篇。有必要进行考辨厘正。

六朝刘宋儒学探析——以颜延之、宗炳思想为例

根据六朝刘宋儒学的发展状况,儒学衰微的原因在于自身理论的内在困境。以颜延之、宗炳为代表的思想家面对当时儒学的状况及其困境,探索解决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由此而与儒学守旧者发生激烈的理论冲突。

论颜延之公宴诗的复与变

南朝刘宋时,奠定颜延之“大家”地位的,主要是其被后人漠视的公宴诗作。本文深入到刘宋诗学环境中去,探讨在刘宋公宴诗创作潮流中,颜延之所处的地位及影响,其公宴诗风格的典型性特征,及其对公宴诗传统体格的复与变。

颜延之《论语说》的流传、真伪及撰作缘起考论

颜延之《论语说》凭借皇侃《论语义疏》而保留了部分内容,今仅存十六则。今本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注疏》不伪,那么其中引录颜延之《论语说》也当可靠。考察今存颜延之《论语说》的内容,当是义疏之学,是给门人弟子讲《论语》之讲义,或在讲前预写,或在讲后由听者集录。颜延之讲说《论语》,盖在元嘉十一年至元嘉十七年间(434—440)屏居里巷时。

略论颜延之《五君咏》对早期咏史诗的变革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类型,咏史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初步形成并且完成了其早期的发展历史。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以颜延之《五君咏》为标志,班固《咏史》所开创的纪体咏史诗传统被打破,传体咏史诗作为一种全新的咏史诗类型登上诗坛,为咏史诗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五君咏》亦以其精湛的写作技巧和深切的人生关怀,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前此咏史诗或以叙事细碎而致酷不入情,或以情思繁芜而致结构散乱的缺陷,对后世咏史诗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垂范作用。

颜延之诗文四篇写作年代考

颜延之是南朝宋重要的文学家,一生写作了大量的诗文,为当时的文坛领袖。由于他的一些作品写作时间不详,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诗文本身以及对颜延之的深入研究。本文结合各个方面材料,就其中四篇作品的写作时间进行考证,以求教于方家。

关于陶渊明的第一篇文章——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笺注

刘宋大文豪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是现存可考的关于陶渊明的第一篇文章。本文加以笺解,分析陶渊明的行迹思想文学成就与陶渊明、颜延之的友好关系,从而得出结论,早在刘宋初叶,陶渊明在文坛已占重要地位。

陶渊明、谢灵运与颜延之例说

陶渊明与谢灵运在晋宋之交共世42年,却无一篇相互酬赠的诗文,也无任何相互往来的史料记栽。但这不足以说明陶、谢二人彼此了无所知,因为陶、谢有共同的挚友,即一代文宗的颜延之。本文通过对颜延之与陶、谢二人往来行踪的考察,检索谢灵运诗歌中部分一时兴到、偶感之作,探讨谢灵运与陶渊明在晋宋之交思想史上的微妙关系。

元嘉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间颜延之仕历考辨

已有对于颜延之从元嘉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间仕历的研究,系年不详、仕历不清,甚至有误系者。通过考察在此期间与颜延之有关联的人物、事件以及相关的文学作品,可以确定:颜延之在元嘉十七年至十九年间,任始兴王浚后军谘议参军;元嘉二十年任御史中丞,于本年内迁国子祭酒、加官司徒左长史;二十五年被免官;二十六年五月后,起任秘书监、光禄勋;二十八年任太常。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之崇尚儒家礼法及其表现

东晋南朝时期,琅邪颜氏家族在权势地位上虽非显赫,但历经数百年,代有人物,不绝如缕,且于学术文化多有贡献,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世族。在玄风泛滥的背景下,颜氏子孙世代遵循礼法,恪守孝悌之道,多排斥玄虚,尤以东晋之颜含、入隋之颜之推为突出。晋宋之际颜延之虽曾由儒入玄,但对其家族毕竟影响有限。中古时代,颜氏家族作为士族门第社会中的"小族",世代相传,维系着其家族地位承继不替,主要得益于其家族崇尚儒家礼法的文化传统。

