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颜之乐的精神境界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在“协和万邦”价值观指导下,形成“共识中国”的理念,构建了礼乐文明,以更替巫术文化。自周公制礼作乐,渐成主导的文化意识,礼别乐和。其端始、构建,都是为化解人性中的邪念、淫思,行为中的贪暴、动乱;激发起人的善心,以至于真善美的境界,而导向孔颜之乐。人是有情的和合存在,这是人普遍具有的一种感受。中西情感有异,是为乐感情感与罪感情感。中国从人性善出发,乐于求道、问道、悟道于自然、社会。人生实践,是多元、多样实践的体悟和感受,而激荡于乐感情感。由于人的无止境的求道,其理论思维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因而构建乐山乐水、乐而忘忧的孔颜之乐的思想境界。

唐韩休墓“乐舞图”探析

本文从韩休记传结合公布的考古资料,讨论了墓室东壁"乐舞图"的绘制年代和性质,并将与此乐舞图相似的,如唐苏思勗墓壁画乐舞图、北周佛座石刻乐舞图像及卒于开元十一年的王玄德及妻郜氏墓志侧线刻乐舞图作了比较,认为韩休墓"乐舞图"系流行盛唐时的"胡部新声",并阐释此图对中国音乐舞蹈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隋唐燕乐”的不同系统与词的起源

词的产生受"隋唐燕乐"的影响,研究词起源不得不对"隋唐燕乐"进行考察。词的起源与词体的正式确立应视为两个概念。词的起源与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应主要关注词如何由音乐生成;词体的正式则为文体学的问题,重点在于区别词是如何独立成为一种文体。有唐一代并无"隋唐燕乐"的概念,是后人为了称谓及研究的方便而提出的。"隋唐燕乐"包罗万象,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为宫廷音乐系统,一为民间音乐系统。二者各自对词的形成产生不同的影响。词体雏形孕育于民间,词起源的时间,其上限只能是初唐,下限只能是盛唐,词体的正式成立在中晚唐。

论唐宋词与燕乐之关系

文章阐明了三个观点 :1 )唐宋词是一种曲牌体声乐艺术形式 ,其曲牌的音乐定式产生于“隋唐燕乐”。也可以说 ,由于“燕乐”曲子的程式化而产生了唐宋词这一艺术形式 ;2 )由于“唐宋词”是声乐艺术的一部分 ,所以其声辞配合的方式决定着词体的形式 ;3 )“词体”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词乐的衰亡与新兴乐种的繁盛 。

唐代“坐、立部伎”的起源、沿革及流传

“坐、立部伎”是唐代非常重要的乐舞,但由于文献佚散、转抄遗漏等方面的原因,对研究带来诸多困难,也产生诸多分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音乐史学的角度,运用音乐文献学的方法,对唐代“坐、立部伎”的起源、沿革及其在异域流传的问题进行梳理与考证。

隋唐燕乐乐队编制特征窥探

隋唐燕乐各类作品在各种表演场合使用的乐队,因胡乐系统多种乐器类型的加入而得以相当的充实和丰富,乐队编制及其演奏风格亦因之多姿多彩。本文从燕乐乐队编制角度,对隋唐燕乐乐队的乐器使用、乐队编制以及乐队编制特征等进行窥探,并同时提出与之相关的"琵琶定调,横笛定律"、"一组(队)之中,兼有两制"的认识。

律词申议

洛地先生提出的“律词”的概念,可将中国音乐文学史上诸种歌辞排除在外,使我们对调体性质的认识更为清晰。所谓“律词”,是指合格律的词作,或具有格律规范的词作。唐宋以来的词,可称为“律词”。但如果仅从民族文学形式着眼而无视其为音乐文学,遂以为它是从唐代格律诗体发展演化而形成的,就忽视了词体出现的特定文化条件,以致掩蔽了其艺术特质。律词的产生并非由于近体诗格律的发展,是其句式简单变化的结果,而是由于隋唐新燕乐的流行应运而生的新体音乐文学。律词是唐代新燕乐的歌辞,敦煌曲子词已是律词。每一支燕乐曲歌辞的始辞是倚声制作的,经过许多文人的模拟,遂使该乐曲成为具有独特格律意义的词调。因其倚声制词,以辞从乐,故是长短句的形式,并形成以调调定位的独特的格律。唐宋时词是依据音谱而演唱的,在此情形下,并未因律词的产生而弱化原有的乐曲,而是使律词音乐化了。律词与音乐的关系不仅是歌辞与音乐系统的结合,它们在形式上也融合,因而律词是中国音乐文学的最高级形态。

《琴操》的作者及其成书

关于《琴操》的撰者及其创作年代，据史料记载，主要有两汉之际桓谭说、西晋孔衍说、东汉蔡邕说三种说法。但无论从文本的角度、文献记载的角度还是从著者的生平思想的角度分析，将《琴操》一书的编撰权给予蔡邕无疑都是最有说服力的。《琴操》一书产生于东汉音乐文化下移、琴的地位得到提升的历史背景下，是蔡邕本人的音乐天赋、儒道兼修的思想及传奇经历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其成书大致在蔡邕流放吴会的十二年间（179～190年）。

