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进入文艺评论之门——评《文艺评论概要》

《文艺评论概要》的出版因应时代所需,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内容科学全面,作者阵容强大。全书介绍了文艺评论的总体理论问题,以及13个文艺门类的评论方法。编写者有着深厚的学术素养和丰富的评论写作经验,保证了该书的学术质量。二是强烈的历史意识与鲜明的价值立场。全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皆纳入历史脉络之中予以解析,所得结论令人信服。三是提供了文艺评论的写作示范。13个文艺门类的评论,依据评论的对象与特征、评论的类型、评论写作及示例三部分展开,示例部分的设置尤为精彩,为读者进行各文艺门类的评论提供了具体的操作路径。

延安时期艺术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历史条件、路向及贡献

延安时期的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特殊的战时环境、人民立场的科学指导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广泛传播。为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延安时期的艺术教育在管理体制架构、课程内容与教学形式与艺术教育教员队伍三个方面,始终遵循与思想政治教育并行的办学路径。这一时期艺术教育的主要历史贡献包括:培养大批革命文艺人才、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研究和总结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条件、路径与贡献,有助于深化对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认识与理解,也有利于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教育事业的新发展、新辉煌。

新文科背景下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写作课程体系的建设与拓展实践

从目前各高校写作课程体系的建设情况来看,基础写作的核心地位多被忽略,各学科、各层次、各能力的培养没有体现,综合写作素质提升的覆盖面还有所欠缺。在比较视域下,通过对一流高校、一流学科高校和普通综合性大学三个层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写作课程体系建设的关照,可以看出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写作课程体系建设具有鲜明的特色,即三融合、三培养、三提升为一体的“三三三制”课程体系,以及新文科理念指导下的富有地方综合性大学特色的拓展训练。

延安时期乡愁乌托邦的抒写与建构——以《黄河大合唱》为例

“乡愁乌托邦”是现代性发展的核心概念,它是一个时空综合体的现代情感结构,存在时间上的流动与空间上的想象。延安时期关于乡愁乌托邦的抒写与建构所呈现出的“乡愁”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情感表达。“乡愁”抒写指向过去的家国乡土,乌托邦则指向未来社会的维度。《黄河大合唱》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艺作品,建构了中华民族的乡愁乌托邦,忠实地表达了中华儿女在艰苦抗战下奋起反抗的精神力量。

2022年中国美术热点现象述评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擘画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美术围绕时代主题、把握时代脉搏,开展以人民为中心、反映时代风貌的艺术创作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成就;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0周年系列活动,重温红色美术经典,梳理各时期美术作品中的人民形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术,以科技与艺术的交叉融合推动遗产活化与媒介创新。此外,义务教育美术新课标的发布、艺术学研究生学科目录调整、中国近现代美术挖掘整理、后疫情时代美术的国际交流以及美术赋能乡村振兴等热点现象,反映了中国美术的文化自信与多领域的时代新风。

论延安文艺的人民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确立了以人民为主要表现对象和审美主体的创作价值取向,明确了延安文艺的人民本位立场。文艺要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向工农兵普及与提高,用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以新秧歌剧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延安文艺的人民性,对于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脉相承的文艺观念:从《颜氏家训》到《郑板桥家书》

《颜氏家训》和《郑板桥家书》这两部家训作品虽然前后相距1000多年,它们在文艺观念上却存在诸多相同之处,都具有明显的儒家文艺美学的特征。二者在文艺的功能、文艺的特征、文艺创作原则、审美风格、文艺鉴赏方法、少儿艺术教育等问题上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思想要义却是一致的,都认为文艺具有立德齐家、塑造君子人格的重要作用,重视文艺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坚持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创作原则,反对浮艳浅露的审美风格,提倡入乎其内、全面客观的文艺鉴赏方法,将文艺学习视为少儿教育的重要内容,等等,体现了二者在文艺观念上的一脉相承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美学精神的历史承续性和积淀性。

延安革命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以鲁艺木刻工作团为中心

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议,促使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木刻“中国化”和“民族化”实践中追求革命文艺的民族形式。而在“中”“西”融合、“新”“旧”调适的过程中,“民族形式”被赋予传承民族文化和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双重内涵,这为探索延安革命文艺理论的建构路径奠定了基础。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逐渐深入人心,革命文艺理论由此在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实践中生成。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作风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则在为形成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实践中逐步建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文艺实践和思想转变,反映了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脉络,彰显出革命文艺理论与实践相互演进的基本逻辑。

社会史视域中的延安“全民性”文艺建构

社会学的阶层论是阐释延安民间文艺结构的线索。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与变异性是民间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共性”特征,由此为会党民间文化注入先进性。在民歌实践上,集体性引导了延安新民歌的大众化方向,口头性回归了民歌的音乐本质,以“活文学”之“源”实现民歌的创造性转化,而对“秦风”的传承与变异则是延安新民歌发生的历史维度之“流”。理论上,民俗艺术的“全民性”形成了“民族形式”的社会基础,实现了新生活艺术与“旧传统”的融合。

婚姻法视域下的延安文艺——以《刘巧团圆》《小二黑结婚》为例

自苏区至延安时期,中共对婚姻法的制定与宣传给予高度重视。去文牍主义的诉讼程序与广场化的司法方式,让民众获得权利并为自己发声。这一现象被韩起祥改编成说书《刘巧团圆》在乡间传唱,民众由此学到法律知识并向韩起祥提出意见,形成民众与文艺家互动。这一时期的小说也从“读与写”向“说与听”的模式转变。赵树理在其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为现实惨案安置了光明前景,维护了追求婚姻自主的合法性的同时,让民众习得维护权利之道。不同的文艺形式对民间公共场所中调解案件的司法模式的书写,为延安时期的去文牍主义的司法模式提供了文艺场域,不仅彰显出对民众权利关怀的文艺精神,也为延安时期文艺家们的创作提供了新路径。