颜延之《幼诰》《纂要》的内容及其训释方法——兼论与《说文》《尔雅》之关系

颜延之《幼诰》与《纂要》都是小学类著作。史籍所称"诂幼"、"诰幼"、"诘幼文"、"告幼童文"等多种异名,当以"幼诰"为是。《幼诰》盖为童蒙而作,主要是音注和训释,音注有直音、反切,训释有互训、推源、义界,祖述《说文》。《纂要》的训释,用"甲曰乙"或"甲谓之乙"的格式来区分同义词或近义词之间的差别,祖述《尔雅》。在四部分类法中,《纂要》应当归入"经部.小学类"。

刘柳仕履与颜延之起家时间考辨

《宋书·颜延之传》载颜延之三十岁时尚未出仕,其起家官为后将军行参军,府主为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然而由《宋书·谢瞻传》等可以推知,刘柳任吴国内史时,颜延之约二十岁。为避免时间冲突,有研究者认为《宋书·颜延之传》所载刘柳任吴国内史时间有误,进而将颜延之的起家时间提前十年左右。这种解释与现有史料存在三处明显矛盾,难以成立。由刘柳仕履来看,刘柳曾两次任吴国内史,第一次在元兴二年(403)至义熙元年(405),为建威将军、吴国内史;第二次在义熙十年(414)至十一年(415),为后将军、吴国内史。如此则史籍所载颜延之起家年龄及刘柳官职等均无误,可与相关文献材料自洽兼容,而不必臆改原始文本。

论颜延之对陆机诗歌的接受

颜延之与陆机诗歌渊源深厚,在多种诗体上模拟陆机,包括公宴诗、赠答诗、行旅诗和乐府诗。他接受陆机诗歌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追求辞藻对偶,重视语句出处,形成典雅文风;第二,善于描写景物,烘托环境氛围,表达家国之悲;第三,运用仕宦意象,刻画游子形象,抒发羁旅之思。颜延之充分吸纳了陆机诗歌的艺术技巧,注重隶事用典,讲究结构布局,诗歌趋于人工化、精密化,引领了南朝一代诗风,在陆机接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颜延之诗歌创作特色

颜延之是元嘉文坛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在当时的诗坛上名噪一时。他的诗歌主题丰富、题材广泛,艺术表现力强,在改变东晋以来“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风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景平外放”及谢灵运、颜延之的文学唱和

谢灵运、颜延之是刘宋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景平外放"事件,使这对文学之星,超越门第、声望距离及争胜心理,留下了唱和之作。循着景平年间的政治事件,可以探寻到谢灵运、颜延之的文学轨迹,并且,在与谢灵运、范泰关系的比较中,观照到谢灵运、颜延之文学唱和之作中蕴含的宦游之情。

精锐细密坚实:个案研究的新突破——以《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论》为例

对颜延之的研究很长时期都比较冷落,杨晓斌《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论》是该领域的最新成果。本书基于求真求实的学术态度,以及揭示历史真貌的学术理念,在研究上突出体现了三个特征,即精锐的问题意识、细密的考辨论证、坚实的文献基础。书中对颜氏生平疑点的考证、著述的辑佚以及传世《颜延之集》版本的考论,条分缕析,切中肯綮,非常具有说服力。《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论》为颜延之研究解决了诸多基本问题,是作家个案研究的新突破。本书不仅在具体问题上提出了精审的见解,而且对于同类学术领域和学术问题的研究,在研究体系和研究理路方面也树立了可资师法的范式。

从反叛到顺应——试析颜延之诗歌分类

刘宋诗坛重要诗人颜延之一生著述甚丰,但大多数作品都已散佚,所存作品极少。本文对颜诗传统分类方法提出质疑,认为对颜延之诗歌进行分类不能仅就其内容或题材作为划分依据,思想性格、心理特征才是影响其仕途命运和诗歌创作的关键因素,心理特征外化在其诗歌创作的过程之中,使其诗歌成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文章结合诗人所处时代潮流,进一步分析其思想性格和创作动机,据此将颜延之诗歌分为两大类:抒情自况之作和应制颂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