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录》与清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域外形象的生成和认同

清朝的建立为多民族统一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凝聚历程中的重要时期,民族融合是有清一代最显著的政治成就,在多元共治,和合共生的基础上,各民族展示了非凡的文化兼容性与创造力,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征,与我们有着同源文化背景的朝鲜在连续不断的燕行之旅中,目睹了这个由多民族聚合而成的共同体的成长与壮大。《燕行录》的价值不仅体现为时间上作为清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历史书写者,而且体现为空间上以“他者”身份对话民族共同体的域外见证人,作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域外形象的重要维度,《燕行录》生动再现了清代多民族从自我存在到自觉共生的历史进程。

朝鲜“燕行录”文献与中国东北史研究

高丽及其后的朝鲜王朝作为中国的属国,定期派遣使节出使元、明、清王朝,逐渐形成了特殊的"燕行录"文献。这些文献资料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广泛性和真实性,所以日前得到很多国家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得以大量开发、利用、出版与研究,并逐渐形成一门新兴的专门学问"燕行学"。又由于特殊的区位关系,朝鲜"燕行录"文献又大量地记录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所见所闻,是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这些文献不仅记载了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整个中国的历史社会状况,同时也记录了矿产、森林、山川、地形、河流、水源、建筑等自然状况。同时,这些文献还可以给我们反观中国提供新视角,通过"他者"来认识"自我",形成了"会通"研究。总之,通过对"燕行录"文献的"多视角"、"长时段"、"全程性"的收集、整理、利用,有利于中国东北地方史研究,也有着极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谁赴松锦吊忠魂——《燕行录》的史料价值之七

崇祯十四、十五年,明清在山海关外松锦前线的大决战,以明军丧师,主帅降敌结束,明朝从此失去了关外的优势。松锦战役的第二阶段,即崇祯十五年春,战事不多,清人以逼降为主。洪承畴、祖大寿投降后,其部下和当地百姓命运如何,中国现存的史料不见说明。据清顺治年间的《燕行录》记载,清人在当时实施了杀降和屠城兽行。朝鲜的使臣用诗歌和《日记》记载了他们途经这块土地上之所见所闻,凭吊了埋葬在这里的万名忠魂。

《燕行录》中的辽宁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研究——以辽阳地区为中心

明清时期辽宁是中朝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交通枢纽。朝鲜使臣在出使中国后写下关于中国所见所闻的文字记载,而这些文字记载为我们寻找辽宁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该文主要考察了朝鲜使臣关注度较高的辽阳地区白塔、广佑寺、华表柱、关帝庙、鸡鸣寺等历史文化资源,并针对辽宁历史文化资源提出保护策略。

《燕行录》中的韩国固有汉字研究

韩国燕行文献的语言是一种"混合汉语",有不少朝鲜语成分,其中由韩国固有汉字构成的固有词汇,是非常重要的一类。韩国固有汉字可分为四种,即国字、国音字、国义字、吏读字。研究这些固有汉字,有助于解读这批丰富的域外汉籍。

朝鲜时代《燕行录》与清代满族女子的域外镜像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满族女性是构筑满族文化符号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民族文化的精神风貌。在当今文化体系中,满族文化符号已成为亟待拯救的文化遗产。朝鲜时代《燕行录》作为以“异域之眼”反观中国社会的重要文献,记录了清代满族女性迥然有别于汉族女子的生活习俗、个性气质、社会地位等诸多内容,保存了大量关于清代满族女子社会生活的符号印记,这种以域外文献为参照的文化梳理,可以丰富包括朝鲜在内东亚朝贡诸国对满族族群特征的认知。

明清鼎革期间清朝与朝鲜之间朝贡外交的实态——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鼎革期(1644-1683)是清朝与明朝残余势力争夺正统的殊死角力时期,不仅仅是中国内部“改姓易号”的朝代更替,也引发了东亚国际格局的大震荡.通过考察此期间朝鲜使行人员所撰的三十五部“燕行录”,可以看出朝鲜外交工作的重心集中于搜集清朝的政治军事情报,以因应华夷秩序的可能变局,从而最大程度维护地缘安全.但朝鲜士人对清朝毫无认同感,皆以燕都之行为畏途,视清人几如禽兽,公务之外毫无私人情谊,这反映出当时朝鲜与清朝之间的朝贡关系虽勉力维系但徒存形骸的实态.

域外汉籍《燕行录》所记录的朝鲜服饰词集释

域外汉籍《燕行录》所记录的衣帽词非常丰富,其中用汉字记录朝鲜语音的词汇最不易理解。有的朝鲜词汇属于大众用语,广见于《燕行录》及其他朝鲜古籍,有的则是极少人甚至个别人的用语。前者多为辞书收录,后者未被收录,亦有辞书收录但释义有误、有别或有待补充者。朝鲜文人使用汉文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地掺入一些朝鲜语词汇,客观上体现了朝鲜汉文的民族性和地域特色。

