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西吴川土白话与北海白话的一致性探究

吴川土白话与北海话相关论著材料的比较表明,基于两者的语言事实,吴川土白话和北海话语音、词汇面貌很接近。吴川话与北海话在语言文化方面其实存在密切联系。两者在具有差异的表征下其实具有一致性,且并非由于两者均属于粤方言,而是另有原因,包括历史行政区划、人口迁徙等方面深层次的联系。

广州市粤、闽、客方言母语大学生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调查

广州市是我国重要的大都市,人口众多且来源复杂。粤、闽、客方言母语大学生是广州市外来人口的重要一支,他们的语言背景、语言能力不同。来到大学校园后,这些大学生的语言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此带来了语言使用的改变。通过对这些大学生的语言能力、语言态度、语言使用的调查,可以发现三者相互影响。在调查中,被试对普通话的正面评价及使用普通话的频次明显高于其他方言,粤语位居第二。在与之相关的语言学习需求及语言消费意愿调查中,被试对粤语的学习需求及语言消费意愿明显高于其他方言。此研究有助于拓宽共同语和方言的态度研究,调查结果和结论对广州城市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制定和调整,以及做好城市语言服务工作等,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赵尚华运用元宗血津复辨证法治疗癌症经验

介绍名老中医赵尚华教授治疗癌症的经验及辨证法。中医药在癌症的治疗方面有独特优势,可以“以毒攻毒”、补气养血,提高人体正气,减轻放化疗的毒副作用及综合调理手术后等。赵教授从事中医外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50余年,致力于血管病、乳腺病、中医治疗肿瘤的研究。赵教授认为,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实质上就是辨证论治的不断发展,参考古代、现代医籍中的治癌经验,总结出“元宗血津复”辨证法,分为元分证、宗分证、血分证、津分证、复元证5个阶段进行治疗,填补了中医学肿瘤辨证法的空白。赵教授临床治疗癌症始终贯穿“治未病”思想,溯其根源,从理论到实践系统论证了“元宗血津复”辨证法,取得了较满意的疗效。

扬雄《方言》所见的幽燕方言

现代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是在古幽燕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在学界基本没有异议。但是学界在接受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分治的同时,却一般性地误认为东北官话形成于"闯关东"之后。杨春宇在《辽宁方言语音研究》等系列论文中提出,东北官话方言并非晚成,其演变亦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幽燕方言—汉儿言语—东北及北京官话—东北官话的历史嬗变。从追溯东北官话方言史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汉代扬雄《方言》中所列的燕代方言、北燕-朝鲜方言等进行描写,将其与现代方言的词汇进行对比,尝试探寻历史上幽燕方言的表象;阐释以广义上位的幽燕方言为东北官话溯源,而不以狭义下位的北燕-朝鲜方言溯源的原因,是籍此证明东北官话方言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层积淀的,绝非晚成。

试论地域方言对唱腔旋律的影响——以蒲剧、雁剧为例

本研究以2006年第一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蒲剧、雁剧为例,着重阐明地方戏曲唱腔旋律与方言的关系。蒲剧、雁剧虽同属山西省,却分属两个不同的方言区,都是由发源地声腔、流布地方言及当地民间音乐交融而逐渐形成。其中,地域方言对地方戏曲唱腔旋律的形成、转变和规范影响巨大。笔者通过对蒲剧和雁剧不同方言字调图式与旋律的比较研究表明:1、方言字调决定着唱腔旋律的变化发展,唱腔旋律依据方言的变化作大体符合方言字调的变化;2、方言字调与唱腔旋律符合率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相对说明了戏曲剧种在当地流行时间的久远程度及剧种唱腔的成熟度。

