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与死亡叙述

余华对暴力的关注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新解读,其小说中的暴力描写不再注重于简单的历史结论,而是深入到历史的背后和人性的潜意识,对人的本能的攻击性及其相应的暴力性行为进行真实的还原,从而揭示那些导致暴力性事件的人性的必然性因素。如果说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揭示了人类审美行为的另一面,那么它对死亡的关注则显示着人的生命的另一极。在余华的小说中,生与死作为人生的两极构成了一个宿命式的循环圈,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不仅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寄托,死亡的过程与瞬间是人生宿命的一个聚焦点。其小说从不同的人称和视角展开死亡叙述,对死亡作了不同侧面、不同意向的表现。

虚构与非虚构:论余华的《第七天》

继续了在《活着》中展现得非常充分的才华,余华《第七天》成功的地方在于,尝试着以新的方式处理新的现实,并再次率先表现了对小说和现实之间关系的特殊敏感;失败的地方在于,余华还没真正找到支配社会新闻这种新材料的恰切技艺。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余华尝试着跨界写作以追求现实与艺术之真,但最后还是不幸滑落到了虚构一边。如何艺术地把捉两者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余华以及所有当代中国小说家面临的难题。

无根之痛:余华小说中的继父现象

余华敢于袒露内心的恐惧,也具有直面虚妄的勇气和力量,他在后期小说中塑造了远离暴力与欲望且充满温情的继父形象,从而彰显了父子情深的美好与神圣。然而,写出这些继父的慈爱并非表示他与父亲们达成了谅解与和谐,而是藉继父形象,运用貌似童真的叙事手法再度审视父亲,以此掩盖他真实的情感倾向,带着面具游戏于自我与读者间。

文学、文化与文明——余华访谈录

余华是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广受意大利读者的青睐与好评。2018年余华受意大利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邀请参加“余华意大利文学之旅”活动,以文学为桥梁拉近了中意两国文化的距离。活动中余华接受了以“文学、文化与文明”为主题的访谈,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思考为视角,梳理出不同文学形式、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归纳出中国文学、文化和文明“包容开放、博采众长”的特点及交流融合和互学互鉴对文学、文化和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

余华小说中的文革记忆

在某种程度上记忆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余华的童年记忆--文革记忆无疑也深刻地影响着余华的创作,但是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他80年代的作品中,文革记忆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暴力叙述主题的内因;90年代,文革记忆直接进入余华作品中,但对现实政治作了很大程度的过滤。

“伪经验”时代的“经验”危机与“现实”困境——以余华新作《第七天》为例

作为"对现实发言"的又一次努力,余华的新作《第七天》并未彰显敏锐的"先锋"精神,反而陷入了深刻的"经验"危机和"现实"困境。小说重返"虚伪的形式",但余华已失去发掘蕴含着文化记忆、存在感受和人性深度的"经验"的能力,"经验原型"已然耗散,"经验内聚力"日趋贫弱,余华的艺术"感觉"被围困在"伪经验"时代符号化、碎片化的"现实"之中。唯有突破充满"已然性"和"必然性"的"现实生活"的束缚,反抗传媒强加于"现实"之上的情绪性宣泄和符号性消费仪式,走向"可能生活"的境界,才能重获对于"现实"的想象力。因此,《第七天》对于认识余华新世纪以来的创作道路,反思"先锋"形式实验,以及审视整个当代文学创作,均有重要意义。

“坚韧”的修辞学阐释——《许三观卖血记》之修辞解读

《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就这篇小说而言,它在小说修辞学方面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非凡的高度,并因此形成了完全属于余华个人特点的叙事风格:简洁而有力,其表现就是对重复、对白等修辞的成功运用,而这些修辞又无一不和小说的主题——“坚韧”相连。

余华1990年代小说叙事中的时间意识

时间是作品存在的一种方式,叙事则是叙述者用言语讲述故事。文本在叙事过程中必然留下时间的痕迹。余华1990年代小说在叙事中表现出的碎片时间意识、线性时间意识和共性时间意识,其中蕴含着瞬间审美方式、散点式叙事方法和聚焦式叙事方法。

在反抗与皈依之间——试论余华先锋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余华的小说映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墨痕,具体而言,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主要体现在:“性恶论”、“神秘主义”、吴越文化以及鲁迅传统等方面。这些中国传统的边缘文化,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否定性力量,扮演着对主流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角色,这也是余华及其先锋小说的锋芒所向。