朝鲜使臣视角下的清代茶文化——以“燕行录”记载为中心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茶不仅浸润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曾经频繁出使中国的朝鲜王朝使臣们留下了内容丰富的"燕行录",其独特的视角构成了颇有价值的"异域之眼"。因此"燕行录"中对清代中国(主要是东北、华北地区)茶文化所进行的诸多观察与记载,为我们领略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提供了一扇新锐而生动的窗口。同时,加强对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情况的了解与探究,也有助于推进现今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清代薙发易服与汉官威仪的矛盾及其根源——以《燕行录》为中心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薙发易服政策,扫除“汉官威仪”,而与此同时,戏曲舞台上“汉官威仪”却依然故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研究一度阙如。直至近年,随着新史料的陆续问世,关于此问题的论述才受到重视,但相关回答仍需进一步深入。应该说,清廷“易服”政策的宽松和戏剧表演本身的特性才是决定这一矛盾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大明衣冠今何在

在17世纪中叶以后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者的旅行记录中,对“薙发易服”后满清王朝的服装有大量尖刻和严厉的批评,通过这种批评可以看到,明清易代以后,朝鲜人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巨大变化。朝鲜人对满清服装的鄙夷,其实来自一种文化立场,他们固执地认定汉族才是中华帝国的正统,大明衣冠才是中华文化的正宗,而满清却是蛮夷,穿满清服装则是文化沦落的象征。同时,他们想像在戏台演出、使团朝觐以及妇女衣着等方面保存的旧时衣冠,能够再度唤起汉族的历史记忆,这表现了当时朝鲜人坚定的“中华”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后面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对汉族服装的斥责,并没有充分理解一般民众“遵时”和“从俗”的习惯,因此在这种关于中国的批评中,既有正当的朝鲜民族主义感情,也有维护正统的偏见和过于严厉的高调。

从《型世言》评点看陆云龙的义利观

陆云龙是晚明东南沿海地区较有影响的评选家、小说家兼书坊主,半儒半商的双重身份使他对金钱的价值以及对当时盛行的拜金主义世情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以及经济伦理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陆云龙义利观的形成,其义利观鲜明地表现在他对《型世言》的评点之中。

浅析《型世言》的叙事特征

运用叙事学理论研究《型世言》,可以看出其叙事视角灵活多变,叙述方式独特,说明作者在“树型今世”的创作主旨下还是非常注重小说的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运用,有助于“型世”的目的。

沈阳白塔堡白塔考

沈阳白塔堡白塔毁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遗迹今已无存。通过梳理地方志、《燕行录》及西文古籍等文献对沈阳白塔堡白塔的记录,试图还原白塔形象,使其再现世人面前。

燕行文献中羼入的朝鲜语词汇摭析

朝鲜李朝时代用汉文撰写的燕行文献,羼入了很多朝鲜语词汇,需要细细玩味,才能得其真义。如派遣义的"送",房屋义的"家",发现义的"认",以及"解听""甫儿""月吾只/其"等。挖掘朝鲜汉文文献中的朝鲜语词汇有助于解读这批域外汉籍,也有助于研究古代汉语与朝鲜语之间的语言接触情况以及古朝鲜人的汉字习得情况。

《崔溥〈漂海录〉评注》指瑕

朝鲜时代崔溥所著《漂海录》是一部重要的燕行录著作,学术价值很高。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是研究《漂海录》的重要参考资料,但在注释、句读、校勘等方面存在种种问题。此书启示我们:对域外汉籍的研究、整理需要学界专业人士的共同参与。

从陆人龙的《型世言》管窥小说劝惩论的影响

劝惩论是明代中叶以后小说理论家提出的重要概念,通过对陆人龙《型世言》创作的剖析,可以看出劝惩论在一定时期内的影响是很大的。

韩国燕行文献所记录的语言现象摭析

韩国燕行文献是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一批游历过中国的古朝鲜文人用汉文撰写而成,主要产生于明清时期。这批文献记录了不少有价值的语言现象,如朝鲜语现象、汉语俗语现象、方言问题等。

朝鲜裴三益使团辽东及京津地区燕行地点考略

明成祖迁都后,朝鲜至中国贡道由汉阳至义州渡鸭绿江进入中国境内,再由九连城至山海关,向西南经永平府、丰润、通州,直到北京。于万历十五年出使的朝鲜谢恩使裴三益便沿此贡道出使,其途中所经华表柱、射虎石、孤竹城等地,现存在古迹消亡或古今位置不一等问题:凤凰城是明成化十七年朝鲜入贡特建的驿站,位于凤凰山东南;杨照墓位于明时宁远州前屯卫,今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杨总兵坟村;望夫台又称姜女坟,为海中巨石,以“化石立海”纪念孟姜女是辽东特色,清代在宁远州西南望夫山上已有形制齐备姜女庙,庙内土丘之上的镌字巨石被称为“望夫石”;孤竹山又名洞山,位置在卢龙县西北;首阳山又名阳山,位置在卢龙县东南,二山并非同一座山脉。

趙憲《朝天日記》與許篈《朝天記》詞彙比較研究——兼論《燕行録》語言研究之意義

我们從三方面考察了趙憲《朝天日記》與許葑《朝天記》的詞彙差異:一,異文詞彙比较;二、詞囊特點比较;三、對俚俗語言的關注比較。對《燕行録》的語言進行開發利用,既有助於漢語史的研究,也有助於社會語言學、對外漢語教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