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天人合一”的两条基本线索——兼评余英时的两重“天人合一”观

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存在和发展着的?用"以人合天"和"以天合人"两种类型加以总结最为合理恰当。"以人合天"是广义的"天人合一";"以天合人"是狭义的"天人合一"。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主流是"以人合天",以阴阳家、黄老道家为代表,法家也尊重这条路线。余英时把中国轴心时代理解为"旧天人合一"向"新天人合一"的转变,这就把本来复杂多元的先秦天人关系单线化、狭隘化了,余英时的材料选取乃至结论导出显然有刻意配合"轴心时代"学说的嫌疑,论证过程有牵强附会的痕迹。

《互校记》与《先秦诸子系年》之史源发覆

围绕着钱穆诸子学研究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曾经引发过一场风波。风波缘起于钱穆弟子余英时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回顾这一场风波,探讨余英时对郭沫若的批评,并反观《先秦诸子系年》的部分史源构成,对于端正当下学风,应当有所裨益。

早期中国的天人合一

中国与西方都有讲天人合一的传统,以天人合一为中国特有的思想恐难成立。余英时从轴心时代的文明突破来讲中国独特的内向的天人合一,其实也有很多问题。因此,如果要研究中国的天人合一之说,应该更深入细致地分析。对此,张岱年曾指出天人合一有两种意义:一是天人相通,二是天人相类。结合近来出土的简帛材料和有关传世文献,可以发现张岱年的说法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天人相通和天人相类共有的思想基础是天人感应。儒学大讲天人感应的灾异学说,将宇宙论和人事相结合,其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子思《中庸》的圣人"赞天地之化育",另一个方向则是将人世伦理说为天之规则。这两种说法都有更早的思想来源,且都有修养方法。诸子百家说天人合一,有不同的"合",或合于圣人君子,或把人伦合于天常,或合于天道而非人道,或合于天而非人,乃至非圣人。而即使讲天人之分的荀子,也在讲天人合一于人。

从“朱陆之争”到“内在理路”——余英时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理念与方法管窥

"朱陆之争"是南宋以来儒学的中心问题,它也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明清学术思想发展之始终。正是由朱陆之争这条线索出发,余英时先生发现了近世儒家思想演进的内在秘密,那就是:纵向的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横向的知识与道德的紧张和平衡。同时,在宋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特别是由于朱陆之争这条线索的发现,余先生提出并实践了"内在理路"的学术文化发展理念与研究方法。在宋明理学如何转向清代考证学的研究中,余先生认定"内在理路"说解释的有效性。而这一"内在理路"又可概括为两大精神或要义:一是强调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内在动力,一是注意抉发中国思想文化的知识传统。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余英时与中国现代学术典范之构建

海外华裔学人应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余英时可谓海外华裔学人的杰出代表。他坚持从史学的立场观 察中国文化的内在变动;注重史料价值,坚持以无可争辩的史实建立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坚守本土学术理念,反对用西方的观念 生搬硬套于中国学术研究。余英时的学术思想是今天中国学人摆脱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发的动力和典范。

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

余英时先生是当今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史研究大家,他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之重建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有着深刻的思考。余英时认为,中国问题乃是一个"全面的社会重建"的问题,而"社会重建同时也还是文化问题"。考察余英时的中国文化重建思想,对推动现阶段中国和谐社会之构建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余英时在其著述与论说中,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文化重建任务,即重建价值系统,重建人文学术,重建社会重心。

薪火相传 各领风骚——钱穆余英时中西文化观比较

钱穆、余英时师生二人都是史学界的翘楚 ,他们都以治中国思想文化史而驰名学界。本文以中西文化观为视角 ,通过对师生二人中西文化观的比较来探求他们之间学术传承的轨迹 ,再现师生二人薪火相传各领风骚的学术佳话。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即他们对文化内涵的界定 ,对中西文化异同的见解 ,对中西文化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诠释。

论牟宗三之“三统”、回应及其脉络

甲午惨败以及"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促使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存在价值的深刻检讨与反思。在那存亡继绝的时期,新儒家三圣(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逆潮流反行,毅然挺身而出捍卫孔夫子。由此而开出的以熊十力为领衔,牟宗三、唐君毅等发展的"心性之学",则成为一时之显学。牟宗三之"三统"尤为卓著。

