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诗歌与唐宋诗之争

叶燮是清初诗坛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交游广泛,与唐宋诗派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叶燮在《原诗》中为宋诗张目,提升了宋诗之地位。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又力求兼取唐宋。只是,他的兼取并非平等,在许多地方仍透露出其偏向宋诗的立场。这一点也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使其诗歌呈现出多元却有所偏重的局面。

论叶燮《原诗》中对沈约人品、诗品的评价

叶燮在《原诗》中批评沈约心胸狭窄,“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又对其诗歌极力贬低,“几无一首一语可取”,这样的“英雄欺人之语”过于片面。考察“万箭攒心”之说,最早来源于唐人李冗的《独异志》,其书专记神仙鬼怪,逸闻稗史,实不足信。至于沈约的诗品,也绝非叶燮所言,历代诗论家多有客观评价,且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之说,为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见叶燮对于沈约的评价,是有待商榷的。

叶燮对诗人主体性的反思和重建

叶燮对诗人主体的张扬达到新的高度。他提出包含深刻人生体验和具体情感类型的“胸襟”概念,强调诗人作诗当“传之于后世,而非求诸当世”,当“自鸣而不是他鸣”,当作“为己之诗”。叶燮的论述直接指向诗人主体的“识”、承载主体自由的“胆”、围绕主体心思之所出的“才”以及追求主体“独立不惧”的“力”,并指出诗歌最终追寻的是主体的“愉快自足”。针对清诗该如何师古的问题,叶燮强调诗人的主体身份,在追求“克肖自然”上,“我”取得与古人同等的创作权,古、今二元对立被取解。诗人主体不但关系到诗歌与生命的关联,更是诗人在面对文学传统压力时自立的依据。叶燮诗论对清代唐宋诗之争关于诗人主体、师古等问题的讨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叶燮佚序辑考

作为清初江南诗坛颇具影响力的诗人、诗论家,叶燮十分注重奖掖后进,曾亲自为门下弟子的诗集撰序,对他们叹赏推美,表现出高尚的师者风范,与其在《原诗》中重胸襟、重品量的诗论思想一脉相承。叶燮此类诗集序共六篇,均未见于其目前所存著述版本中。对此六序加以辑佚和考释,不仅可以了解叶燮撰序的因由及交游情形,还可借以进一步观照其诗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叶燮《原诗》以杜甫为参照的理论体系

《原诗》是中国古代诗学批评的重要论著。叶燮在《原诗》中以杜甫为核心,以杜诗为参照系,通过对韩愈、苏轼等个体诗人与“俗儒”“宋人”“今人”群体诗人的诗作品评,构建起一套关于“情”“事”“理”“自我”“面目”“胸襟”“议论”“风会”的诗学思想理论体系。同时,叶燮的杜诗批评具有思辨性,彰显出以杜诗为参照的叶燮诗学思想的客观性。

《文心雕龙》的光明美学--以“炜晔”为例看刘勰的美学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对陆机的“说炜晔而谲诳”提出异议。二者之间的分歧不仅在于对“说”文体的功用理解不同,更在于对形容词“炜晔”的使用标准不同。统观全书涉及“炜晔”词汇的篇目可以发现,《文心雕龙》不止一次用到“炜晔”“炜烨”等形容词进行观念表述。受时代、佛教两个维度影响,刘勰对形容光明的词汇倾注了积极的感情色彩。故而在创作时,刘勰潜在地限定这类词的使用范围,提高其使用标准。因此,以“炜晔”为例进行梳理、探讨,有助于领悟刘勰的光明美学思想,进一步认识《文心雕龙》所呈现出的“生命美”和“视觉美”审美倾向。

叶燮感兴论的审美主体建构

清代诗论家叶燮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诗学代表作《原诗》为学术界所推崇。叶燮的诗学理论博大精深而颇具系统的理论建构,在体系性上远远超越了以往的诗话著作,标志着中国近代诗学的开端。在创作论方面,叶燮以感兴为其核心理念,其《原诗》和其他的诗论著述都贯穿着"有所触而兴起"的创作思想。但叶燮并非一般性地论述诗人与外物的触遇兴感,而是在对主客体双方在要素分析基础上阐发其感兴的创作论的。在主体方面是胸襟与才识、胆力,在客体方面则是理、事、情。从感兴论的传统来看,叶燮对审美主体的分析与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当代中国美学理论建设具有深刻的借鉴价值。

叶燮的比喻性诗学

叶燮诗学的独特性在于其比喻性。和一般随意、零碎的比喻不同,叶燮用比喻深入诗歌史的核心,用比喻铨序学诗者需具备的条件,用比喻弥纶诗歌创作的主客体,可以说,比喻是叶燮结构其诗学的关键方式。实际上,比喻渗透着叶燮的理学式的世界感受。在叶燮看来,诗歌世界和自然宇宙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是相通的,因而以彼喻此或以此证彼是成立的,这决定了叶燮看待诗歌、把握诗学的思维方式,并最终表现为比喻性的话语方式。更进一步,叶燮诗学的全面系统性、现实针对性、哲学根基性、历史视野性、论理雄辩性等特征其实都可以从其比喻性中得到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比喻为叶燮诗学赢得了独一无二的理论效果。

