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卑趣则有——论袁宏道诗文中的诙谐色彩

晚明文人袁宏道诗文兼擅,他作品中显露出的诙谐色彩成为其风格特色之一。这种诙谐色彩具有谐谑对象广、艺术形式多样、风格雅俗并存的特点。在诗文中,袁宏道通过制造意外感、优越感、宣泄感生成诙谐色彩。而之所以会产生出这种诙谐幽默的风格,原因可以从社会历史因素、经历与性格因素、文艺美学观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论袁宏道《潇碧堂集》对苏轼的接受

在明代轻视宋诗的大背景下,袁宏道推崇苏轼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袁宏道《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文集都可以反映出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潇碧堂集》作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是袁宏道柳浪乡居时期的诗文结集。柳浪乡居期间,袁宏道与苏轼产生了更深的精神联系,这段时间也是袁宏道接纳和学习苏轼最重要的时期。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影响到了苏轼诗文在晚明文坛的流行,进一步又影响到了明末清初宋诗风气的兴起。

袁宏道哀悼诗研究

哀悼诗有悠久的历史及稳定的写作传统,发展至明代已经严重模式化。袁宏道哀悼诗约三十三题六十七首,从哀悼对象、诗型、内容来看皆为追悼亲朋的真情之作。袁宏道哀悼诗在继承传统模式与意象的基础上,自有标新之处,具体表现为:通过吸收民间佛、道、冥界观念,为逝者设计了不同的死后彼岸世界,开拓了哀悼诗写作的时间与空间,显示了士人与市井生活的融入;将底层人士作为主人公进行哀悼,扩大了传统哀悼诗书写对象的范畴,反映了袁宏道对儒家主流价值观的反叛。

师古与师心:袁宏道送别诗研究

袁宏道现存送别诗约100题181首。综观袁宏道之创作实践,可见其充分学习了经典送别诗的结构范式、典型意象、抒情方式,继承了“三部式”与风土类送别诗的书写程式;同时在自我表达与理论自觉的双重驱使下,对送别诗的面貌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开拓,主要体现为乐观谐趣的情感基调的拓展、主体意识的张扬以及诗歌体裁的突破性试验。分析袁宏道送别诗,可以窥见其标新立异的审美趣味和诗学观念,也为了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辩证互动关系提供重要视角。

论袁宏道尺牍中对自适的追求

晚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使个性之风崛起,在尺牍中,袁宏道真实地展现了自身的生活状况以及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呈现了一个在个性与世俗环境、仕进与隐退的矛盾冲突中,不断追求自适的自适者形象。袁宏道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全然不顾地追求自己所向往的自适生活,而是努力实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使自己真正能够在生活中自适,这体现了袁宏道对个体生命的主动把握,彰显了个体的生命意识与力量。

袁宏道对扬雄“丽则”赋论的继承与发展

西汉扬雄首次提出了“丽则”赋论,“丽”指文辞的华美和内容的宏大丰富,“则”是扬雄晚年受到经学影响而对赋体过“丽”倾向的反思,扬雄的这一理论成为后世赋文体创作和批评的主要标准。袁宏道辑、王三馀补编而成的《精镌古今丽赋》以“丽则”为选赋标准,但由于受到明末文学思潮的影响,因此其“丽则”赋论不仅扩大了赋体的表现范围,还对赋体的语言文字形式做出规定,并且袁宏道将真、趣、韵等概念引入“丽则”赋论,带有其“性灵”文学的印记。

袁宏道“性灵说”之佛学渊源

袁宏道参禅习佛,受佛学思想影响极深。禅宗“物格”公案是袁宏道由“外参”到“内悟”的重要契机,这对其“性灵说”有着深刻启示。在文学发生方面,有得于禅宗心性论,袁宏道强调主体心性的地位和作用,主张创作主体自由抒发真情真性;在心物关系方面,受永明延寿“一心统万法”思想影响,袁宏道提出“以心摄境”。佛学思想对袁宏道“性灵”思想的形成多有沾溉。

袁宏道山水游记异文研究——以吴郡本和佩兰居本为代表

袁宏道山水游记存在两种版本系统:一以佩兰居本为代表,一以吴郡本为代表。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吴郡本当为初稿,佩兰居本为改稿,吴郡本优于佩兰居本。进一步还可推断,改稿者不应是袁宏道,而很可能是何伟然。

文人小集在明清文学思想研究中的价值——以袁宏道《敝箧集》为例

在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各种文献来源中,文人小集是最能反映历史语境的一种。明清文人小集有大量刊刻并保存至今,为研究者追溯文学史发生的原生态过程提供了方便。袁宏道是明代文学思想史上的关键性人物,其诸种小集的刻印和流传,塑造了他在晚明文坛的形象。其早期的《敝箧集》,反映了他诗歌写作从模拟转向独创,反对拟古的理论主张从萌芽到确立的微妙过程。《敝箧集》的例子,可以说明在明清文学思想史研究中重视文人小集的必要性。

