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复古求新变:张说碑志文新探

受唐代文体革新的时代风气的影响,针对六朝碑志文写作的弊端,张说开始了以复古求新变的碑志文变革实践。他引史传写法入碑志,淡化宗族世系、重视人物性习,语体形式上骈散交融,风格上追求典雅,这些变革既体现了向蔡邕开创的碑文写作范式的复归,又为碑志文写作范式的变革开启了法门。张说的碑志文中交织着新旧范式变革阶段旧中有新,新中有旧的阶段性特点,成为从“蔡邕体”走向“韩愈体”的津梁,是碑志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

从《东瀛诗选》的编选看汉诗对俞樾的逆向反馈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汉诗整体西传回归中国视野的表现即为《东瀛诗选》的编纂。俞樾的诗学源流观念在《东瀛诗选》的编纂中一目了然,《东瀛诗选》撰辑过程中的文艺批评亦使俞樾的文学认知思维体系得到延展和补充。文章此为切入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俞樾对《东瀛诗选》的编撰,探究日本汉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逆向反馈作用。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俞樾佚札考论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东方文献中心藏《明清名家书札诗稿》中有俞樾致其弟子徐琪信札一则,以往相关书信集均未刊布过,可与俞樾其他书札及诗文呼应对读。经考证,此札作于1891年12月21日,内容主要涉及俞樾与弟子徐琪之间的诗词唱和、著作刊刻及日常家事,反映了俞樾深厚的学术涵养、矛盾的著述思想、晚年的生活情趣及平和的人生态度,也体现了晚清特殊文化背景下一代儒林宗硕与弟子的浓厚情谊。此札为研究俞樾的文学观、俞樾著作的刊刻情况及晚清士人生活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

俞樾基于平衡对称观念的训诂得失举隅

平衡对称是一种深植于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审美观念,中国古代文人的思维结构和语言结构都呈现出讲求平衡对称的特点。晚清学者俞樾将这一规律运用到训诂实践中。他常常从篇章文句结构的平衡对称角度出发,进行释词辨义,解决了一些前人未能很好解释的问题。不过,俞樾有时会夸大这种对称性对文本的制约,也造成了部分说解的牵强附会。

罗周《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的书写路径

对魏晋文化的痴迷促成了青年编剧罗周的《世说新语》题材系列创作,包括2014年创作的扬剧《衣冠风流》,2018年创作的越剧《乌衣巷》,以及2019年开始创作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衣冠风流》和《乌衣巷》是她在这个题材的探索和起步之作,两部作品分别从政治和情感出发,完成了对魏晋风度的精神建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元明清以降同类题材书写存在的困境,建立起了同类题材书写的写作范式,却仍未及圆满。而随后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则是罗周为《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寻找到的最适配、最完满的形式,并通过她独特的写作技巧,使《世说新语》中的诗性瞬间在舞台上迸发出了最大的生命能量和戏剧能量。

论俞樾《庄子平议》中“理训”的生成——以俞樾《庄子平议》对二王《庄子杂志》的继承为中心

俞樾《庄子平议》对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庄子杂志》的考据形式与考据结论均有吸收。俞樾《庄子平议》的一大特色,是在对二王《庄子杂志》继承的基础上,一方面发展了二王“相对为文”的考据形式,使“相对为文”成为可以不依赖任何考据质料的考据形式;一方面提高了以庄解庄考据质料的地位,使《庄子》文句的结构和语义成为可以支撑结论的唯一考据质料。两方面的相互结合、共同作用造成了“理训”的必然生成。“理训”既是文献考据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文献考据学的基本精神有所偏离。

俞樾《十二月花神议》考论

在中国民间文化中,“花神”极具魅力与影响力。在明代就有“百花神”之说,清代杨柳青“花神”组画以唐宋传奇及历史人物确定花神名称,《聊斋志异》编有花妖花神的故事,《红楼梦》中有祭祀花神的情节,《镜花缘》中刻画了“百花仙子”的群体形象,“花神”进入大众视野愈加清晰。在晚清俞樾所著的《曲园杂纂》中有一卷《十二月花神议》,此卷与花神也相关,虽篇幅不长,但其中论及了俞樾与友人对十二个月份花神的删选之由,以文人视角去定义花神,对文人交际、生活环境、审美情趣的考察也有一定的意义。

凤凰出版社《俞樾全集》本《七侠五义》述介

《七侠五义》整理本甚夥,但都未能尽善。凤凰出版社《俞樾全集》本《七侠五义》后出转精,为一般读者与相关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更规范可靠的新整理本,本文即对此加以评介。

