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论语集解》版本考辨

何晏等人所撰《论语集解》,自成书后一直流传不废,本文对其版本源流作了大致考察,勾勒出了它在我国唐代、宋明时期、清代以来三个阶段的递藏情况,并对其在日本国的情况作了考辨,文章还考察了《论语集解》的版本存佚,介绍了现存的重要版本。

何晏玄儒兼治思想发微

正始清谈领袖何晏会通儒道建立起比较成熟形态的本体哲学,但是深入到“以无为本”的抽象思辨未能完全熔接传统儒家。《论语集解》致力经学玄化开创了学术新局面,然比之王弼则基本仍是汉儒正统立场的延续。史书记载何晏玄学政治观指导下的正始改制言行多有牾,矛盾背后正是时代命题“名教”与“自然”之争。何晏遵循儒术的的政治实践体现出儒术与道体分立的鸿沟,进而探讨圣人情性表现为玄学理想人格构建的缺失。

何晏的交往及其与王弼的思想分野

何晏与同时代人的交往有着交接广泛与阵营渐趋明显的特点。在中年时期,何晏与王弼在学术渊源和治国方略上有着本质区别。其中何晏所宣扬的玄学内核为官方哲学,意在为统治阶级服务;王弼所宣扬的玄学内核为在野哲学,意在为当时的在野阶层(包括司马懿集团)张目。何晏主张圣人无情,君本臣末,希望君主有为;王弼主张圣人有情,以贱为本,以下为基。二人各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并代表了不同集团的意识形态。

孟河京派治疗泄泻的临床用药经验传承研究

目的:本文针对泄泻的治疗比较孟河京派与孟河医派用药的异同,梳理孟河京派用药特色的传承与发展。方法:基于与孟河京派有传承关系的各代医家治疗泄泻的医案建立数据库,应用关联规则、层次聚类等数据挖掘方法,分析各医家常用单味药频次、药物组合频次、治疗泄泻通用药物、孟河京派特色用药等,并梳理形成孟河用药传承脉络。结果:京派医家擅用白术治疗泄泻,高频药物组合为"茯苓,白术""茯苓,陈皮""茯苓,薏苡仁",置信度为1的关联规则为"龙骨→牡蛎"。结论:孟河京派对前人经验既有传承又有发展,治疗泄泻的用药更趋平和,且尤重脾胃,形成了独特的用药思想。

“补天谶言”:何晏《景福殿赋》中的人才观念探析

何晏的《景福殿赋》表达了对当时统治集团用人不当的深沉忧虑。结合当时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趋势,证明了何晏担忧和预言的正确性。

天人合一述论

邹衍第一次把天人合一变成了系统的学说。从天地的形成谈起 ,融阴阳与五行为一体 ,用五行生克、阴阳消长和五德转移的理论解释一年四季的诸多变化和历史演进的规律 ,并进而规范人类、特别是王者的行为 ,是邹衍学说的实质和核心。但邹衍的天人合一理论和它所自出的巫术原理一样 ,归根结底是错误的和虚妄的。有人把天人合一等同于人和自然的和谐 ,完全是对古代文化的曲解。

《论语集解》何晏注初探

在何晏《论语集解》中,何晏自己所加《论语》注文极具汉魏注经的两面性,充分显示了何晏《论语》注由两汉经学《论语》向魏晋玄学《论语》的过渡性特色:从注经风格上其基本属于汉注系统,但不乏重义解的魏晋新学风:何晏既承袭了汉儒注经的重字词训诂、稍讲阴阳五行,又决不征引谶纬;更是在其少部分注文中偏重义解,不过其大多数的义理发挥又不离字词训诂;从汉晋间论语学的前后走向看,何晏《论语》注透露了一些玄学信息,将一些儒学观念初步玄学化,更规定了以后魏晋《论语》注经的主要发展方向;若具体到其《论语》注与魏晋《易》、《老》、《庄》的关系,何晏则较为系统、全面地以三玄之学注解了《论语》,并有意使其玄学化。

论莫言小说的复调叙事模式

复调是莫言小说的一种重要叙事模式。他的很多小说打破固有的单一的表现方式,采用开放性的结构,通过主人公的“诉说”揭示主题;小说以“他者”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对主人公的视野进行补充;创作主体也发出自己的声音。

陈衍、何振岱福州文儒坊恩怨述略

陈衍与何振岱相见恨晚、相邻往还、偕游山水、结社吟咏、里居修志,两人志同道合,结下友谊;后失和断交,其原因颇为复杂,或将成历史谜团。

何晏的《论语》学研究

何晏是现存最早的《论语》学代表著作《论语集解》的编纂者,同时也是《论语》学的研究者。他的《论语》学研究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对他人《论语》学成果的裒集;一是自己对《论语》的注释和理解。何晏的《论语》学研究体现了从汉儒到六朝学者《论语》学研究的因革创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古学术转型的方式与规律。在中国古代学术史,特别是《论语》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龢言》析案

