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文学扮演”与《春秋》斧钺--杨维桢《史义拾遗》补拟创作表微

杨维桢曾著《史义拾遗》一书,被四库馆臣归入史部,但书中“补辞”“拟辞”“设辞”之类文章实有别于常规史论,不仅蕴有作者与众不同的历史思考,也包含独特的文学价值。此类补拟文章的创作手法,是通过介入特定的历史现场,借助扮演古人的方式,重审历史旧案,申说《春秋》大义。在论史模式上,既沿袭胡寅、朱熹重视义理的理学家传统,又凭借优孟衣冠作“文学扮演”,展现文学家的趣味。这一系列文章史识独异、文心奇巧、持义严正,具有多重意蕴,并非单纯的游戏笔墨。

由历代诗歌选本看杨维桢诗歌接受--兼论杨氏近体诗创作风貌

杨维桢是元末文坛巨擘,影响极大。学者一直以来关注杨氏谲怪奇丽、标新领异的古乐府,对其平易的近体诗几乎略之不提。通观历代诗歌选本,发现人们对杨维桢的诗歌认识存在反复性。元明之际的选家与杨维桢处于同一时代,对其诗歌选录更为完整客观,如顾瑛《草堂雅集》、孙原理《元音》除了选录其古体诗外,也选了杨维桢数量客观的近体诗。明代中后期囿于宗唐复古观念,李蓘《元艺圃集》、曹学佺《石仓元代诗选》几乎只选杨维桢的古乐府。清代康乾盛世,要求诗歌中正平和、渊静雍容,故《御制元诗选》、顾嗣立《元诗选》等选本发现了杨维桢近体诗的价值,选了杨维桢大量近体诗。今人元诗选本又局限于选杨维桢的古体诗。这种认识的反复性、矛盾性,启示人们客观认识杨维桢的诗歌全貌:近体与古体皆备,平易与怪奇之风并行。

杨维祯的诗歌教育与“铁雅诗派”的兴衰

元代最大的诗歌流派“铁雅诗派”的出现与杨维祯的诗歌教育实践密不可分。元代诗法著作流行,形成了重法度、尚家数、尊格式的诗歌教育范式,而杨维祯试图以“情性说”消解以知识为中心的学诗路径,并以评议改诗、编集选诗、唱酬竞诗等形式履践以表达为中心的诗歌教育,这促成了“铁雅诗派”的迅速壮大。而杨维祯诗歌教育活动的即时性、随机性、碎片性特点,以及古乐府对教学依附性不强的诗体特性,则为诗派在其身后迅速衰歇埋下了伏笔。

略论杨维桢假传文的艺术机杼

假传模拟史传写法,将器物拟人,“为之作传以传其事”。杨维桢是元代假传文创作的大家,其笔下器物从竹几到白盐,皆点物成人,借用《史记》的笔法为其作传,体现出“以史为戏”的创作精神、“文道两分”的创作观念、滑稽俳谐的艺术机杼,蕴含着杨维桢个人对高尚道德节操的追求和对世态人情的讽刺。

论杨维桢、李东阳乐府体咏史诗创作及清人的全面接受

乐府体咏史诗作为一种诗歌体式,从最初单篇零章的创作,到大规模地制作组诗乃至专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现存最早以乐府命题的咏史组诗是元人王恽《读〈五代史记〉作古乐府五首》,随后有杨维桢的大力提倡和创作,铁门弟子张宪等吟唱赓和。继而是明人李东阳以如椽大笔写作《拟古乐府》,以乐府体叙古事、论古人、抒己见,纵横捭阖,使乐府新声嗣响诗坛,从者甚众,影响甚大。咏史乐府发展至清代,形成一种集大成的局面,仅是单独成卷的大型组诗和独立成集的专门诗集就多达百余种,在继承杨、李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繁盛空前。

论杨维桢乐府体咏史

杨维桢是元季明初的咏史大家,而乐府体是杨维桢最喜欢使用的体式之一。将杨维桢的乐府体咏史按其内容分为吟咏历史事件、品评历史人物、感慨史迹史物三类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杨维桢乐府体咏史的思想内涵表现为反思历史,品评各类人物;"理""性"结合,褒扬忠孝节义;以古鉴今,倡明世风教化;关注女性,借以表达妇女观。

杨维桢书法风格的特征和意义

杨维桢的书法风格在中国书法史上别具一格。文章首先阐述了杨维桢书法风格的特征:1.清劲高古,冷峭秀逸;2.狂放不羁,乱头粗服。其次论述了杨维桢书法艺术的成就及影响。

论顾瑛在元末文坛的作为与贡献

顾瑛以独立的“文人”身份和以赋诗为娱乐的文学理念崛起于元末 ,主要通过主持玉山雅集及其诗歌创作与杨维祯相呼应而领袖文坛 。

杨维桢撰《张氏通波阡表》不同文本的差异及其成因探析——兼论正德《松江府志》在保存元代石刻文献方面的贡献

元末知名文士杨维桢的《张氏通波阡表》尚保存着墨迹(中间有阙文),是其书法的代表作。同时,在《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和正德《松江府志》中均录有《张氏通波阡表》的文字。《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本文字和墨迹本十分接近,而与正德《松江府志》本差异较大。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在于《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是根据墨迹过录的(过录过程中还带来不少错字),正德《松江府志》根据的是石刻,而石刻则改正了墨迹中颇多错误(特别是张氏的家族世系),有可能墨迹系初稿,石刻根据定稿。《张氏通波阡表》的例子,也显示了正德《松江府志》在保存元代石刻文献方面的独到价值。

