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燕乐”的不同系统与词的起源

词的产生受"隋唐燕乐"的影响,研究词起源不得不对"隋唐燕乐"进行考察。词的起源与词体的正式确立应视为两个概念。词的起源与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应主要关注词如何由音乐生成;词体的正式则为文体学的问题,重点在于区别词是如何独立成为一种文体。有唐一代并无"隋唐燕乐"的概念,是后人为了称谓及研究的方便而提出的。"隋唐燕乐"包罗万象,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为宫廷音乐系统,一为民间音乐系统。二者各自对词的形成产生不同的影响。词体雏形孕育于民间,词起源的时间,其上限只能是初唐,下限只能是盛唐,词体的正式成立在中晚唐。

论唐宋词与燕乐之关系

文章阐明了三个观点 :1 )唐宋词是一种曲牌体声乐艺术形式 ,其曲牌的音乐定式产生于“隋唐燕乐”。也可以说 ,由于“燕乐”曲子的程式化而产生了唐宋词这一艺术形式 ;2 )由于“唐宋词”是声乐艺术的一部分 ,所以其声辞配合的方式决定着词体的形式 ;3 )“词体”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词乐的衰亡与新兴乐种的繁盛 。

隋唐燕乐乐队编制特征窥探

隋唐燕乐各类作品在各种表演场合使用的乐队,因胡乐系统多种乐器类型的加入而得以相当的充实和丰富,乐队编制及其演奏风格亦因之多姿多彩。本文从燕乐乐队编制角度,对隋唐燕乐乐队的乐器使用、乐队编制以及乐队编制特征等进行窥探,并同时提出与之相关的"琵琶定调,横笛定律"、"一组(队)之中,兼有两制"的认识。

曲牌体唱腔中的燕乐调名

曲牌体唱腔中的燕乐调名,最终以九宫形式呈现出来的。其中工尺调名系统的乙字调、尺字调、小工调是与原燕乐调名系统的正宫、越调、中吕宫、双调调名关系是相合的,只有正宫调与原仙吕宫不合,这也是传统笛上采取"隔指翻调法"的大三度转调的来由。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受唐代燕乐影响而形成的,日本雅乐十二律名中的神仙律,以及正宫产生后黄钟宫的虚位化等情况;更在于隋唐的琵琶、唐宋的筚篥、元明的笛乐器上具体音位调名的对应。滤清曲牌体唱腔中的燕乐调名及其由来,对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浅谈我国隋唐时期雅乐及燕乐对日本、朝鲜音乐文化的影响

隋唐时期的雅乐虽规模宏大,但燕乐也在快速发展壮大。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空前繁荣使得音乐文化迅猛发展,以致于其音乐与某些表演形式对东亚音乐文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燕乐二十八调“角调说”辨析

《宋史》所载的《乐髓新经》中将二十八调置于八十四调系统中,其中有正角位的角调,亦有"变宫调"。沈括的《补笔谈》在对燕乐同律音转调(今称"同主音转调")的理论阐述中出现燕乐诸调"杀声"概念,其中角调"杀声"不在正角音位,而在正角的上方五度音上。即便如此,北宋的燕乐"角调"一定不是《宋史》所载的"变宫调",因为这里的角调皆用八律,构成了角调的特殊形式。

民族音乐视野下燕赵音乐文化历史考略及其传承

燕赵地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燕赵音乐自远古就有迹可循,其音乐文化历史久远,极具特色。基于民族音乐视野对不同时期燕赵地域的音乐文化进行考略,重在使人们了解燕赵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过程和特征,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从音乐本体和结构看《紫竹调》与《燕燕做媒》

既是江南地区的民歌小曲,也属爱情小调的《紫竹调》,在各地有众多版本,作为基本曲牌和常用曲调为上海地方戏沪剧以及滑稽戏所用。作为江苏民歌,它的音乐元素和结构形式被沪剧《罗汉钱》选段《燕燕做媒》所吸取。

三论“燕乐音阶”——与杜亚雄先生商榷

"燕乐音阶"来源于南宋蔡元定《燕乐》一书,因学者对南宋蔡元定《燕乐》所云"音阶"的误解而来。其来历最早追溯到王光祈的"燕调"理论。近代学术研究对"变"与"闰"的错误认识是产生"燕乐音阶"的根源。近现代音乐基础理论的撰写者接受了这个学术观点并写入教科书中。文章认为"燕乐音阶"是不存在的,"燕乐音阶"与我国西北地区存在的"宫、商、角、清角、徵、羽、清羽"的音阶不是一回事情,不能画上等号。杜亚雄先生因没有搞明白文章所云"燕乐音阶"的具体所指,而将其与我国西北地区存在的那种音阶相混淆。

唐代燕乐在宋元时期的发展变化——以陕西地区出土文物图像为中心

唐代宫廷燕乐在中国艺术史上掀起了巨大波澜。唐末五代后,随着行政中枢东移,长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衰落,长安终被有地域概念的'陕西'所替代,燕乐在陕西的发展便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宋代队舞、金元时散曲、杂剧等一些艺术形式中均包含燕乐的遗痕。陕西地区出土文物中五代、宋金元时期乐舞图像不仅是社会变革的真实反映,更是乐舞艺术宛转分流时的瞬间再现,其文物价值、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弥足珍贵。