多一些辨证思维——古代小说作家生平研究刍议

研究古代小说作家生平籍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辨证思维。根据作品中的地理描写来考证作者籍贯,必须注意作者籍贯与其实际生活地区常常并不一致;有些地理错误,系因照顾情节需要所致;部分地理错误属于传抄、刊刻之误,与作者本人无关,更不能作为判断作者籍贯的依据。作品使用方言的问题非常复杂,根据方言来判断作者是非常困难的,以往已有若干失误的教训,对此必须十分谨慎。对民间传说与古代小说的关系,应持科学的分析态度,不宜将传说当作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籍贯的依据。

《我们家》:80后文学的第四个方向

颜歌通过写作《我们家》,丰富了80后文学的发展维度,为80后文学发展提供了第四个方向,以通俗笔调,写作并不以畅销为目的、或者以专业期刊和专业读者认同为目的的作品。《我们家》是颜歌用喜剧手法写平乐镇的通俗故事,完全用方言写作的初次尝试,也是80后作家群中对方言、技巧和构建文学空间最有追求自觉的作家,终于摆脱文学叙事,进行描写社会这个大课题的勇敢尝试。《我们家》代表着颜歌对畅销文学和纯文学的分野有了更理性的认识,也有了更自觉的选择,同时这也是80后作家群创作的作品中,最具有社会风味的通俗故事。

论当今普通话的民族性及其他

本文根据中国六十多年来推广普通话的全民实践,提出当今汉民族语口语的乡音特色反映了说话人的本族语意识,体现了整个民族自觉地将共同语视为全民交际语。在当今的中国语境下,民族语不完全等同个人母语,后者指个人早期自然获得的方言,前者则是依靠文化传承所习得的全民交际语。鉴于个人母语跟方言和民族语有交叉,本文使用民族母语。当前汉民族之间通行的、带乡音特色的"普通话变体"是民族母语的常见口语形式,它与外语学习者的"中介语"有着本质的不同。

生生之道、“第三性”与再造“文学乡土”的方法——以阎连科《她们》为中心

生生之道、以“第三性”为核心的阎氏女性论、以非虚构作为方法的乡土中国想象,是理解阎连科《她们》的三个关键词,分别对应着作品内容、作家思想和文体创造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紧紧缠绕在一起,共同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即如何理解和想象当代乡土中国。《她们》中众多的人物及其故事,通过作者的具有强烈主体性的语言、思想以及在历史和虚构之间滑动的笔法编织到一起的时候,建构出了一套“关系网”。从追求文体独创性的角度来看,《她们》的核心甚至不在于记录女性、再现时代,而在于通过一套作家想象出来的“结构”,来引导我们如何与当代乡土女性一起共同思考,如何去跟乡土社会“共情”。

论云南汉语方言源于明代土著民族汉语

土著民族汉语是云南当地土著民族为与汉族移民进行有效交际而出现的带有本民族语言特征的汉语。云南汉语方言是明代中期在通用官话的基础上受土著民族汉语的影响而形成的又一汉语方言。在汉族移民人口数量还不是较多的情况下,土著民族汉语以其简略易通的特征成为不同方言区的汉族移民之间、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之间进行有效交际的工具。本悟成书于1586年的《韵略易通》是明代汉族移民云南汉语方言形成的标志。书中因"韵略"而出现的大量的"重韵"不是当时任何汉语方言的特征而是云南土著民族汉语的典型特征。明前期汉族移民为了交际的"易通",他们使用的汉语未能向当时的通用官话靠拢,而是向土著民族汉语靠拢,最终形成云南汉语方言。明代土著民族汉语是云南汉语方言的直接源头。

上古楚方言名物词新证五则

文章利用出土文献材料,对扬雄《方言》等汉人所记5则上古楚方言名物词作了新证,希望以此为汉语史的研究,尤其是汉语方言史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研究材料。

入湘三峡移民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交际的影响

语言(方言)本无好坏之分,但是由于人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以及所处的环境、文化背景等的不同,往往对不同的语言作出不同的评价。入湘三峡移民身处多种语言(方言)并存的地区,对不同的话持有不同看法: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越认同普通话或当地话;反之,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就越喜欢家乡话。移民的语言态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的语言交际。