王彝“文妖说”考论

王彝以《文妖》一文开启了批判杨维祯"铁崖体"诗风的先河。然而关于此文的写作时间一直没有研究者仔细考究。梳理王彝遗文,可推断出《文妖》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王彝被围苏州北郭时期,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是站在理学立场上对"文"的自觉维护。比较王彝与杨维祯诗学观念的异同,亦可知王彝"文妖说"与"节情说"均意在纠正元季吴中趋向铁崖体的文学风气。王彝独立不惧之批判精神对于吴之嘉定的文统、学统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他开创了嘉定独特的实学实行之品格与风气。从此,"渊源古学、不逐时好"成为明清时期嘉定文人的共同追求。

论李孝光的诗歌创作及其在诗坛地位的变迁

在杨维桢倡导的古乐府运动中 ,李孝光是最早的声援者和实践者 ,并且参与了铁崖诗派的创立 ,因而在元末诗坛曾有“李杨”并称之说 ,但由于种种原因 ,李的诗名在后世逐渐滑落 ,最终失去了与杨并称的资格。本文依据现存文献资料就这一现象进行了考察和阐释 ,并对李孝光其人其诗作出了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论述。

时代·人·风格——杨维桢与赵孟頫书法论析

赵孟頫生活在南宋末元初,是著名的书画家。杨维桢生活在元末明初,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文章对他们的为人为官、书法风格及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和影响作了比较分析,展示了他们两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和不同的书法艺术。

杨维桢与黄溍交游论析

杨维桢为元末杰出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黄溍是元中期著名文士和名臣,年长杨维桢十九岁。他们交游密切,时师时友,黄溍作为师辈,对杨维桢的思想、创作、为官、为学具有正面引领的作用。文章展示了他们交游的事迹,并进行了论析。

论杨维桢与陆居仁的诗文倡和

华亭陆居仁与诸暨杨维桢生前曾相惜互赏,死后又同葬松江干山而并称为"高士",只是由于各自作品传世的多寡,导致其在当代学界的冷热悬殊;但从现存杨维桢、陆居仁倡和之作中,仍然可以看出二人当年的交情与思想性格。其中尤以"心尚孩"之歌与"华阳巾歌"的唱和最富于活力与深意,并且典型地体现了当时松江诗坛的写作现状。以铁崖为首唱的一首七律《草玄阁》,竟有17人步原韵作和诗,陆居仁连和四首,也体现了他执松江诗坛牛耳的地位以及对于杨维桢的声援。由陆居仁首唱的古乐府体"华阳巾歌",尚存于世者仅有杨维桢、徐章的和作各一首,原因在于以七律体式参与唱和快捷而易成,而像"华阳巾歌"这样的古乐府体,既受到用韵与题材的双重限制,规模也大于律诗,以之作和诗颇有难度;杨维桢甚为重视并精心撰写和诗作答,紧密呼应原唱而又有所出新。这两首各具特色的"华阳巾歌",既成为以唱和方式书写这一题材的双璧,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陆居仁在元末古乐府运动中与松江诗坛上曾发挥积极作用。

论理学对文学的超然批判——以元明之交的批判杨维桢为例

标新立异的杨维桢及其铁崖体在元末明初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其时东南文坛的风云人物,于此也遭到了持理学观点的人们的激烈批判。对徐一夔的标举张载诗学,特别是贝琼的“词涉夸大”和王彝的“文妖”等进行考论,发现理学在进行超然的文学批判时,常常和元明更迭的政治局势、传统诗学的观念传统所共同要求的雅正、平易观念糅合在一起,而这和明代的理学重回意识形态主流和士人重回社会精神生活中心密切相关。

儒商互济 大俗小雅——论杨维桢诗文中的商业世界

杨维桢诗文中浓厚的商业色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如实记录了商人举办的各种诗社文会,文人与商人交游唱和的情形;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商人形象,丰富了诗文类容;体现了商人与文人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的新生变化,商人雅化与文人俗化,成为一种趋势。杨维桢诗文中浓厚的商业色彩,反映了元代特别是东南地区商业繁荣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也客观的反映了经济基础与文学艺术的互动关系,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杨维桢与元末西湖竹枝酬唱

杨维桢是元代以"西湖"为题创作《竹枝词》的第一人。由杨维桢发起的"西湖竹枝酬唱",规模空前,影响深远。"西湖竹枝酬唱"的最终成果《西湖竹枝集》,选编了122位诗人的184首诗,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西湖竹枝词》总集。其内容主要包括对元代西湖地区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的描写。《西湖竹枝集》对明、清两代的各类《竹枝词》创作,均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

杨维桢籍贯别号考

杨维桢的籍贯,明清以来,说法不一。通过对诸暨的归属沿革、杨氏的世系和杨维桢出生地的故迹的考察,说明杨维桢的籍贯为诸暨是最确切的。杨维桢还有数十个奇奇怪怪的别号,反映了其在元末明初社会动荡剧变时期的处境、志趣及思想观念的变异、矛盾。

杨维桢的戏曲理论

杨维桢是元代末年诗坛上的领军作家,在诗作上开创了"铁崖体",他对元代新产生的曲也较为关注,在一些曲集的序跋中,对曲的渊源、艺术形式、内容等有关戏曲创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为一位具有诗人身份的曲论家,他的戏曲理论在元代曲论中,也自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