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言”、“二拍”中主题物的书写

主题物是叙事文学中具有功能性作用的器物。在“三言”、“二拍”无奇之所以为奇的叙事构造中,主题物扮演了重要角色。主题物是小说家借以统摄全书思想主旨,生发故事,控制叙事节奏,关涉时风的重要工具。“三言”、“二拍”的作者通过提炼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使之与小说人物、情节、主题等叙事结构紧密结合,进而反映明中叶社会风气。

论“三言二拍”中的孤女形象及其婚姻叙事

“三言二拍”中的一些女性人物由于父亲早逝或父母双亡,被叙述者称为“孤女”,她们缺少家庭庇护而面临社会地位沦落与婚恋的困境。一些孤女被迫沦为婢女或乐妓,无权选择婚姻对象,孤女寡母的无依短识导致孤女的曲折遭遇。编著者还关注继母虐待与利用孤女的家庭问题。孤女婚姻叙事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孤女的优良品德得到着重刻画。孤女面临婚姻难题,也可能获得婚恋自由的机会。恩人是向父亲角色靠近的解救者,为孤女决定婚姻对象,帮助她们恢复身份、准备妆奁、回归家庭。编著者肯定恩人对弱者慷慨相助的美德,以施恩有报的情节设置强化小说的劝善功能,“义配儒门女”隐含维护等级与道德秩序的思想倾向。

陕北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土壤水蚀观测分析

通过2004年6月至10月,在陕北对降雨形成的乡村聚落土壤侵蚀的定位观测,其结果表明:①乡村聚落的平均径流系数为0.335,其中延安最大,为0.44;榆林和绥德较小,分别为0.293、0.272。同时,道路和庭院的径流系数较大,分别为0.39、0.377,户间空地较小,为0.277;②径流平均含沙量以户间空地最大(52.54g/l),次为户间道路(41.42g/l),而院落径流含沙量较小(17.78g/l);③乡村聚落的平均侵蚀强度为5434.3t/km2,已达强度级侵蚀,其中户间道路、户间空地侵蚀较大,分别为7348t/km2、6873t/km2,庭院相对较小,为2081.7t/km2;④乡村聚落土壤侵蚀的变化,受人为影响更加突出。说明黄土高原乡村聚落土壤侵蚀较严重,并且具有特殊性,不可忽视,应加强研究和防治。

甘肃燕儿沟泥石流形成条件及特征参数分析

"5.12"大地震后,甘肃陇南山区地质环境急剧恶化,崩塌、落石、滑坡和地裂缝频发,导致燕儿沟流域内山体更加破碎,为泥石流发育提供了充足的物源条件。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形成泥石流,严重威胁灾区的生产生活。根据现场调研,对燕儿沟泥石流形成条件进行了分析;并对泥石流的运动学和动力学参数进行了分析计算。结合燕儿沟泥石流形成发育特点,提出了以稳定沟床和排导为主;主、支沟治理相结合;工程治理及生物水保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建议,也为同类工程提供了参考依据。

柴松岩“二阳致病”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解析

柴松岩认为,手足阳明经功能正常与否,可影响女性月经生理与生殖功能。足阳明经胃经功能异常,无以受纳水谷,则气血不足,无余下注血海;阳明腑实,灼热积聚,久而溢入血分,血海伏热,灼伤津液,暗耗气血,而致月经量少、闭经、不孕不育;阳明腑实壅遏气血而致经行腹痛或经前头痛、身痛;阳明腑实积热,热迫血下行而致月经先期、月经量多,甚至崩漏不止。"二阳之病"浊热积聚而便秘,热伤阴血,阴血受伤,脾之气阴不足,再致脾不运化,二阳积热进一步加深而成恶性循环。临证月经病,注重问诊以了解患者饮食、大便情况,判断胃肠虚实,增强用药之针对性。