现代新儒家视界中的梁漱溟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余英时等对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予以较多关注,包括对梁漱溟新儒学的核心义旨、理论建构和梁漱溟的人格特质、学术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厘清和思考。熊十力、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对梁漱溟及其思想的解读、评价不仅与他们的学术旨趣相契合,而且浓缩了他们对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态度和立场。剖析现代新儒家视界中的梁漱溟,既提供了一种解读梁漱溟新儒学的样式,又成为一面呈现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学术理念的镜子。

余英时的知识分子观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余英时先生对知识分子问题予以较多关注,为其学术思想注入了一种实践活力。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兴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并利用"道"来改造世界。为了保证"道"的庄严和纯正,知识分子特别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由于时代的变迁,现代知识分子面临政治与文化上的双重边缘化。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道问学”的认知精神:乘舆者,抑或舆隶——余英时清代学术史观的几点疑问

余英时在清代学术研究中提出的"内在理路"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思想,但这一思想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中被过分强调了,虽有所见,然亦有所失。余英时在分析戴震与章学诚的思想,处理"尊德性"与"义理之学"、"道问学"与"考据之学"的复杂关系时,纠结缴绕,《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的主要价值诉求亦未能达成。

略论现代新儒家的五四观——以梁漱溟、唐君毅、余英时为例

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还促进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兴起。由于文化背景和时代课题的变化,现代新儒家三代学人对这场学生爱国运动之评价见仁见智、各不相同。新儒家开创者梁漱溟主张以法律方式规约学生的爱国行为;新儒家第二代唐君毅立足传统文化,坚决反对五四运动;新儒家第三代余英时则对之进行了客观理性的评析。三人观点之差异,表征着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新儒家学者对这场运动的复杂心态。

情感论与文化阐释的转向——评余英时《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

余英时提出的"两个世界论"存在忽视叙事系统内部差异的缺陷,《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则进一步强调《红楼梦》文本研究的重要性,从小说文本内部的断裂与差异出发,在批评逻辑上体现了从体系论批评向开放式批评的转换,克服了"两个世界论"的论述困境。余英时认为曹雪芹批评的对象是礼法,并与实证考据结合,从学理层面否定了阶级论的合理性,从思想交融的社会背景与曹雪芹民族认同的情感出发,认为《红楼梦》的创作基点为"情"。该文体现了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对古典小说进行阐释的潜力,为小说美学学科领域内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提供了拓展空间。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要——《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评析

五四运动的批判与社会思潮的变化,共同催生了余英时的现代儒学论。他立足儒家传统,对儒学现实困境的抉发、对儒学近现代转向的探析、对儒学未来前景的思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型。

从释义到推论——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史料解读献疑

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重构两宋(尤其是南宋)政坛面貌,旁征博引,新见迭出,深得学界好评。然而通读全书,作者对若干史料的运用,似不无令人生疑之处。书中史料处理的疑点,主要可分为:字词含义、语段脉络、史料性质、推论程序四类。

从“执”到“悟”──论《红楼梦》中贾宝玉人生历程所蕴涵的佛学思想

红学研究近百年来的概况表明,在对《红楼梦》主旨探讨方面取得突破性成就的两篇文章均借用了西方的哲学理论,而这些理论均可在中国的佛教文化中找到契合点,因此对《红楼梦》主旨的探究是可以回归于本土文化的。《红楼梦》所描绘的“贾宝玉”的生命历程正是佛教所认为的从“执”到“悟”也即从“觉心起念、相续不断、住持苦乐”再到“除灭无明、见本法身”生命历程的再现。从这一角度切入,可使红学研究中的几桩公案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汉学主义的“超越”与“内在超越”——余英时和列文森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比较

西方汉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有着类似于赛义德使用的“东方主义”的“汉学主义”的特征,这种特征有时表现得非常隐蔽。将列文森和余英时这一中一西两位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进行比较,发现“汉学主义”对他们学术研究的影响,及他们自身对所处“汉学主义”环境的“内在超越”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