俞樾与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出版考实

晚清同光年间,各省纷纷设立官书局以振兴文教,刊行了大量御纂、儒学和经史典籍,其中金陵、江苏、浙江、崇文、淮南五局合作刊刻的《二十四史》影响极大。在合刻的筹备和进行上,浙江书局总办俞樾贡献尤多。俞樾于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首倡合刻之议,又联系各地书局,协调分工、化解分歧,促使书局达成了合作。五月,崇文书局李鸿章将合刻之事奏报朝廷,取得了皇帝的支持。在刊刻过程中,俞樾又协助借阅善本、拟定章程、确立版式,并时刻关心刻书进度。在朝廷的认可、俞樾的倡议斡旋、各地高官的支持以及学者的努力之下,《二十四史》终得以在光绪四年(1878年)全部刻成。官员和学者间合作和分歧的诸多细节,展现了晚清官方出版业的运作实态。

俞樾《諸子平議·管子》補正

德清俞樾(1821—1907),^(①)字蔭甫,號曲園,晚清樸學大家,徐世昌(1855—1939)《清儒學案·曲園學案》曰:“曲園之學,以高郵王氏爲宗。發明故訓,是正文字而務爲廣博,旁及百家,著述閎富,同、光之間,蔚然爲東南大師。”^(②)《諸子平議》一書,是俞樾的代表作,可説是子學訓釋的鉅著。此書仿效王念孫(1744—1832)《讀書雜志》而補其未及,識力之精,涉獵之廣,爲《雜志》之後,從事子學者不可或缺的典籍。然而,智者千慮,容或有失,今就俞氏《諸子平議·管子》十四則,詳加探討,審視俞説之瑕瑜,並作補正,祈能爲其中問題提供較爲清晰的解説。

俞樾《东瀛诗选》的编选宗旨及其日本汉诗观

从《东瀛诗选》之编选与刊布入手，通过对该书自序、凡例、诗人评介及入选诗作的论析， 探讨了 “就余性之所近录而存之” 、“务取雅音” 、“以期协律” 、“有美必扬” 、“不必尽 以中法绳之”等编选宗旨，并进而通过正确的源流观、开放的交流观、积极的比较观等三层 面，阐绎了俞樾的日本汉诗观，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

金泽荣和中国文化名人的诗文交往

1905年朝鲜李朝王廷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大夫金泽荣流亡中国,在张謇的帮助下寓居南通,任翰墨林书局编校。金泽荣在南通出版了30余部著作,为保存祖国文化,同时也为翰墨林书局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案牍之余,金氏广泛结交中国文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人中有被胡适列举应该作传记的中国文化名人俞樾、张謇、严复、梁启超,屠寄、郑孝胥等。他们意气相投,诗文酬唱,书信往返,雅集宴饮,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篇章。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的近代意识

《右台仙馆笔记》在晚清文言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身处新旧交替时代,家乡浙江又是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地区之一,该书作者俞樾深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一近代思想在《右台仙馆笔记》中有着充分的反映。文章从危机意识、重视小说实用功能和较为进步的妇女价值观等方面,阐释了《右台仙馆笔记》所体现出来的近代意识。

浅谈日记资料的有效性问题——以俞樾函札整理为中心

日记资料内容丰富,其中所记种种,皆可成为并业已成为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点。利用俞樾日记可以为其所作信札系年,这说明日记类文献在史实复原的精细化方向上的价值。从日记与俞樾函札的对读、不同当事人日记的对读两方面,可以揭示日记资料可能存在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缺陷,而准确性与完整性都是影响史料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使用日记这类碎片化特征明显的史料时,不断挖掘、尽量拼合、争取还原,则是使之终能呈现出价值以及避免其局限性的基础。

“成于乐”: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向度——孔子文学教育思想探论之三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文学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多数学者以为"成于乐"与古代"乐教"和周代音乐教育有关,是培养人才"立身成德"的最高阶段。也有学者指出"成于乐"是要通过教育养成学者的快乐精神。由于上古教育"诗""礼""乐"相辅相成,相须为用,并不存在深浅高下之分,音乐教育贯串整个教育过程,故不能将音乐教育理解为教育的高级阶段。上古"乐"有二音二义:音岳指音乐,音洛指快乐。"成于乐"既可指音乐教育的一个完整教学过程,也可指在教育实践中培养目标的最后达成。孔子重视弟子的君子人格培养,"成于乐"主要指养成儒家君子人格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向度,即坦荡与快乐。"成于乐"是在长期音乐教育和诗礼熏陶下形成的,它不仅不排斥全面而完整的音乐教育,而且以之作为依托和凭借。这样辩证理解"成于乐",才能准确把握孔子文学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的丰富内涵及社会价值。