《型世言》的女性观——与“三言”、“二拍”比较

《型世言》回避女性正常的爱情与情欲要求,宣扬残忍的节孝观,极端贬抑女性才情,走到了人性的反面。与同时期略早出现的“三言”、“二拍”相比,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型世言》呈现出倒退趋势。究其原因,这与编撰者的生活环境与境遇有密切关系。

晚明拟话本小说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考论——以《型世言》为中心

《型世言》和《三言》《二拍》之创作非如学界通常所认为的,一受程朱理学之影响,一受阳明心学之影响。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非对立之学说,其伦理指向是一致的。《型世言》中体现出的也不是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而是已经世俗、功利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阳明学说兴起后儒家伦理通俗化的运动,儒家思想在由上层向下层传播时所发生的世俗化转向如蒙书、功过格等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晚明拟话本小说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

论明清时期商贾小说中的商妇形象——以三言二拍为例

三言二拍收录的作品题材广泛,描绘了明清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它最显著的地方,是以极其真实的笔触塑造出一批个性鲜明的商人及商妇的形象。就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人们的关注焦点大多聚焦在商人身上,而很少对商妇形象进行分析,因此,文章便以三言二拍为例,分析明清时期商贾小说中商妇的形象及其意义。

“三言二拍”多用《西江月》词原因探析

明清话本小说继承古典小说诗文结合的创作模式,乐于采用《西江月》这一词牌。《西江月》在声情上具有较强的愉悦性,形式内容上具有俚俗性特征,在词学创作、批评上形成警世劝诫主题,以及受明代词学选本与小说的互动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它乐于为小说所模拟采用。

从三言二拍看佛道对世俗社会生活的影响

从三言二拍的描述中,可看出佛教和道教对社会日常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民众的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民众与宗教人士交往密切、宗教活动场所具有世俗化的功能、岁时风俗具有宗教色彩、佛道教丰富了语言等方面。

中国早期故事的图像传播——以《晏子春秋》“二桃杀三士”故事为例

"二桃杀三士"是《晏子春秋》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先秦文献中却极少有关于此故事的记载,而在汉画像石中却有这个故事较多的图像出现。这表明该故事在汉代的广为流传。本文以解决这个矛盾为出发点,对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第一,故事本身与整部《晏子春秋》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有所出入;第二,汉画像中已经出现这个故事,可以说在此时故事已经较为广泛地流传了;第三,故事文本的缺失。对于这三个问题可以给出一个统一的答案:在东汉时期,"二桃杀三士"故事已经出现并广为流传,但是比较简单。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完善,口传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方式,最终这个故事的完全成型是比较晚的。由于缺失文献的支持,我们初步推断其具体时间应该是在魏晋之后。这样我们发现的三个问题和矛盾都可以得到解答,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张家山汉简所见的亭及其吏员——秦汉亭制研究之三

秦汉的亭除了逐捕盗贼和供客止宿外,还具有关卡和邮驿组织的职能;亭长是在战国、秦时亭尉、校长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秦时校长实即乡亭之长;汉初以后,都亭、乡亭之长均称亭长,校长则成了陵园令长之属吏。亭父身份为吏,与亭卒求盗不同,或即亭长的别称。亭长的地位在汉代(特别是东汉)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胡汉对音和古代北方汉语

胡汉对音资料主要是指用汉语文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语言记音的资料,这些资料对研究古代契丹、女真、蒙古、回鹘语乃至汉语都是弥足珍贵的。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利用胡汉对音资料研究阿尔泰语系语言及汉语的情况;然后主要探讨了辽金元时期为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标音汉字的语音基础为“汉儿言语”;最后通过对宋元史籍中记录女真语的汉字进行分析,认为对音汉字所反映的语音状态与《中原音韵》相合,研究乃至复原女真语,可以参照《中原音韵》对表音汉字进行标音。