先秦礼乐文明中的“酒”:以祭礼、乡饮酒礼和燕礼为中心的考察

酒是先秦礼乐文明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在祭祀、敬长、合欢等诸多礼仪场合都离不开酒。在不同的礼仪活动中,酒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从祭礼之用酒中,我们可以看到,祀神之酒贵薄而贱厚,以其尚质贵本,乃得交于神明之宜。乡饮酒礼的意义,则在于明敬让、序长幼、别贵贱,以成就孝弟、尊贤、敬长、养老的道德风尚。至于燕礼,在朝廷则尽君臣之欢,在宗族则敦族人之睦,故不醉无归以示之亲也,既醉守礼以示之敬。

三种七声音阶的正名与“燕乐音阶”的争鸣

中国传统音乐三种七声音阶名称不统一的问题由来已久,给传统音乐教学和理论研究带来诸多不便。为中国传统音乐中三种七声音阶正名,早日结束"是否存在燕乐音阶"的学术争鸣,是发展、完善中国传统音乐宫调理论体系的重要工作。

“律词”之唱,“歌永言”的演化——将“词”视为“隋唐燕乐”的“音乐文学”,是20世纪词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大失误

这里是一篇全面论述“词唱”的文字。本文作者以历史事实为据,对目前流行的“词是‘隋唐燕乐’的‘音乐文学’”的说法,提出全面的质疑。阐述了唐五代时“律诗入唱”—文人写作‘律曲’—‘实字’替代“和声”—‘律词’出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以乐传辞”的“和声”的消失,“歌永言—依字声行腔”的“词唱”完成的过程,因此,“词唱”是没有、也不能有“确定旋律”的。本文同时述说了调式(宫调)对词唱没有决定作用,“燕乐”及其在隋、唐、宋三代的情况。提出不存在“‘隋唐燕乐’音乐系统”、“隋唐二十八调”。并认为“书面—案头词”是“律词”的大道。

略论曲词不产生于燕乐

燕乐的名称需要重新界定,燕乐的本质为外来胡乐,曲词并不产生于燕乐胡声,而与六朝江南清乐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隋代初唐的燕乐,是以胡乐为主体、以大曲为表演形式的宫廷俗乐;盛唐时期的曲子,乃是经过法曲变革之后所形成的以清乐(吴声西曲)为主体、以声乐为本质属性,以内宴、家宴为主的音乐品类。

曲径通幽的绝学境界——读刘崇德先生《燕乐新说》

《燕乐新说》是刘崇德先生在燕乐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该著作针对以往燕乐研究中存在的众多谜团与缺失,力求推陈出新,成一家之言。该著作也是刘先生通过经年累月的工作,采取科学的方法以及严谨的工作态度为世人奉献的力作,为中国燕乐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燕”非彼“宴”——“燕乐”、“宴乐”表演考源

燕乐发展是一个动态流变的过程。史前时期,远古先民生殖崇拜之祭仪表演的音乐就是燕乐。他们用美食、美物(玉帛)以及美妙的音乐飨食天地神灵的行为即飨燕,音乐属性当为祭祀神灵的雅乐。祭仪结束,人们食其美食并进行欢歌"燕"舞甚至交欢的表演即属于安闲合欢的宴享之乐。早期的燕乐具有娱神之"燕"和娱人之"宴"的双重属性。燕乐以"燕"冠名,乃与生殖崇拜之对象——"燕子"休戚相关。"玄鸟生商",体现了商人尊祖的一种生命意识,其实质还是远古男根崇拜的一种真实反应。伴随人们对生殖文化的高度认识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祭祀大飨的"燕乐"逐渐向休闲娱乐为目的"宴乐"过度,"燕乐"时常又被写作"宴乐"。

唐韩休墓“乐舞图”探析

本文从韩休记传结合公布的考古资料,讨论了墓室东壁"乐舞图"的绘制年代和性质,并将与此乐舞图相似的,如唐苏思勗墓壁画乐舞图、北周佛座石刻乐舞图像及卒于开元十一年的王玄德及妻郜氏墓志侧线刻乐舞图作了比较,认为韩休墓"乐舞图"系流行盛唐时的"胡部新声",并阐释此图对中国音乐舞蹈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延安鲁艺开辟民族音乐之路

延安鲁艺的音乐工作反映了时代精神和进步文化,加强了音乐艺术民族化、大众化道路的实践,并结合世界优秀音乐文化形式,开辟了中国新音乐发展的道路,为新中国建立后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延安时期音乐创作的历史考察及其当代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延安时期的音乐创作践行艺术服务于人民与政治的文艺宗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延安时期的革命运动与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的音乐坚定了军民的革命信念,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延安时期的音乐创作对新时代文艺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新时代文艺创作应服务于时代主题,要凸显文化的民族性,把握文化的科学性,坚持文化的大众化和注重艺术的教育性。

应、和、悲、雅、艳--陆机《文赋》音乐美学思想刍议

陆机《文赋》为批评文病,使用了"应"、"和"、"悲"、"雅"、"艳"五个音乐美学范畴,并由此构成一个有机的音乐美学范畴体系。前人对"应"、"和"、"悲"、"雅"、"艳"有所讨论,但主要从文学审美角度切入,没有将其作为独立的音乐美学范畴进行研究,也未能揭示其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的价值。本文从《文赋》出发,并联系陆机其他著作中的音乐资料,分别阐明这五个范畴的音乐美学内涵。陆机首次把"应"、"悲"、"艳"作为音乐美学范畴明确提出,这是他对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史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