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畤祭遗址出土玉人功用研究

目前发现秦汉畤祭遗址的祭祀坑内,多是男女玉人一对与玉琮组合,应是畤祭礼仪最主要的祭祀形式。文章认为玉琮象征天圆地方,是祭天礼地的祭器。周秦汉时期奉行“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之信仰,男女玉人与琮组合用于祭祀,正符合天为阳,地为阴,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认知。并由此推断,男女玉人应分别是受祭的天神和地神之神主,用驷马车载之前往雍地进行畤祭之礼。西汉畤祭仍然继续沿用秦故礼仪,此正是由春秋至西汉数百年间,畤祭所用男女玉人造型及功用基本相同的缘由所在。

校园绿色空间缓解大学生心理压力的作用途径——以空间恢复性为中介的研究

在学习、生活和就业压力的多重影响下,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心理压力问题亟待缓解。大量研究已经证实校园绿色空间能较好地缓解压力,促进心理健康。然而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尚未完全明确,可能存在其他变量在两者之间产生中介效应。选择重庆大学校园内6个典型绿色空间为研究对象,探讨7种环境特征与学生心理压力缓解之间的关系,以空间恢复性为中介构建路径分析模型解释环境特征缓解学生心理压力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1)天空开阔度和树种丰富度均对压力缓解有促进作用,水体占比有抑制作用,绿视率和色彩丰富度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2)天空开阔度、水体占比、绿视率、树种丰富度和色彩丰富度均为间接减压路径,最佳减压路径为树种丰富度→延展性→压力缓解;3)色彩丰富度对男生的减压效果比女生大,绿视率和水体占比对女生的减压效果比男生好;色彩丰富度和绿视率对理工科学生的减压效果优于文科学生。研究结果可为校园绿色空间规划设计与空间营造提供理论参考,以更好地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广西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陶瓿

广西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陶瓿可分为三足瓿、平底瓿、小瓿三类,这三类陶瓿代表的文化因素各不相同,但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越文化特征,应是一种“越式”器物。陶瓿这一器物在广西的出现,反映了古越族内部的文化交流及广西地区与东南沿海一带的文化互动,而陶瓿的消失则是汉越民族融合在物质层面的具体体现。

关中地区秦汉空心砖墓与陵邑移民

空心砖墓作为东周至汉代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制,主要分布于中原和关中地区。两地空心砖墓相似颇多,以往学界多将之归于一体研究,疏于论其关系,缺乏对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全面认识。文章通过对关中地区空心砖墓葬的梳理,将该地区空心砖墓分为五期。在此基础上对关中地区空心砖墓的分布和文化源流进行探讨,认为该地区空心砖墓的大量出现可能与陵邑徙民活动有关,其发展与衰落受到了中原地区的持续影响。

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两广地区、南海诸岛以及越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秦汉六朝时期的有关南海交通与海外贸易的遗址、遗物,展示了岭南社会经济一向的海洋特色,大大改变了岭南的古史景观,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篇章。

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

利用历史文献探讨了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的流行、危害及其地理分布．认为中国早在３０００多年前就已有疟疾流行的记载，疟疾是先秦两汉时期最主要的流行病之一；疟疾流行不仅是促使商王盘庚迁殷的直接原因，也是当时长江流域落后于黄河流域的重要原因；该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密度最大，是疟疾的主要流行区，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是恶性疟的潜在发生区。

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迁及其政策分析

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商人分层呈多样化,素商、政商、儒商、黑商均占有一定比例,且素商居多。西汉后期至东汉,政商比例逐渐增大,且分层趋向单一化。这个趋势说明在封建社会,商业的发展不能完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前行,统治阶层在政策上的抑制或放任会随时影响到商业发展,继而影响商人的构成类型。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也会对统治阶层的决策产生影响,在这内外两种力量的交错影响下,商人分层也会随之改变。

楚秦洞庭苍梧及源流演变

从里耶简文出发,结合相关材料分析秦简牍所见洞庭、苍梧两郡,将传世文献所见楚洞庭、苍梧,汉苍梧郡与两秦郡相比较,另将楚秦黔中郡、秦汉长沙郡、汉武陵郡等一并考虑,以考察楚秦洞庭、苍梧之源流演变。认为最早楚洞庭应指山名或一较小水泽名,后泛指沅湘下游洞庭湖平原,亦指楚邑名,战国晚期因楚秦战争,楚国才在此设郡,其范围当与"洞庭五渚江南"(楚邑)及包山楚简所见楚县邑有关,含湘资沅澧下游通道;而秦洞庭郡含沅澧中下游(包括酉水流域),郡治应在临沅或索。楚苍梧腹地在九疑山区,而秦苍梧郡更重视五岭关口,二者范围、南界应有不同;汉苍梧郡仅设于五岭以南,与秦越(西瓯骆越)战争、秦朝平定南越后分设桂林等郡、楚秦移民及其后裔对岭南"封中"等地的开发、秦苍梧郡分划以及汉初南越国设苍梧王属地(或以桂林监守之)等过程、因素有关。

出土《算数书》初探

通过分析《算数书》的体例和结构，对照《算数书》 与《九章算术》，并结合其他文献和社会背景进行考察，得出以下结论：《算数书》是至少 有两个来源的撮编之书，它与《九章算术》没有直接的文本影响关系，它们在先秦可以追溯 到共同的来源，《九章算术》的主要方法产生于先秦，《算数书》是利用某种后来演变为《 九 章算术》主要来源的先秦数学著作或其衍生本的数学方法并结合下层官吏管理的实际而编成 的作品。《算数书》有助于确立先秦至秦汉实用算法式数学发展演变的历史。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密切联系着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在地区民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卢龙—平刚"道的盛衰与汉匈关系变化有关,汉族和乌桓、鲜卑曾在"白狼水—渝水"谷道展开激烈纷争,辽西"傍海道"是中原政权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高速路"。辽西走廊是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交流的通道,民族人口、特色鲜明的民族物质文化借此南来北往,甚至在此碰撞融合,对走廊内外民族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先秦秦汉时期金融市场的发展暨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理