“正变系乎时”——论叶燮对汉儒“风雅正变”的原创性阐释

汉儒提出的"风雅正变"是正变思想诗学转向的关键点,也是诗学中正变观念的源头。历代诗论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这一源头,但是,清初诗论家叶燮超越了这种延续。他不拘泥于传统,回到原典,重新审视汉儒学说,无论在思考范围,还是在思考方式上都突破了前人的桎梏,对"风雅正变"作出了原创性的阐释。文章在梳理历代诗论家对汉儒学说不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叶燮如何创造性地阐释汉儒思想,并进一步探究他的诗学立场以及对清初时政的态度。

叶燮“诗是心声”初探——兼论古人的艺术与人生理想

叶燮的"诗是心声"说蕴涵了丰富的美学思想,涉及了诸如诚、胸襟、品量、创新、工拙、是非、善恶、才人之诗、志士之诗、平淡之美等问题,由此可以窥见中国古人以真、善、美为标准的艺术观和人生观而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

“胸襟”:《原诗》理论体系建构之核心

叶燮《原诗》之理论体系,绝非仅体现于其创作论一端,而是以"胸襟"为核心,统摄了创作论与诗歌发展观两个主要部分。大致为:以盛衰正变、"变能启盛"明"胸襟"之用,以"才、胆、识、力"充之,继而以此"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理、事、情",使之"发宣昭著",最后存之于"自然之法"。"胸襟"既是扫除"古今盛衰正变之肤说"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创作中表现"不可明言之理、事、情"的第一要素。

论叶燮的杜诗学——以《原诗》为对象的考察

叶燮《原诗》具有精湛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思辨过程,他以杜甫为中国诗歌史的顶峰,梳理了诗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从艺术成就、人品胸怀、诗史地位等方面对杜诗作了精微的阐释,其所体现出的时代风貌、批评方法包孕着传统诗学向现代转向的讯息。

诗歌修辞:“活法”的创造——叶燮《原诗·内篇》修辞论及意义

清代著名文论家叶燮的《原诗·内篇》中包含了丰富的修辞思想 ,尤其是他对诗歌修辞的核心问题———“活法”的深刻论述 ,对我们认识诗歌语言的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诗歌修辞的角度 ,结合叶燮在文中的有关论述 ,对“活法”的概念、“活法”产生的内在必然性。

变而不失其正——叶燮《原诗》论纲

叶燮《原诗》以其突破传统的论述方式、独具一格的文艺观点和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经典地位。《原诗》理论的核心在于变,即自主创新,又主张"变而不失其正",意即自主创新不能违背思想上的儒家正统和审美上的风雅传统。同时,此书在诗学观念上也存在回避不了的矛盾和疏漏,如"踵事增华"说与"诗至宋能事已毕"说的矛盾,《诗经》为诗歌之源头的理论错误,对"气"和"神"等概念的解释与使用中的疏漏,在两套理事情概念转换中的矛盾,等等。

情依于理 情理交至——叶燮理性美学观新解

叶燮的理性美学观倡导察识征理而以理性为艺术立法 ,提出“幽渺以为理”而为艺术理性定位 ,强调情得理真、情依于理而申扬“情理交至”论 ,分别解答了文学与理性。

论叶燮对清代中期性灵诗说的启迪

叶燮与袁枚分别是清代前、中期杰出的诗论家和诗人。叶燮《原诗》以其精湛的理论体系对诗坛流弊作了高屋建瓴的针砭,袁枚以其杰出的诗论和创作领导了席卷清代中叶的性灵诗学思潮。本文从以变为核心的文学史观,反对优劣唐宋与门户之见,"性情"与"面目"的主张,从"匠心"到"灵机"的发展,思想根基的正统性等方面,梳理袁枚对叶燮反复古主义诗论体系的接受、融通与发展,从而彰显叶燮于清代中叶性灵诗说的启迪之功。

《原诗》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

叶燮《原诗》以消解二元对立的方式,颠覆传统诗学或"崇正"或"主变"的观念,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以往的研究中没能区分"变"的多重含义,将动词的"变化"与名词的"变体"混淆起来,甚至以"变化"代替"变体",造成了误读,直接影响到对《原诗》正变思想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评价。

叶燮以“诗风正变论”为核心的文学史观

叶燮将与时运诗运相关的“正变”隔绝在《三百篇》。对后《诗经》时代,则将“正”限制在建安诗,打破了诗体正变论,是为“诗风正变”论。其中汉魏至宋诗的“变”包含“启盛”和“有因”两个因素,否定了“因=盛”,改传统的“变=衰”为“变=盛”,直指明七子要害;而对“变”中有“因”的强调,也有力地批驳了楚风。叶燮将诗歌史视为“盛衰因变”的动态发展过程,并用“变而不失其正”贯穿关联。宋以后,“变”则是一般意义上的“改变”之意。叶燮指出“有意为工拙”为宋诗的突出价值,并达到踵事增华的顶点。

王士禛、叶燮与乾隆诗学的逻辑起点

在乾隆诗学的起步阶段,对王渔洋诗学的反思和批评是一个逻辑起点。神韵诗学流于趣味化的倾向催生了性灵论诗学的主体表达意识。而叶燮自成一家的思想则取消了艺术理想和典范的预设,直接影响到袁枚有工拙而无古今的诗学观的形成。正是以对王渔洋神韵诗学的反思和补救为出发点,格调、性灵、肌理各派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路径,共同构成了乾隆诗学的理论格局,也完成了古典诗学理论框架的建构。

论叶燮《原诗》美学思想

从美学角度审视,叶燮是时下公认的大家,历来论述颇多。全面客观认识叶燮《原诗》的美学思想,须结合清初背景从"理、事、情","活法"等方面进行评述。叶燮的美学思想之所以不能影响乾嘉学人,与清初的文化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