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血化瘀与清热利胆中药协同对急性胆管炎大鼠肝脏的保护作用

目的 :对比观察活血化瘀与清热利胆中药联合应用与单独应用对急性胆管炎大鼠肝脏形态和功能的影响情况 ,并进一步探讨两类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 方法 :在部分结扎大鼠胆管的基础上 ,向胆管内逆行注入大肠杆菌 ,建立大鼠急性胆管炎模型。模型大鼠分别给予活血化瘀药物 (复方丹参片 ) ,清热利胆药物 (茵陈蒿汤 )及清胆活血药物 (复方丹参片 +茵陈蒿汤 )灌胃治疗。对照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对比观察各组大鼠死亡率及肝功能情况 ,并取肝组织行光、电镜病理学检查。 结果 :清热利胆与活血化瘀中药合用可显著降低模型大鼠死亡率 ,加强对大鼠肝脏形态及功能的保护作用。 结论 :活血化瘀与清热利胆中药之间存在协同增效作用。

利气化瘀汤加减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30例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利气化瘀汤治疗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方法:将符合诊断标准的60例轻中度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及慢性持续期)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0例,治疗组予以张彩玲利气化瘀汤加减口服,对照组予布地奈德粉吸入剂治疗,急性发作期喘息明显者两组均加用β2受体激动剂口服。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6.7%,对照组总有效率为83.3%;两组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1个月后嗜酸性粒细胞水平比较,治疗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利气化瘀汤治疗儿童轻中度支气管哮喘有较好临床疗效。

“玉山文人”心态研究——以于立、顾瑛、袁华为例

"玉山文人"作为元明之际吴中文人最大的雅集群体,把文人的"旁观者心态"演绎到了极致。但文人身处动荡的鼎革之际,"旁观者心态"体现了连续性与阶段性、矛盾性与复杂性、整体性与差异性等特点,具体表现为:"旷达"与"颓废"的统一、"纵欲"与"恐惧"的统一、"悲哀"与"忆旧"的统一。以于立、顾瑛、袁华为例,可以看出"玉山文人"整体的心态演变,以及在某一阶段心态的主导特点。

於梨华新作《彼岸》的艺术特色分析

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女士的长篇小说新作《彼岸》,讲述了老少三代女性的成长历程、特别是她们不同寻常的感情经历和心灵的挣扎,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文章从小说高超的叙事手法、对现代技巧和中国传统意境的融合、以及＂归于彼岸＂的宁静与超脱等方面,分析了《彼岸》的艺术特点以及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大报恩寺与李昌祺的佛教情结及其对《剪灯余话》的影响

李昌祺“董役长干寺”的特殊经历,凝结成为其内心隐秘的佛教情结。《剪灯余话》中不仅流露出强烈的崇佛思想,而且还抒发了人生的苦闷;寺庙叙事是《剪灯余话》鲜明的艺术特征。

《益州记》佚文考辨

任预、李膺所著的《益州记》 ,是常璩《华阳国志》后的六朝巴蜀地理名著。宋代以后二书已亡 ,在唐宋类书、地理书和诗文注中 ,留下大量的佚文。但唐宋以来 ,史书方志多误署作者 ,改窜原文 ,或者不能区分侨县与旧址 。

明洪武、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君主强力推行定程、朱理学于一统的文化政策,十分强调儒家义理在诗文中的教化功能,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主要有5部,创作者虽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但其内容多为神仙道化、劝诫讽谏、粉饰太平、惩恶扬善,其中宣扬道德教化的篇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可见,当政局稳定、政治权力处于上升期时,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是可以得到推行的。

试论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兼与瞿佑《剪灯新话》比较

从人生经历和朋辈交往中 ,可见李昌祺刚正性格之有自 ;而其小说《剪灯余话》则反映了其谪贬房山时的特殊情怀。与前此瞿佑的《剪灯新话》相比 ,在个人的情绪宣泄方面 ,《余话》体现的是李昌祺对仕途前程暂时的灰心和跻身功名淡淡的悔意 ,《新话》体现的是瞿佑的“感离抚遇”和“哀穷悼屈”;在同以战乱为背景的篇目中 ,李昌祺旨在重建理学的道德规范 ,瞿佑则多“只怨干戈不怨天”的反战呼号。出现彼此差异的原因 ,是由于两人所处之时代环境、人生遭际和个人性情有较大的不同。

《文章精义》作者、编者补考

《文章精义》的作者为宋末元初的李塗,字耆卿,又写作"李淦","淦"与"塗"本为一字,在该姓名中均音gàn。李塗(淦)约生于1230-1240年间,约元贞年间(1295-1296)或稍后卒于国子助教任上。《文章精义》编者肯定不是《齐乘》之作者于钦,应为元代的于钦止,或曾任岳阳郡教授。现存《文章精义》一卷本为残存本,其中涉及"古今文章"从先秦到南宋,将《文章精义》列为宋代文话更为合适。