陶珽生平及交游考述

陶珽是明末诗人、古文家,治官颇有政声,其著述丰富,但大多佚失,除题署陶珽的《说郛续》流传最广、研究较多外,陶珽的生平、经历、交游等诸多问题尚未得到更多关注,尤其是生平经历,疑问颇多。据各种史志、陶珽作品及其他相关文献考知,陶珽生于万历三年,约卒于崇祯十二年,一生大致可分为读书和宦游两个阶段。陶珽一生交游广泛,与云南僧人彻庸、担当等名僧,袁宏道、陈继儒诸名卿均有交往,故其思想带有鲜明的援释入儒的倾向,诗文创作宗主公安派,超脱隐逸的诗风颇受称赞。

袁宏道思想转变原因初探

袁宏道的思想在其结束吴越之旅后发生了急遽的变化 ,表现为其佛学思想由禅宗转为净土 ,心学思想由左派趋于右派 ,这一转变是受在佛学上持净土立场的宏和在心学上持右派立场的徐渭的综合影响的结果。

佛禅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

袁宏道虽然前期习禅宗，后期入净土宗，且其禅宗思想不如净土宗思想具体赅备，但就二者对宏道文学思想的影响而言，却以禅宗为主。宏道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都一直推崇禅宗居士庞蕴；后期虽然贬斥“默照禅”，但仍推崇“看话禅”。宏道文学思想受禅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反对拟古的文学思想受到“禅无定法”的影响。二是他崇尚“趣”、“理”的文学思想充满了佛理禅意。三是他后期主张学习古人“真法”的文学思想受到“看话禅”的影响。

论袁宏道思想的自我转变及其文化意义

晚明文学革新的主将袁宏道的思想一直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他思想的自我转变 ,主要是受制于他禅学趣向的转移以及生命态度的改变和政治环境的恶化。由于袁宏道在晚明学界和文界的特殊地位 ,因而他的思想变迁就显现出很充分的文化意义 。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白居易“中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白居易"中隐"是以庄子的逍遥人生为理念,远离政治斗争的遂性自由的生存哲学和方式,其核心是"适",在适性逍遥的前提下,再安排对社会、家庭、国家、民族的责任。这是一种强调个体生命高于一切的现代人本主义精神,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专制集权社会,这一思想是超前的。而且,其适性逍遥并不是其最终的目标,其最终的目标是以适性逍遥为保证,实现自己的自由自在的艺术创造。故白居易"中隐"对后世苏轼、明代三袁均有很大影响,但毕竟时代不同了,这种影响终于以浪漫精神衰退为特点走向另一种形态。

袁宏道心路历程与诗风嬗变

袁宏道青年时受泰州学派,特别是李卓吾影响,表现出"狂禅"的倾向。这种摆脱束缚张扬个性的心态直接促成了"性灵说"的形成,以及自然却浅露的诗风。随年齿渐长,经历坎坷,他皈依净土宗而改倡禅净合一,诗风亦随之改变。二次出仕,儒家功业观念与庄禅出世倾向实现了圆融,同时他提出了"尚质"的诗歌主张,诗风也转向了淡远、雅正。揭示这一过程,既有助于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的袁宏道,也可以对明末宗教生态及晚明诗歌发展趋势提供独特的视角。

袁宏道“性灵”文学观在朝鲜文坛的接受与变异

袁宏道的“性灵”文学观对朝鲜后期文坛的“反拟古”与“求创新”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来说,“性灵”文学观中的“体现自我”“古今之变”与“古今相对观”等理念,都不同程度被朝鲜文人所接受。但同时,袁宏道的“宁今宁俗”与“真诗”理论,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异,分别呈现出“古今调和”与“朝鲜诗”的演化。

本然生命的伸扬:袁宏道的自然性灵论

作者对袁宏道的性情自适论中的三个概念"性灵"、"真"、"趣"进行了深入阐发,从而揭示其自然性灵论的本质,认为它是袁宏道士夫狂禅在文论领域的全面推衍及其一己性情自适的文学理论化表现,其旨趣只在支持本然性情的文学自适,因而具有本然性、非理性与反理性的鲜明特色。

冯梦龙《情史·丘长孺》考实

文章通过对冯梦龙《丘长孺》一文所述故事内容的考实,对长期以来就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等产生的分歧和争论,作一次全面、系统的辨析。以澄清至今仍然困惑学界的几个问题,并希望能对《金瓶梅》的成书、流传、作者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从袁宏道到钱谦益——性灵说的变迁与崇宋诗风

明清之际,在一派尊唐诗风之下,钱谦益批判性地继承袁宏道开创的"性灵说",大力扭转了前后七子和竟陵派的治诗之失,以性灵、学问、世运三者合一的诗歌理论成为由盛唐而杜甫、由尊唐而崇宋的关键人物,开创了清初的新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