俞樾医事录

[目的]探究清末浙江儒学大师俞樾的主要医事,明晰俞氏对中医学术的真实态度及在中医经典研究中的贡献。[方法]以历史学、文献学之研究方法,搜集《春在堂全书》中俞樾所有论医文章,以俞氏涉医之《废医论》《枕上三字诀》《内经辨言》3文为重点,并研读章太炎分析乃师涉医之论述,提供师弟二人原始文献,剖析俞氏对中医学术的真实态度及在中医经典研究中的贡献。[结果]《废医论》为俞氏于1878、1879年连遭母妻之丧、医药无效时的偏激之作,其本意绝非反对与废弃中医,而是提倡阅读中医经典以培养名医。《枕上三字诀》为俞氏基于中医"治未病"理论,通过自我保健而探索出的一套养生方法,核心为"塑""锁""梳"3法。《内经辨言》为俞氏研究《素问》的训诂之作,共48条,释疑校误,为研治《内经》必读之作。[结论]一代儒学大师俞樾,虽对中医有一时偏激之论,然其对中医养生方法的探索、实践,对中医经典的深入研究,均体现出其对中医学术的充分肯定,尤其是对《素问》经文的校释,厥功至伟。俞氏的《废医论》与章太炎的《医术平议》,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两位伟人对如何看待中医、如何发展中医、如何振兴中医的讨论,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仍然具有深入研究的意义。

俞樾《内经辨言》的训诂特色

[目的]探讨晚清经学家、教育家俞樾所著《内经辨言》的校勘训诂特色,为后世研究《内经》提供重要参考。[方法]运用史料考证、文献分析的方法,从文字演变、词句异义、音韵、衍文、传抄错误等多个角度研究《内经辨言》的训诂特色,并总结归纳其对《内经》研究的影响。[结果]从清儒研治《内经》的过程看,俞樾的研究有承前启后之功,清以后治《内经》的方法多是参阅俞氏训诂。《内经辨言》善采词法文义、行文句式等多种途径,校勘训释《素问》四十八条。《内经辨言》广泛运用了文字考证、训诂学等方法,利用古本典籍,旁引百家之说,校勘训释《素问》。[结论]《内经辨言》是训诂《内经》之专书,研究此书的训诂特色,对后世研究《内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东瀛诗选》对江户汉诗的鉴选保存之功

清光绪年间中国著名学者俞樾编选的《东瀛诗选》,是放出中国人眼光鉴选的一部大型的日本汉诗总集。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在中国编选的日本汉诗选集,也不仅在于它实际是日本历史上最早正式出版的最大规模的汉诗总集,甚至也不仅在于俞樾所写的许多精当的评语,而更在于《东瀛诗选》因俞樾之慧眼而鉴选了不少在当时、甚至到现在仍未被日本学界重视的优秀诗人诗作,尤其是它保存了不少现在已被日本人完全忘却的江户时期的优秀诗人诗作。由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本国汉文学的轻视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俞樾当年读到的汉诗文集如今很多已经难觅踪影,因此,《东瀛诗选》还起到了保存日本汉文学文献的作用。如今不要说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即使日本学者也不得不把它作为日本汉文学史研究必备的典籍。《东瀛诗选》的这一功绩和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尽管此书的选政有着种种不足之处,但所谓"不当选而入选"的缺点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甚至就不能称之为缺点,反而可以说这正是此书的一个优点。

曾侯乙、曾侯■和曾侯■

曾侯乙之前的曾侯有曾侯和曾侯■。二者的年代关系,通过比较曾侯乙、曾侯■和曾侯■三位曾侯的青铜器铭文格式、铭文字体、青铜簠形制以及青铜戟形制的变化,观察曾侯和曾侯在相关因素中的系列关系,最后推测曾侯■的年代早于曾侯。

俞樾楚辞训诂的方法与特色

俞樾是近代前期以朴学方法研究楚辞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运用因声求义与因形求义的方法发现误字,寻求本词,广引书证并结合文法与句法,训释楚辞原文,考辨周翔,论说有据。在"原本经典"、反对穿凿附会的同时能大胆质疑,得出了较有价值的结论。这种"求是"与"存疑"的研究方法在更深层次上统一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这对还原著作原貌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受到现当代楚辞学者的重视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