论余华小说《第七天》的艺术张力

继《兄弟》之后,沉寂七年的余华在2013年推出长篇新作《第七天》。小说一经发表,随之而来的各种评论不绝于耳,褒奖者有之,批评者更甚。余华深谙张力因素对小说的功用,在《第七天》中完美地呈现了三组显著的艺术张力:一是叙事结构上真实与虚构形成的巨大张力贯穿小说始终,推动故事的发展;二是苦难与温情的张力体现作家对底层人深沉的爱与同情;三是活着与死亡两个世界之间的张力体现作者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客观说来,《第七天》以其饱满的艺术张力,理应在余华的所有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黄永生教授“瘀能化水”学术思想及其在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中的应用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慢性、全身性疾病,往往同时累及多处血管,是导致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主要原因,其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尽管阿司匹林、他汀类药物在临床中大量应用,但仍不能完全阻止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且长期服药引起的不良反应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医药以其多靶点、多环节干预及较好的安全性等优势在本病的防治方面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中医药通过调节脂质代谢、抑制炎症反应、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抗血小板黏附聚集、抗血栓及抗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等作用全面调节机体机能,全面干预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有望弥补西医治疗的不足。全国首届名中医黄永生教授通过查阅古籍,并结合50余年的临证经验,形成了“瘀能化水”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疾病的学术思想。

回归传统还是继续“先锋”——余华作品中“父亲”形象分析

自相继发表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后,有评论根据上述作品中父亲形象的变化,认为余华叙事风格发生明显变化是其由先锋重又回归传统的表现。余华是否已然向传统回归?文章通过解读余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认为余华虽已进入转型期,但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却仍然保持着与其"先锋期"相似的态度。

童年记忆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

暴力、鲜血和死亡是余华小说常见的主题，原因是：童年的恐惧长久地伴随着余华，以及内倾的心理，这使他内心同现实一直保持了一种紧张关系；特殊的经验使余华习惯了鲜血和死亡，甚至于迷恋；直觉内倾型的心理特征。另外，余华的小说缺失高大的男性形象和具有“弑父”的倾向，原因是余华童年记忆中形成的不完美的父亲形象。

余华小说苦难意识的衍生和升华

苦难意识是余华小说的独特之处和着重之点。余华前期作品中的苦难意识受个人生活环境、文学阅历和西方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主要呈现为一种暴力冷酷的姿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余华小说的苦难主题发生了变化,它开始更多关注人对苦难的忍耐力和自我拯救的努力,表现出了一种悲悯的文化情怀。余华表现苦难的方式的变化也显示了其文学思想的不断成熟。

论余华小说中的温情意向与救赎依托

1990年代后,余华小说虽然仍将人性的残忍与生活的阴暗作为其文本表现的主体,但与这种表现同在的是其对爱与温情的深度渴望;其对弱者苦难生存的表现凝结为"活着"哲学的表现,而伦理意志让其走向了民间大地。

余华,游走在现实与虚构之间——以《兄弟》《第七天》为例

余华的小说从来都不回避现实,他常常以夸张、荒诞的方式展开对日常生活的叙述,从《兄弟》到《第七天》,作家游走在虚构和现实之间,逐步寻求从表现的真实到艺术的真实。在《第七天》中,通过对现实的想象性重建、艺术荒诞和真实荒诞的二重奏展现了一幅独特的现实与虚构交叉景观,实现了以虚构抵达现实,具有了更强烈的现实批判力度。

从三篇实验小说再看余华的先锋精神

《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鲜血梅花》是余华热衷于先锋小说实践期的重要作品,被余华称为实验小说,它们既借用又颠覆了传统的侦探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以及武侠小说的叙事手法,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显示了独特性,突显并成就了余华的先锋性;同时也表现了余华不断寻求突破的努力。从这三篇小说具体的文本入手,一方面,细观它与传统小说的区别;另一方面,探析它在余华整个创作生涯中体现出的延承性与创新性,进一步透析出余华创作中的"先锋精神"。

略论余华的小说创作

自从20世纪80年代余华以小说创作的先锋姿态出场以来,读者始终对他的小说作品充满了期待。然而,自90年代中期完成他的三部长篇高峰之作,似乎步入了创作“高原”,已经六七年没有看到他的小说新作了,其中既有文学走向“边缘”等大环境的影响,又有余华自身的原因。

生命中可以承受之重——余华小说中对抗苦难的三种方式

90年代后,余华不再满足于展示暴力、血腥和苦难,他将笔触深入民间,发现了民间的自足性,民间的那股朴茂的生命力自有其对抗消解苦难的方式。本文结合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近作《兄弟》阐述作家对苦难人生进行消解的三种途径。

《愤怒的吴自立》序

欧阳昱的小说主人公吴自立是二十一岁的大学生,他相信自己的出生是造化的报应,因为这是个欲望的时代,他所就读的所谓大学早已精神破产,是个"腐烂得流脓的地方"。他终日沉浸在对人情世态的仇视和愤怒中,企图通过自我毁灭来毁灭这个他与之不能相容的世界。本书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模本小说。主人公的精神危机是其作为问题存在,受困于人之存在问题,最终堕入问题深渊的典型个案。作为一个存在于信仰的荒漠里,在精神的极限上自我摧残的人,他的一生,如同与他一起存在于生的囚笼的人之生死,不过是在给定的生存境遇里完成给定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