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燕与辽西族群的互动

西周初年推行的“大封建”,奠定了“天下”的基本格局。诸侯的封地内各有族群,凝聚与融合成为侯国蕃屏周的前提。其中,燕的势力抵达辽西,孤竹等族皆从属于燕侯。伴随着西周势微,燕亦衰落,并逐渐淡出辽西,退居今北京一带,至春秋时期已经变得相当弱小。齐桓公北伐,为燕提供了回归辽西的复兴机会,然而却遭遇已经威服了辽西诸族的东胡的阻扼,双方频有交锋,燕昭王时击走东胡,使其在辽西的经营进入新的阶段。燕在辽西的进出,一方面反映了华夏族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体现了诸族在辽西的共生与融合。

十六国北魏初期的王言与中古北方文学传统的生成

王言作为一种文学文本,承载着中古北方文学特有的观念和精神。王言对国家、帝王权力的展现,成为北方政权争取正朔之利器,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北方社会地位最高、最具代表价值的文学样式。王言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和制度化写作奠定于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经由北朝历代一直延续至隋代,形成了悠久的文学传统,一是中古北方帝王亲撰王言;二是王言成为北方文人奠定文坛地位和突破仕途之捷径;三是北方王言形成了宏壮贞刚的文风,并对南方王言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其修辞技巧的提高,使得南方王言从原先行政工具的地位中逐渐摆脱出来,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

战国时期燕国农业的多种经营

自然环境和区位特点为多种经营提供了条件。畜牧业是燕国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颇受重视。战国时已有专门饲养牲畜的苑囿,规模和数量均十分可观,在制骨业、皮革业和殉牲中均有体现。燕人广泛种植经济林,枣、栗种植呈现出规模化和专业化的态势,多植于园圃或野外,果实以备充饥外,亦成为重要之商品;燕国蚕桑业久负盛名,地桑和高干桑已被普遍种植,尤以地桑为最。渔猎经济是燕国农业的重要补充,渔业生产趋于完善,极可能已人工养鱼;皮甲胄的制作多以野生动物皮为主,饲养牲畜之皮为辅。多种经营使农业资源获得充分的开发利用,土地、人力和畜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在维持农业生态平衡的基础上提升了御灾能力,加快了农业的商品化,推进了农业的综合发展。

考古出土文物所见燕国地名考

传世文献中有关燕国地名的记载很少,难窥其全貌;但是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文物中涉及地名的资料不少,因而为研究燕国地名提供了重要史料。本文主要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结合文献,考证战国时期燕国的相关地名,以补史书之缺佚。

夏商周与山东

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解决的是年代学问题 ,因此 ,当时讨论的考古文化只涉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北京等地区 ,山东不在其列。但从历史学角度看 ,山东古文化实与夏商周王朝关系密切。在夏王朝时期 ,其主要的附属方国穷、寒浞等均在山东。商王朝时期 ,商王南庚、阳甲曾都于奄 ,据考证 ,当时的奄就在山东兖州、滕州一带。据甲骨文记载 ,商末帝辛时曾“征夷方” ,结合青铜器铭文可知其具体路线为兖州———新泰———青州———潍坊。西周时期 ,山东有许多重要封国 ,齐国、鲁国之外 ,还有纪国、莱国、滕国等等。到了春秋时期 ,各地诸侯与周王室的关系开始疏远 。

关于孤竹的探讨

孤竹的地理位置起初应在今河北省卢龙县一带,在商代晚期则将其领域扩大到大凌河流域;从民族属性来看,他是华夏族殷族的一支,其文化是殷文化的组成部分。自西周始,孤竹成为燕国的附庸,其后居民分别融入东胡及燕人中。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作为"殷遗"的孤竹,曾将殷人的文化因素注入东胡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和燕文化之中,为彼时东胡与燕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

《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

长期以来,古小说《燕丹子》的成书年代一直令学界感到困惑并不断引发争议,由此牵涉到《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定位等相关问题。事实上,《燕丹子》并非出自秦、汉人之手,更非先秦古书,而是南朝江淹假托史事讽喻建平王景素的拟作,其写作时间当在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江淹被黜吴兴之前。至于此事不为世人知晓,主要是因为江淹碍于现实因素有意隐瞒了自己的作者身份,从而导致了一千五百年来《燕丹子》成书之谜。

西周金文与召公身世之考证

召公奭是商末周初著名历史人物之一,然而关于他的身世,却是自汉以降二千多年来学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召公奭是周文王的儿子,而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召公奭仅是“周之支族”,与周王室的血缘关系较远。本文通过对相关古典文献资料的梳理、分析,特别是通过对西周燕召铜器铭文中“日名之制”的分析,认为召公奭并非如某些文献所言为周文王子,困为“日名之制’是殷人使用的制度,周王室是不采用的,召公氏族虽与姬周同姓却是“周之支族”,此族本与姬周本支同居西土,后从本支分离出来迁居于东方“召”地,“召”随后演变为此姬周别支之氏族名、国名。

《燕侯载簋》考释二则

燕侯载簋是十分重要的燕系文字资料。本文考释了其中的"卬"和"无争"两个疑难字词,讨论了它们的含义,对于探讨燕国世系以及燕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燕齐圜钱的比较研究