规范偏离与莫言小说语言风格的生成

莫言小说不同凡响的语言风格的生成,与他大胆地突破各种规范和束缚,大规模、全方位地使用规范偏离有着直接的关系。莫言小说对于文体学家所概括出的各种偏离形式几乎都有高密度的使用,通过对其中的三种偏离形式即"语法偏离"、"方言偏离"和"语域偏离"的主要使用方式、所达到的多重效果的分析可以看出,莫言通过对各种规范的偏离,为自己的创作开启出最大的内在自由,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打破各种界限对立的空前复杂混沌的宇宙,挑战和更新了人们对于语言、文学和审美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混沌浩瀚、讽刺幽默、狂欢颠覆、绚丽斑驳而又具有某种内在统一性的诗化语言风格。

百年来儒学研究境况历史回眸

儒学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时序里,历经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和流变历程,尤其在从近代以来到现在的百余年间,是儒学遭遇空前危机和诸多诘难,也享有部分重建机遇的百年。这百年间,儒学的自身演进及学界对之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学界在“本位论”、“西化论”、“折中论”、“辩证论”这四种语境框架之内,形成了十六种主要学术派别和观点,反映了百年来学界研习儒学的精神风貌和历史境况。

对外汉语教学中粤语口音普通话听辨训练问题探讨

来华学习专业的留学生在进入专业学习阶段以后 ,普遍会遇到对带口音的普通话的听辨困难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 ,我们结合广东地区高校特点和华南理工大学留学生的学习情况 ,从声韵调、语感语流以及词汇、语法几个方面对粤语口音普通话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找出具有代表性的特点 ,并把它与留学生专业学习需要联系起来 ,探讨粤语口音普通话在专业教学的性质、特点。

文学地理与阎连科的乡土叙事

文学地理与阎连科的乡土叙事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一方面,通过对"耙耧山脉"的不断书写,阎连科建构了一隅能充分调动自己情感、想象及艺术创造的独特地理空间,这一文学地理也成为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耙耧山脉"这块独特文学地理不仅塑造了阎连科的情感结构和价值取向,同时也深度地参与了其乡土小说的主题表达,叙事方式和话语风格。阎连科在建构了自己文学地理的同时,还深刻地意识到"耙耧山脉"这一狭小地理空间所蕴含的民族性、世界性,进而通过对地理的超越,使其乡土叙事获得了更为宽广的世界意义与人类意义。

试述莫言小说的语言特点——主要以《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为例

该文主要以莫言的《红高粱》和《透明的红萝卜》这两篇小说为例,分析莫言小说的语言特点:一是善于运用颜色词语来写景状物,表达主题;二是雅言与俗语并行,书面语、共同语与方言俚语杂糅;三是多用比喻;四是巧用示现。从这些语言特征可以看出莫言是一位真正以民间乡土作家的姿态去感悟生命,感悟生活,感悟现实,感悟社会的作家。

从博爱唐村《李氏家谱》看李岩的籍贯

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将领李岩,崇祯十七年被李自成冤杀。关于李岩的籍贯,史学界众说纷纭。以近期发现的河南省博爱县唐村清康熙五十五年由李元善所修的《李氏家谱》为依据论证,李岩的籍贯应为河南省博爱县唐村。

陕北方言本字续再考

本着据义定字,据音定词的原则,可以考释出能够代表陕北方言语词的若干本字。由于时、地的不同,这些本字的读音与陕北方言语词的实际读音并不都是完全一致。只要语义一致,语音符合音变规律的,即可定为本字。

论延安方言蕴涵的农耕文化信息

延安方言之中蕴涵丰富的农耕文化信息。从大的方面而言,可以分为农耕物质文化与农耕非物质文化。内容上涉及与农耕文化直接相关的主要文化元素,如耕地、农作物、农耕工具、农耕传说、农耕习俗等。探讨延安方言与农耕文化的联系,对研究农耕文化在延安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