《新唐书·文艺传序》的重构性书写与北宋文坛之关系

《新唐书·文艺传序》相对于前代正史“文苑传序”,无论是对文学本体的价值定位,还是行文书写的结构形式,都呈现出了明显的重构性。这种重构性书写是北宋中期官方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是对其时史学与文学发展趋势的现实回应,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史臣宋祁本人文学观念的部分影响。在为唐代文学树碑立传的同时,也侧面体现出了本朝文坛不同类型文学主体间的复杂现状。

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学科的多元演进及其启示

1936年以来,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学科在近百年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多元化的实践成果。其中,迈尔斯、麦克格尔、道森等人创意写作学科史方面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从创意写作学科演进的角度,聚焦其在文学表达、社会表达、跨界表达和数字表达方面的多元演进则是创意写作学科史叙事的一种新尝试,较能直观体现其内涵与外延的前后变化。在20世纪早期,以文学原创为核心的创意写作引领文学教育改革完成了学科奠基,中期的学科快速扩张主要以面向文化产业领域的作者培养为驱动力,近期的课程融合实践则主要通过跨课程发展模式实现。21世纪以来,随着创意写作的数字化不断深入,创意写作学科内部跨课程、跨媒介、跨产业和跨艺术门类的实践进一步融通,学科形态更加丰富。梳理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学科建设的历程与当代特点,可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建设提供参考。

从苏区到延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思想探源

与左翼文艺主要以理论文章彰显其文艺思想不同,苏区的文艺思想以更为隐性的两种方式呈现:其一,蕴含在各种政策、决议、规章、制度等文件中;其二,体现在有组织的文艺实践活动中。在苏区,文艺实践作为文艺理论的一种极致化呈现形态而广泛存在。苏区文艺理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更为深层的联系,是《讲话》形成的重要基础。这一方面体现在《讲话》所肯定的来自苏区的文艺思想上,如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及如何实现这一方向、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批评的标准等;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讲话》所批评的来自亭子间的一些不良文艺作风上。

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中的彰显与遮蔽——对高建平先生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学术批评

无论是对专著未予以足够重视,还是对学科建设关注不够,都表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的书写,主要不是从知识增量或者说知识创新的角度去考察“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虽然“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七十年来文艺学论争的中心问题”上是一种学术上的自由,但这不仅仅是“路向选择”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总之,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不仅要提供争论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要提供知识增量的范例,或者说要为文艺学“创新发展”树立“标杆”,在“行不言之教”的同时,给文艺学工作者一个正确的前进目标,从而使文艺学共同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只有这样,文艺学学术史书写才能回归它应有之义。

延安时期文艺“革命化”转向的历史考察、主体塑造及价值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时代”与“革命的话语”双重叙事情境下,回应工农兵群众对红色革命文艺的现实诉求,逐步建立起文艺发生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了革命主体与革命文艺的双向互动、革命文艺与革命实践的同步前进。在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战线”的同时形塑了一支革命的“文化军队”,不仅对塑造革命意识、激发革命行动、丰富革命生活等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文艺理论成果。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回溯延安时期文艺发展历程,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真理性、坚守中国共产党文艺领导的方向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人民性以及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历史参照和现实启示。

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晋察冀文艺实践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地性的生成

关于解放区文艺的一体化表述遮蔽了晋察冀文艺的主体地位,削弱了晋察冀文艺的文学史价值。事实上“延安-晋察冀”之间存在丰富的互动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将文艺创作与抗战具体任务结合,使文艺既满足群众审美需求,又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形成了不同于延安的文艺生态,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支撑和路径参考;落实《讲话》的过程中,晋察冀文艺作为对《讲话》的地方回应,起到示范作用,证明了《讲话》的正确性与普适性;而随着《讲话》权威性的确立,《讲话》前晋察冀文艺践行文艺大众化的独特价值被削弱了。因此,为避免对解放区文艺的同质化解读,有必要还原晋察冀文艺的主体性,探究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传承与重构:从“人民性”到“新人民性”——以《讲话》精神的文学史流变为视角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也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文艺的灵魂和生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性”成为贯穿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概念。新世纪“底层文学”对底层民众以及弱势群体的关注,确证了以文学的方式重述人民作为历史主体性的意义,彰显了“新人民性”的正义价值,这是对延安文艺“人民性”内涵的传承与重构。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资源,《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性”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传承和流变,为“人民性”的当代价值呈现提供了阐释的可能性。因此,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构《讲话》精神之于新世纪“底层文学”中“新人民性”价值的当代意义,是探寻“人民文艺”乃至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流变的重要路径。

创意赋能 艺文交融——“创意读写”课程建设、施教和回顾

为深耕艺术学院的创新教育,建立“创意读写”课程,旨在引领学生能读出作品创意,并写出自己的创意,适应“创时代”的学习和发展需要,精心设计校本实验教材《艺文导读》,以“文之桥”进达“艺之苑”为教学路径,采用艺文交融、丰富多彩的示例,开展“创读”和“创写”活动,生发灵动的创意,为学生启思赋能。教师的教学智慧要在课堂挥洒自如,课前课后须悉心研读。梳理“艺”和“视”字的文本语迹,明了语义发展,是践行创意读写课程本土化建设的需要。认真回顾和总结,使精彩、新颖、生动和实用的特色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