战国晚期燕国和齐国铸行的方孔圆钱在形制、钱文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二国之圜钱联系密切。燕国圜钱的铸行晚于齐国,在币值的分等和铸造技术等方面也不如齐国进步。齐国圜钱为三等币值,燕国为二等币值;齐币已使用当时先进的叠铸技术,而燕币的铸造尚不见此法的应用。可以认定燕国圜钱是受到齐国圜钱的影响后产生的,这同齐襄王退燕以前燕国刀币对齐国货币强烈影响的态势有所不同。

关于东北古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答刘子敏先生

古代东胡族的势力未曾到达辽西滨海地区,主要分布在辽东、辽西和朝鲜半岛北部的短茎式青铜短剑,是古代东夷诸部族共有的一种短兵器,与东胡族无关。战国时期燕国北部的长城分内、外两线,其外线长城就是后来的秦长城。将《诗经.韩奕》中的“追”字释为“(氵嵗)”,并无充分的依据,不能由此得出东北曾存在韩侯国的结论。古肃慎在今牡丹江流域,将“貊国”比定在“二江”流域,位于今张广才岭以西,从方位上说,与“肃慎在白民北”的记载并不矛盾。

平民教育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

回顾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历程,并具体描述了平民教育、国民素质提高与民族国家建构各自的内涵以及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理解为一个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息息相关的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反思这一过程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评价它的价值与不足。

战国之燕对辽东的经营开发

燕国向东北地区拓疆以及对辽东地区的开发曾走过艰难、曲折且辉煌的道路,遂在开发辽东过程中对整个东北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过程对开发东北边疆、传播中原文明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复调叙事和叙事解构:《酒国》里的虚实

《酒国》在莫言的长篇小说序列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小说采用三线并进的复调叙事策略,使用多种文体参与故事的结撰,并进行了独特的小说中套小说、人物参与叙事、作家进入故事成为人物的文本叙事试验,营造了虚实相生的叙事效果,这种叙事策略具有典型的"元小说"、文体杂糅和狂欢化叙事的文本特征,其叙事实验的独特价值及其巨大的文化隐喻所具有的文化、精神批判价值,具有文学史意义。

燕国的政治制度——战国时期的官僚机构和封君制度

本文以战国时期燕国的政治制度为考察重点,恪守王国维首倡的“二重证据法”,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重点梳理了该时期燕国的官僚机构(官职、爵秩、俸禄)和封君制度。

秦代文化工程与阴阳五行学派

始皇时代,随着燕齐文学方士的大量涌入,邹衍之学与燕齐方术西传秦国,并对秦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燕齐文学方士的鼓动下,始皇帝不仅接受了邹衍阴阳五行学派的思想,而且营造了钟鐻金人、极庙复道、始皇陵寝等大型工程。在这些工程背后,都藏有与邹衍阴阳五行学派相关的丰富文化隐喻。

“穷途愧知己,暮齿借前筹”--杜甫在严武幕府的心境、处境与作为

严武于唐代宗广德二年再次镇蜀,盛邀避乱于川北的杜甫回成都,并为之奏请官职。其目的在于让杜甫一家重归安定而有保障的生活状态。杜甫急切地返回成都,后在严武幕府中做了半年节度参谋,但最终因复杂原因而以辞幕收场。对于这段经历,正史及诸多注家,均认为杜甫辞职,乃是不满严武未能善待故人所致。其实,无论从杜甫前后的生活情景看,还是从半年幕府经历看,他始终视严武为“知己”,并且始终心存感激报恩之情。杜甫选择辞幕,心态复杂,同僚不和、鲜有作为及向往自由闲适生活是其诱因,而起着决定作用的,则是杜甫的独特个性。

《辽史·地理志》与《百官志》所载州比较研究

《辽史·地理志》中记载辽代的州有节度、刺史、防御、观察四类,《百官志》记载有节度、刺史、防御、观察、团练五类。两相比较,《辽史·百官志》与《地理志》中关于辽代州的记载不同的部分,应为《百官志》杂抄本纪、列传及其他史料,或为史臣修史时漏载所导致的。其相同的部分,应具有共同的史源,即耶律俨《皇朝实录》。早在耶律俨修《实录》之时,就已经将不同时期的记载未加考辩而仅仅是罗列在一起了。《辽史·地理志》与《百官志》记载的混乱,恐怕不能完全归咎于元代史臣。

乡愁的泛滥与消解--简论华文作家的三种离散心态

本文以三位华文文学著名作家余光中、严歌苓、高行健为研究个案，分析中国人在离乡去国后几种不同的文化心态，阐释他们在写作中体现出来的“乡愁的泛滥与消解”，探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现代性思想脉络的内在关联。

郾王职壶“■日”解——兼说乐毅破齐日期

郾王职壶铭文中有一字,被隶定为"■",上从"厸"(邻),下从"命",是个双声符字。此字在隶定上没有分歧,但是在读法上却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日"是燕国的一个月名,或许就是齐国文献中的"冰月"。郾王职壶铭文"■日任午"即为公元前284年11月的壬午日,按照张培瑜先生的《中国先秦史历表》推算,此日应该是中历11月30日,公历10月24日,这就是史书所不载的乐毅攻克临淄的具体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