略论“三言”“二拍”中的女性恋爱模式

明代中后期,由于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商贾势力的急剧膨胀,产生了新兴的市民阶层,促进了通俗文化传播的迅猛发展,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加之当时反礼教社会思潮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使得女性的自我意识有了初步的觉醒,产生了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恋爱的思想萌芽。"三言""二拍"的编纂者及时地捕捉到这一现象并及时地以小说的形式加以反映这一动态,对不同阶层女性的恋爱模式进行了描绘。总观"三言""二拍"中的婚恋作品并加以分析,其恋爱模式主要有芳心暗许型、两小无猜型、日久生情型、主动
自

荐
型
四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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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中的元宵节管窥

元宵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游玩与观灯是其主要节目,而这些节目对于小说情节的展开意义重大。"三言二拍"作为市民性特征很强的短篇小说集,典型地体现了元宵节背景下的皇家气象和市井景象,小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表现元宵节的:第一,男女幽会的爱情主题;第二,以乐景衬哀情,流露时世之思;第三,狂欢下的混乱。在这些主题之外,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元宵文化。

明清小说之儒商群像与社会风习

儒商,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商贾群体。其特点表现为: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道德追求,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的行为准则,精打细算、刻苦勤俭的职业操守,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的人文精神。风习本身又存在着优劣之分,而儒商就理所当然地与良善的社会风习发生着关系。当儒商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怀外化成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一代又一代商贾群体追求的一种职业境界或商贸行为习惯,成为商贾以外其他职业的人们所认同和景仰的一种社会生活范式,这时,就演化成了一种社会风习。然而这种风习的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着儒商精神、儒家文化的发展与传扬,这在社会上表现出对商贾及其活动的正能量的传播。明清小说之儒商群像正充分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正面影响。

“三言”“二拍”中的徽商生活与徽商形象

“三言”“二拍”着力刻画市井百态,商人生活是冯梦龙和凌(氵蒙)初关注的焦点之一。它们反复渲染经商不易,明确表达了两位作家对于商贾生活的理解和对商人命运的深切同情。其中所描写的商人,尽管全国各地都有,但要角无疑是徽商,5部短篇小说集画出了他们的各种形象。这一个个艺术形象,映衬出一幅明代商人、尤其是徽商生活的多彩画面,这幅画面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商人是人,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中人,所以“三言”“二拍”中的徽商形象,正反两方面角色都有,但正面人物明显居于多数,徽商中不乏正人君子,对于研究冯梦龙和凌(氵蒙)初的思想,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

二晏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从20世纪初到现在,这百年的二晏研究虽然有过波折,但最终无论是二晏生平思想还是二晏文学作品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了更好的推动下一步的更深入一层的研究,因此很有必要对这百年的二晏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

明代拟话本小说中的道教角色及其意义

以"三言"、"二拍"为杰出代表的明代拟话本小说,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情世态与宗教信仰生活,但这种反映来自于其所包含的"现实因素",而并非是其题材与母题。"三言"、"二拍"以描画"尘世"为根本特性,因此其中的道教角色并不多见,并体现出非否定性、叙事功能性、仪式行为的强烈世俗性三个特点,生动展现了当时一般民众的宗教信仰生活实际,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一般信仰的核心以及十四世纪以降世俗道教的真正内涵。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龢言》析案

《释龢言》是郭沫若先生早年研究古文字学之著《甲骨文字研究》中的一篇涉及中国古管乐器器名考释的专文。在该释文中,郭氏仅据《尔雅》中的“小笙谓之和”“大箫谓之言”的两句释语,通过由文字到文字的辗转曲说,一反千百年来众口一词的历史记载,将本为单管乐器的“龠”(以“龢”字为论)定说成了“编管”乐器“箫”(排箫);又将本为“编管”乐器的“箫”(以“言”字为说)断定为“单管”乐器(洞箫)。这些考释都是与历史的成说完全相悖论的,但却在没有得到任何证据证实的情况下,被当代学界拿来用作定论;从而给中国古管乐器的正本清源,乃至整个古乐史的贯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那么,郭氏的考释有没有真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呢?其观点究竟可不可能成立呢?本文试秉学术之天下公器,对《释龢言》全篇作一客观条理的全面析案,学者由此自可辨其真伪与正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