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解放区农村社会教育研究——以《冀南日报》为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冀南解放区进行的农村社会教育活动,以《冀南日报》为教育宣传媒介,通过冬学、民校、识字班、广播台与黑板报等组织形式开展教育工作,旨在对民众的政治觉悟、生产技能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其作用。冀南农村的社会教育实践,不仅提高了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而且开创了新的社会风气,推动了解放区各项事业的进程。因此,以冀南农村社会教育为研究个案,可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基层乡村文化教育方面的理论优势,并为当代农村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从北上“敲门”到迎接解放:民国元老颜惠庆的道路抉择

在1949年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转折关头,民国元老颜惠庆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道路抉择。他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完成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上海繁荣,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敲门”。他同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入交谈,不仅完成了“敲门”任务,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他关注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希望其“敲门”成果得到实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颜惠庆顶住蒋介石的压力,留沪迎接上海解放,为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作出努力。上海解放,表明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颜惠庆留沪迎接上海解放,表明他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以《解放日报》建党纪念日社论为中心的考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以《解放日报》为载体,通过建党纪念日社论的特殊方式,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追求不仅完成了从理论探索到具体实践的转换,而且也呈现出以“抗战”与“民生”为中心的历史性内涵。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使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新政策的实施让边区人民的“民生幸福”得到了初步实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彻底解放中华民族”的对日作战中完成着“中华民族之复兴”的“最主要任务”,而中国共产党也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争得了自己的“政治领导责任”。

延安时期中共对战时“联合国日”的宣传与纪念——以《解放日报》为中心

在世界现代史上,10月24日是“联合国日”,确立于二战以后。但二战期间的1942至1945年的6月14日也曾是“联合国日”,可谓之战时“联合国日”。后者因庆祝世界反法西斯各国签订联合抵抗侵略宣言和实现大团结而成为“联合国日”。对于联合国家的战时“联合国日”纪念活动,延安《解放日报》通过转发路透社、塔斯社、中央社等的电讯,作了大量或简要或翔实的宣传报道。而中共对于战时“联合国日”的纪念,主要通过发表社论和举办活动来进行,尤其是1944年延安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祝活动,当天的《解放日报》也被送到会场朗读。二战胜利后,联合国成立,战时“联合国日”不复存在,两年后被10月24日这一新的“联合国日”所取代,成为后者的前身。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探索——延安《解放日报》所刊有关工业化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努力奋斗的重大历史课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以工业为基点推动现代化发展,将工业化视为推进民族解放和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建设工业的过程中从改进领导体制、提高产品质量、改善工厂管理、提升工人品质等方面积累和总结了工业发展的经验,在党的七大精神的指引下指明了战后中国工业的发展方向、信心来源和最终目标,以顽强毅力推进战后工业的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探索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形成过程的重要基础。

抗战时期党报大生产运动中典型人物形象塑造话语分析——以延安《解放日报》劳动模范通讯报道为例

抗战时期,延安《解放日报》的典型人物通讯,记录了劳动英雄的光辉事迹,不仅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发挥了鼓舞群众积极参与生产实践的作用,而且对于当今主流媒体典型人物通讯报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梵·迪克新闻话语分析的视角切入,对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典型人物通讯进行分析,从宏观内容、微观内容、话语语境三个维度,探究如何提高通讯体裁典型人物报道的真实性、生动性、感染力,同时使典型人物通讯报道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发挥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他者的叙事:斯特拉纳汉对延安时期党的妇女政策及其成效的研究

延安时期党的妇女政策对鼓励妇女参加革命、投身生产、支持建设均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更为新中国的妇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对美国学者帕特里夏·斯特拉纳汉在《延安女劳动英雄》《延安妇女和中国共产党》等文本中相关内容的整理分析,重点审视了她所阐释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的理论来源、时期划分及《解放日报》对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的宣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她的研究成果及文本叙事对于我们深化延安时期党的妇女政策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意识形态、方法论等不同,作者的一些观点有其自身的局限。

流离与失序:解放战争时期流亡学生的状况——以《大公报》和《中央日报》的报道为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大批北方学生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欺骗、裹挟之下向南方迁移,形成了流亡学生群体。民营报纸《大公报》与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都对流亡学生群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大公报》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进行报道,为学生发声。《中央日报》作为国民政府的“喉舌”,报道则显得含混、矛盾甚至对学生进行批评。通过对新闻报道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当时流亡学生处境的悲惨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

论列斐伏尔“总体的人”——囿于乌托邦式的文化救赎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已然完成,他开始关注内嵌于劳动者日常生活之中的异化现象,设定了“总体的人”作为克服异化的目标和未来社会主体的理想形态,以此来超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拜物教批判理论。应当说,“总体的人”拓宽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新思路,有助于我们理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性,扬弃异化的曲折性。然而,列斐伏尔尤其看重文化革命的力量,主张以个体取代无产阶级成为革命主体,企图以日常生活艺术瞬间式的回归为实现“总体的人”提供契机,其结果是脱离了马克思所主张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使得“总体的人”成为思辨抽象的概念体系。