先秦秦汉时期,在发达的小农经济和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基础上,民间出现了以借贷为核心的金融行为。这一时期的政府具有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和金融市场的管理者的双重身份,然而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管理效果并不好。汉代以后的金融市场出现了很多的市场失灵现象,最终在战乱中走向崩溃。

战国秦汉农业功能的国家定位与制度强化

至战国时期思想家已经形成对农业功能的全面发掘,充分论证了其在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教化、文化孕育及技术传承等方面的功能。以此为基础,各国变法在治国方略、制度规定和民风淳化等方面变革农政,明确了农业的国家战略地位,并尝试将农业多功能制度化。秦汉时期举国重农体制和农业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则标志着农业多功能凝入国家制度体系。

先秦两汉时期疫病治则治法浅析

先秦两汉时期,医家认为疫病主要具有发热、脏损、谵狂等证候特点,提出泻热、解表、存阴等原则,采用汗下、外治、火法等,总的思路为扶正祛邪。张仲景运用清热之法多兼利湿、养阴、凉血等,而后世则尤为强调清热解毒。秦汉时期实阴方法不多,后世对此有所发展,提出了养阴解表、养阴清热等法,吴有性、叶天士等坚持治疗疫病必重养阴的原则。下法主要用以攻逐病邪,有寒下、温下之分,可通腑、逐瘀、逐水等,兼有泻热之功。火法治疫有一定争议,但若使用得当可温阳、散寒、解郁,治疗多种热证。总之,这一时期奠定了疫病治则治法的基础,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百年回顾:出土法律文献与秦汉令研究

令作为中国古代法律重要的法源形式之一,自中国法制史研究之始即为学者关注。以沈家本、程树德为代表的早期辑佚复原、考证研究,开启了秦汉令的研究领域,为秦汉律令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此后中田薰又将汉令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百年来出土简牍的不断问世,丰富了秦汉令的资料来源,人们对汉令的形式、结构、性质及令的分化、律令转化、令的立法程序予以全面探讨,成果迭见,秦汉令研究呈现一个新局面。但由于对出土文献的认识及基本概念的解析各不相同,有关秦汉时有无令典,挈令的形态究竟如何,干支令、挈令、事项令的关系如何,令分甲乙丙的标准为何,对秦汉令的法律地位应当如何判断,如何定位它在中国法律史发展过程的作用,仍有待新资料的披露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封、疆、界:中国古代早期对于域界的表示

甲骨文、金文以及秦楚瓦文、简牍中所见的“封”(“夆”)乃是人工堆筑的土堆,其上或植有树木;“封”多沿着道路设置,用以表示其地域之归属;田地中的“封”则置立于田畔或阡道上,用于标识田地的归属。金文与秦楚简牍中所见的“疆”“畺”或“彊”,则是人为地划出的界线,它可以但并不必然表现为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界”也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却有具体的自然或人为的地理事物作为标识;用于表示“界”的地理事物主要有关、垣、离、格、堑、封、刊、坞、虎落、天田、立石等人为的地理事物,以及山、川等自然地理事物。

《黄帝内经》中“味”与气、阴阳、五行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黄帝内经》中"味"与气、阴阳、五行的相关性。方法:从文献学研究的角度,查阅先秦两汉时期相关文献,佐证提出的论点。结果与结论:《黄帝内经》天人合一的美学观念,直接指导着饮食养生观。倡导"上工治未病",倡导生态养生,饮食自然,不凝固在食物的事实,而在于身心与天地人社会文化的合和之妙。趣味在审美,止于大化与自然的包括精神的、躯体的健全生命。

“载纵载横”与无远弗近——秦汉时期燕蓟地区交通地理研究

秦汉时期的燕蓟,"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是北方重要都会。"载纵载横"的陆路交通乃支撑燕蓟都会地位的诸条件之一。秦汉时,至少有10条道路交会于燕蓟:东和东北向的卢龙、无终、傍海道,北向的居庸关、古北口大道,西向的北边、飞狐道,南向的太行山东麓大道、馆陶广阳道、渤海西岸大道、并海道,形成一个完整的四达交通网。便利的交通,促进了燕蓟和中原及北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对燕蓟历史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繇与繇使

通过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有关繇的词义分析,认为秦汉时期的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徭役或苦役,它含有繇使、繇役等多重语义,其中繇使就类似于出公差,秦汉时期的一般官吏随时都有繇使的可能。

战国及秦汉之际陶窑初步研究

陶器制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经过漫长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技术已十分成熟，秦汉时期达到鼎盛。对于汉代的陶器和陶窑，已有研究者进行了专门研究，发表过卓有见地的文章及专著，但鲜有对战国、秦汉之际陶窑进行专门的讨论。

秦汉时期砖瓦窑研究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砖瓦生产的繁荣时期。在砖瓦生产中,窑炉是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之一,故对砖瓦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秦汉时期的砖瓦窑型制众多,结构各异。就地域而言,秦汉时期的核心地区即陕西省和河南省出土的砖瓦窑数量最多,型制也最丰富。而从发展阶段来看,该时期的砖瓦窑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类型逐渐减少、型制趋于统一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