曲牌体唱腔中的燕乐调名

曲牌体唱腔中的燕乐调名,最终以九宫形式呈现出来的。其中工尺调名系统的乙字调、尺字调、小工调是与原燕乐调名系统的正宫、越调、中吕宫、双调调名关系是相合的,只有正宫调与原仙吕宫不合,这也是传统笛上采取"隔指翻调法"的大三度转调的来由。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受唐代燕乐影响而形成的,日本雅乐十二律名中的神仙律,以及正宫产生后黄钟宫的虚位化等情况;更在于隋唐的琵琶、唐宋的筚篥、元明的笛乐器上具体音位调名的对应。滤清曲牌体唱腔中的燕乐调名及其由来,对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宋代燕乐二十八调“角调说”辨析

《宋史》所载的《乐髓新经》中将二十八调置于八十四调系统中,其中有正角位的角调,亦有"变宫调"。沈括的《补笔谈》在对燕乐同律音转调(今称"同主音转调")的理论阐述中出现燕乐诸调"杀声"概念,其中角调"杀声"不在正角音位,而在正角的上方五度音上。即便如此,北宋的燕乐"角调"一定不是《宋史》所载的"变宫调",因为这里的角调皆用八律,构成了角调的特殊形式。

浅谈我国隋唐时期雅乐及燕乐对日本、朝鲜音乐文化的影响

隋唐时期的雅乐虽规模宏大,但燕乐也在快速发展壮大。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空前繁荣使得音乐文化迅猛发展,以致于其音乐与某些表演形式对东亚音乐文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闰”义考

"闰"的本义为"余数",与中国传统历法有关。蔡元定在《燕乐》中将"变宫"称为"闰",是对古代历法中"闰"这个名称的借用,从《朱文公文集》《词源》《事林广记》及其他相关文献可知,"闰"即"变宫"是没有疑问的。"闰"在音乐中作为一个声名使用,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宋人复古尚雅的观念有关。

延安时期音乐创作的历史考察及其当代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延安时期的音乐创作践行艺术服务于人民与政治的文艺宗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延安时期的革命运动与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的音乐坚定了军民的革命信念,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延安时期的音乐创作对新时代文艺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新时代文艺创作应服务于时代主题,要凸显文化的民族性,把握文化的科学性,坚持文化的大众化和注重艺术的教育性。

《“艳词”考》商榷

“艳”是汉、魏代相和大曲中的一个段落,后世所谓的“艳曲”则兴起于南朝,因此汉魏相和大曲中的“艳”不等于后世的“艳曲”,“艳”的歌词在内容特征上也不同于作为“艳曲”的歌词。“艳词”或指“艳丽的文辞”,或者内容上关涉男女情爱。隋唐时期文献中的“艳词”或“侧艳之词”内涵也是如此,并不存在由“题材内容十分宽广而丰富”的“艳曲歌词”向“艳情词”的历史演变。

困惑中的求索——对纳西古乐现状的思考

文章对纳西古乐的历史溯源、特点及现存状态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认识、处理传统音乐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化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保护音乐文化传统与发展经济应该同步进行。

延安时期音乐教育研究

延安时期课堂音乐教育与社会音乐教育作为整个教育系统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起到了积极响应抗战的作用。延安时期音乐教育包括小学音乐教育、中学音乐教育、高等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等多个层面的教育形式。由于教育层次不同,音乐教师的来源、音乐课程与教材使用、音乐课堂教授内容均有所不同。延安时期的音乐教育是与现实内容相结合的国防教育、与民间音乐相结合的传统教育、与社会活动相结合的实践教育。研究延安时期的音乐教育,对于当前音乐界弘扬延安精神,探索和发展音乐教育模式,从而推进音乐事业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延安革命音乐创作传统与豫剧现代戏民族化风格的形成

以编导和音乐创作人员杨兰春、王基笑为核心,河南豫剧院三团创作风格的形成,是延安革命音乐创作民族化探索传统的延续。河南豫剧院三团的整体创作方式,基本遵循着延安民族化新音乐、新歌剧、新戏曲的创作方式,以民间生活、民间艺术作为现代戏曲创作的来源与根本,进行新的戏曲形式的创造。而且还坚持"集体创作"的原则,在编创剧本、排演与演出过程中,把所有演职人员与观众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同时,吸收传统戏曲音乐精华并融汇河南民间音乐资源,创造豫剧现代戏的新音乐。

潢川民间道教《清微五湖破狱正科》科仪音乐考查

豫南潢川民间道教属于散居火居道。其音乐丰富多彩,与豫南民俗事象关系密切。结合不同的民俗事项,其科仪音乐也不尽相同。《清微五湖破狱正科》即是给亡故妇女所作法事。其结构分为3大部分:《清微破狱正科》、《十王演对科》、《游狱科》。3部分互为衔接,互相呼应,音乐特点鲜明。

论花间词的音乐性

《花间集》是一部被誉为"近代依声填词之祖"的文学作品,是诗与音乐再度结合的产物,其音乐意象与通俗语词所蕴藉的音乐性具有丰富的研究意义。文章从花间词与燕乐的密切联系、花间词的节奏韵律的协调以及花间词的通俗意象这三大方面分别对花间词的音乐性进行系统地探讨,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促进词与音乐的关系理解,从而加深对花间词艺术魅力的理解,另一方面,对于现代歌曲中的歌词创作也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延安鲁艺开辟民族音乐之路

延安鲁艺的音乐工作反映了时代精神和进步文化,加强了音乐艺术民族化、大众化道路的实践,并结合世界优秀音乐文化形式,开辟了中国新音乐发展的道路,为新中国建立后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