上海沦陷区青年民众的日常生活评析——以颜滨日记《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为中心

历时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沉重打击,处于沦陷区的民众更能体会生活上的艰难与精神上的屈辱。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区青年颜滨的日记《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从青年民众的视角较全面地记叙了沦陷区的日常生活。其文字揭示出在物质生活条件匮乏的情况下民众生活举步维艰,青年日常休闲及文化活动丰富多样的背后亦凸显出其对未来的迷茫,普通民众虽心存民族大义与反抗,但在高压统治下也只能无奈妥协。

解放战争时期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救治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晋绥革命根据地遭遇频繁且严重的灾荒问题。中共积极采取生产自救、防灾与救灾结合、政府与社会并济以及救灾与革命并进的方针策略,通过各类救治措施有效地缓解了晋绥革命根据地的灾情。同时,晋绥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对救灾工作的领导经验、救灾社会化经验、救灾动员经验以及灾民的思想心理安抚,也为当前救灾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

Construction of Female Subjectivity in the Yan’an Period under the Intersubjective Perspective

In the practice of intersubjective ideological education,human subjectivity can be fully developed in three dimensions:practical dimension,value dimension and social dimension,thus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Liberation Daily in the Yan’an period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carry out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women.Taking the reports on women’s work in Liberation Daily as sampl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subjectivity in Yan’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e ideological education.Development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women,and it also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deepening the party’s women work.

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发行与传阅工作

党报党刊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发行工作是党媒实现传播价值的主要环节,也是党媒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直接手段。党的机关报如何科学有效地发行是我党百年新闻实践中面临的深层难题之一。在延安时期中共局部执政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验”中,《解放日报》作为稀缺的政治资源,以中央集中领导、控量精准配给、多元融合发行和组织化传阅推广的发行策略,构建了“以内为主、由内及外逐层扩散”的发行体系,与当时高度政治化和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相互构建,使《解放日报》以仅约七千份的印刷量,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最有战斗力的思想武器。这种让每份报纸传播效果最大化的发行理念,充分发挥技术和组织叠加优势,是全媒体时代突破党报发行现实困境、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的主要路径。

论《解放日报》的改版

《解放日报》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反映了中国人民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结合起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突出党性,立足本地,密切联系群众,突出典型事迹及人物的报道,为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建国初期《人民日报》中的女共产党员

从建国初期《人民日报》中相关报道来看,女共产党员的身份有全国民主妇联主席、副主席,东北抗联政委,护厂模范,农村女支书、妇女会主任等,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全世界妇女大团结、妇女儿童工作、革命解放事业、支持新婚姻法、保护国家财产、农业生产、农村妇女识字学文化、妇女思想教育等方面树立了行为典范作出了突出的的贡献。她们积极生产、忘我工作,在困难中冲在前面,在党的利益面前,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些共产党员优秀品质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人民日报》对女共产党员的相关报道研究具有时代意义及史料价值。

新文科视域下“综合英语”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构建及效果分析

为解决当前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思政”和专业知识结合不够紧密、课程思政教学理念及原则不够清晰、课堂教学层面不够深入等问题,从人格修养、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三个维度,聚焦课内思政元素的挖掘和以“中国日报双语新闻”微信公众号为主体的课外拓展,构建了以“价值引领”为特色的英语专业“综合英语”课程思政体系。实践效果表明:该课程思政体系的实施,能帮助学生培养国际视野、增强跨文化意识和树立文化自信,有利于推动新文科背景下综合英语“课程思政”建设。

延安时期党管媒体的实践效果与历史经验——基于对《解放日报》改版的分析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是我党新闻舆论工作历史实践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确立了党管媒体的工作原则。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改版是由当时的舆论环境、革命形势和毛泽东的宣传思想等多重因素促成的,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对于延安时期包括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对国民党舆论反击在内的工作全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其经验对于网络时代党的宣传舆论工作具有很多启示,要求我们坚持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

《解放日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研究——以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为例

《解放日报》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舆论阵地,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舆论媒体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功能视角出发,概述延安整风运动时期《解放日报》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梳理宣传内容,探讨宣传作用、特点,对当前加强媒体建设科学化,提升意识形态建设实效具有参考意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二七”纪念研究(1941—1947)——以《解放日报》为考察中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开展“二七”纪念活动,借助《解放日报》刊登“二七”纪念文章、报道“二七”纪念盛况、发布“二七”纪念办法,达到明确革命对象、动员边区生产和开展职工运动的社会功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二七”纪念活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开展纪念活动要立足时代方位、贯彻群众路线、依托榜样力量、发挥媒体力量。

“三言”“二拍”商人形象之结局研究

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商人,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大家冯梦龙、凌濛初便在“三言”“二拍”的诸多篇目中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商人形象。就这些商人的结局来看,可分为喜剧结局和悲剧结局,其中喜剧结局又有大团圆结局和其他喜剧结局,悲剧结局有死亡结局和其他悲剧结局。这些结局揭示了明代社会商人地位的变迁、人们价值取向的转变及个性解放后物欲的膨胀,并折射了冯、凌二人“导愚适俗”的创作意图,凸显出独特的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