北夷“索离”国及其夫余初期王城新考

本文介绍了宾县庆华遗址及巴彦王八脖子遗址的发现经过、分布情况和文化内涵 。

“时代”与“人性”之间的不懈探索——於梨华小说的“家族史”阅读

美籍华裔作家於梨华,人称"留学生文学的鼻祖"、"无根一代的代言人"。其实上述说法,既不足以概括其创作全貌,又无法解释深层创作动机。"家族婚恋"题材的小说发展方向有二:一是越写越"窄"的"人性小说";一个是越写越"宽"的"时代小说"。於氏则二者兼而有之,找到了个人感受与时代风尚的最佳结合点,以"家族史"的形式反映几代海外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无从回避:寻常之活与“激情”死亡——以池莉和余华为例辨析两种人生价值取向

新时期文学中 ,以池莉和余华为代表的两种人生价值取向耐人寻味。池莉的“过日子小说”所显示的是一种寻常生活的意义 ,是对从前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及其粗鄙生存权利的尊重。而余华的“激情”死亡更多地带有后现代意味 ,同样对建构多元化世界具有一定的意义。

李昌祺《剪灯余话》述论

李昌祺《剪灯余话》是明初重要的文言小说集,标志着明代文言小说的复兴。其中的作品或关注古今政事,或叙写爱情婚恋,或表现商人生活,或炫耀才华,多以元明之际的动乱为背景,大力揭露批判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同时,这些作品想像奇特,情节曲折,叙事细腻,对后世小说的创作、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沈腰潘鬓”而“担荷罪恶”——王国维如何把李煜推高至“释迦”“基督”的地位

王国维《人间词话》对李煜作品的评价认为,李煜"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对此学界解说纷纭。从王国维的学识背景、哲学思想及文学创作等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在对人生的追究与考索方面,王国维与李后主有相似之处,这是把李煜推高至"释迦""基督"的教主地位的原因。

《桃花扇》外话香君——秦淮名妓李香君二三事考辨

李香君,又名李香,南京人,为秣陵教坊名妓,秦淮八艳之一。自孔尚任的《桃花扇》于1699年问世后,李香君遂闻名于世。然传奇终究是传奇,作为一部文艺作品,作者虽说"实录",但在创作过程中难免因需要进行虚构加工。因此,通过对现有文献略加考辨,可以还原《桃花扇》中一部分史实,如李香君缘何名盛于秦淮、与侯方域结识时间、李香君之高义与气节,从而认识一个历史中的李香君。

翁偶虹《怡簃词话》研究

翁偶虹先生是著名京剧作家,其词学造诣却鲜为人知。翁偶虹的《怡簃词话》自具体系,涉及词体论、创作论、鉴赏论,并对梦窗词展开了考辩与鉴赏。受大量京剧活动的影响,翁偶虹撰写词话更加注重声韵;而深厚的诗词修养,又使其编剧中撰写唱词呈现出雅化特点。翁偶虹《怡簃词话》对李渔的《窥词管见》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我们探讨总结翁偶虹词论特点及其个案有助于管窥民国时期的词学生态。

论中国小说《剪灯余话》对朝鲜小说《金鳌新话》的影响

《金鳌新话》在素材、构思等方面承袭《剪灯余话》的痕迹非常明显,某些篇章对《剪灯余话》的模仿程度远远超出了对《剪灯新话》的模仿。金时习不满于《剪灯余话》的过度理性化倾向而表现出向《剪灯新话》的回归,同时又直接与《剪灯余话》对话,表现了截然不同的主题,某些篇章可视为《剪灯余话》的翻案之作。由于作者国别不同,《金鳌新话》存在对《剪灯余话》的误读,但《金鳌新话》的民族内涵则为李昌祺所不可企及。正确解读《金鳌新话》离不开《剪灯余话》。

李渔戏曲理论研究50年综述

李渔是我国明末清初杰出的戏曲理论家,他的戏曲理论主要集中在《闲情偶寄》的《词曲部》、《演习部》以及《声容部》中,也有少数戏曲理论散见于其诗文词赋中。李渔的戏曲理论一直为人所关注、所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开始用新的学术眼光来重新审视李渔,并力图借助一些更新、更科学的方法,对李渔的戏曲理论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就其所涉及的方面而言,包括文献整理和理论发掘两个大的方面的内容。不少专著和论文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试论李后主词之“变”

作为研究李后主词之“变”的基础 ,该文首先探讨了后主之前词坛的状况 ,其后 ,探讨了后主词之“变”的契机及表现。最后得出结论 :李后主词之“变”的本质 ,在于它将历代诗歌言志述怀的传统引入了词体 ,从而将词引上了歌咏人生的途径。

《明史》误载李化龙父却刘綎之贿探析

据张廷玉《明史》卷247《刘綎传》载,明朝总兵刘綎曾在征讨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时行贿于总督李化龙的老家,但是刘綎所派使者"为化龙父所叱"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当更正为"为化龙母所叱",不可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