《释龢言》是郭沫若先生早年研究古文字学之著《甲骨文字研究》中的一篇涉及中国古管乐器器名考释的专文。在该释文中,郭氏仅据《尔雅》中的“小笙谓之和”“大箫谓之言”的两句释语,通过由文字到文字的辗转曲说,一反千百年来众口一词的历史记载,将本为单管乐器的“龠”(以“龢”字为论)定说成了“编管”乐器“箫”(排箫);又将本为“编管”乐器的“箫”(以“言”字为说)断定为“单管”乐器(洞箫)。这些考释都是与历史的成说完全相悖论的,但却在没有得到任何证据证实的情况下,被当代学界拿来用作定论;从而给中国古管乐器的正本清源,乃至整个古乐史的贯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那么,郭氏的考释有没有真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呢?其观点究竟可不可能成立呢?本文试秉学术之天下公器,对《释龢言》全篇作一客观条理的全面析案,学者由此自可辨其真伪与正讹。

延安整风前后的鲁迅艺术学院

延安整风成为延安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此前此后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教育方针、审美观念和精神风貌迥然不同,清晰地勾勒出战时状态下文学教育的缩影。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社会是典型的现代兵法社会兼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模态,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的性质是政治规约高于文化传承,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具有独立精神、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学术人才,而是培养更好地服务于战争的工具。鲁艺也曾探索学院化、正规化的教育之路,但在一个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生存空间里,延安鲁艺及其每个人都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经受着种种考验与变异。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文学系主任何其芳以及教员周立波等人的转变正是典型体现。

道:中国文化的字徽

道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概念 ,它起源于原始仪式 ,理性化于先秦 ,关联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通过与无、气、理的关联 ,与心、路、言的关联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特质。

“五四”勤工俭学与欧洲华工背景的互动——以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主导的旅欧共运兴起为中心

在五四运动的大背景下,勤工俭学运动与欧洲华工教育活动双向互动。以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主导的中共旅欧支部兴起为中心,来考察旅欧共运兴起的过程与原因,从中可以发现,在留欧学人史的脉络中,相对于"以学为主"的基本指标,到了勤工俭学这代人,其代际迁变的主动脉忽然被掐断,有特殊的时代语境和外来原因作用。但总体而言,其所体现出主流的知识留法的基本脉络仍无变化,而只是出路有变。但恰恰是这种变化,极为深刻地参与和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

秋禾与他的“大阅读”理念

徐雁(秋禾)因身体力行"大阅读"理念而著称阅读界,2009年被《中国新闻出版报》推介为当年度全国四位"国民阅读积极推动者"之一,与北京大学王余光教授并称为阅读推广界的"北王南徐"。本文首次梳理秋禾"大阅读"理念的发展历程,评述每一发展阶段的重要著述。

《新安文献志》所收《程岩勋德碑》辨伪

《新安文献志》所收撰于后唐天祐十一年(914年)的《程岩勋德碑》,实则节录、删改唐永泰二年(766年)所刻《唐李宝臣纪功碑》而来,为伪碑。《新安文献志》在《程岩勋德碑》和程岩之父《程士庸墓志》后所附的程敏政按语,疑点重重,分析表明《程岩勋德碑》可能是程敏政伪造的碑文。

暧昧的民间——论《红高粱》中的民间世界

根据陈思和所阐述的民间理论,探讨了《红高粱》所呈现出来的民间形态与作品的叙事策略所体现出来的审美立场。《红高粱》中并不存在一个与"庙堂"保持距离的民间形态,也没有构造一个理想的民间图景,这或许是由《红高粱》可疑的民间立场造成的。

《左传》对《荀子》音乐理论的影响

《左氏春秋》在三方面启发荀子（《乐论》）。首先，音乐贵平和。《左传》叙述以和为名的良医类比音乐与医药，晏婴主张调和五声令人心平德和；泠州鸠提出“和声”入耳藏心，反对乐音过度强弱。荀子亦重和亲、和敬、和顺。其次，音乐产生伦理政治效益。晋侯力言音乐稳定德性，士强调“乐和”则可用。荀子洞察音乐中平可使人民谐协。第三，音乐披露国家境况，如吴国公子季札从《郑风》侧重男女琐事而正确预测郑国将亡。荀子主张“和乐而不流”，以“流”形容郑国音乐式的淫荡。

何其芳·民间文学·延安文学传统

何其芳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是位重要人物,他在民间文学领域的贡献,更多的是在思想层面。他对于民间文学的"艺术性"和"社会性"、民间文学领域"整理和改编"、"民间文学和新文学"的关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与他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开始的特殊时段——延安时期以及他本人的文学优长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对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健脾利咽合剂对慢性咽炎兔咽黏膜形态及超微结构的影响

目的观察健脾利咽合剂对慢性咽炎兔咽黏膜形态及超微结构的影响。方法采用彭氏法建立慢性咽炎兔模型。予以健脾利咽合剂高、低剂量灌胃治疗,并设立空白组(正常对照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金嗓利咽丸)作为对照;通过光镜及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比较各组兔咽部黏膜形态结构的变化。结果健脾利咽合剂低剂量组黏膜形态结构最接近正常组。结论健脾利咽合剂可改善慢性咽炎兔模型咽黏膜病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