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文化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5月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作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强调“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是文艺的中心问题,阐明“了解人熟悉人”是文艺的“第一位的工作”,提出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这些文艺的立场、原则、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新时代新征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隽永意义,对其文艺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不移推进新时代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2022年中国美术热点现象述评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擘画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美术围绕时代主题、把握时代脉搏,开展以人民为中心、反映时代风貌的艺术创作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成就;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0周年系列活动,重温红色美术经典,梳理各时期美术作品中的人民形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术,以科技与艺术的交叉融合推动遗产活化与媒介创新。此外,义务教育美术新课标的发布、艺术学研究生学科目录调整、中国近现代美术挖掘整理、后疫情时代美术的国际交流以及美术赋能乡村振兴等热点现象,反映了中国美术的文化自信与多领域的时代新风。

延安革命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以鲁艺木刻工作团为中心

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议,促使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木刻“中国化”和“民族化”实践中追求革命文艺的民族形式。而在“中”“西”融合、“新”“旧”调适的过程中,“民族形式”被赋予传承民族文化和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双重内涵,这为探索延安革命文艺理论的建构路径奠定了基础。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逐渐深入人心,革命文艺理论由此在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实践中生成。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作风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则在为形成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实践中逐步建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文艺实践和思想转变,反映了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脉络,彰显出革命文艺理论与实践相互演进的基本逻辑。

转型和重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艺术价值观的塑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现代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发生的途径和必然的手段,就是使延安的知识分子迅速接纳“人民性”的文艺思想。各种文艺创作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审美方式,也拥有着相似的艺术价值观。“土”与“洋”之间审美地位的倒置,意味着艺术服务对象和价值等级序列的更迭,更体现出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永恒话题,即“元问题”:精英主义审美和民粹主义审美之间出现的互动和张力。《讲话》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起到了调节性和固定性的作用,从而确定了新中国艺术创作中价值评价的基本原则。

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晋察冀文艺实践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地性的生成

关于解放区文艺的一体化表述遮蔽了晋察冀文艺的主体地位,削弱了晋察冀文艺的文学史价值。事实上“延安-晋察冀”之间存在丰富的互动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将文艺创作与抗战具体任务结合,使文艺既满足群众审美需求,又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形成了不同于延安的文艺生态,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支撑和路径参考;落实《讲话》的过程中,晋察冀文艺作为对《讲话》的地方回应,起到示范作用,证明了《讲话》的正确性与普适性;而随着《讲话》权威性的确立,《讲话》前晋察冀文艺践行文艺大众化的独特价值被削弱了。因此,为避免对解放区文艺的同质化解读,有必要还原晋察冀文艺的主体性,探究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

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新时代文艺创作的启示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旨在就当时文艺创作存在的教条主义、守旧主义、脱离群众等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为革命文艺指明发展方向。时隔八十年,延安文艺理论依旧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对新时代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代文艺创作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思想,始终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创作出有深度、有厚度、有高度的时代精品,用心、用情、用力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从赣南民歌到陕北秧歌——论苏区-延安文艺形态建构的内在理路及其当代意义

政治理念艺术化、艺术行为大众化、艺术话语民间化是苏区-延安文艺形态的基本特征。苏区-延安文艺形态建构的主要规律是:践行民族利益与政治目标的结合,增强了文艺形态的感召力;实施文艺大众化策略,突显了文艺形态的社会价值;达成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契合,彰显了文艺形态的生命力。在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苏区-延安文艺形态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建设具有以下启示意义:民间性与大众化的有机结合,可有效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政治性与艺术性相互结合,能够有效地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进而也能够有效地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展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有助于树立民族尊严、确立民族性地位。

“文革”主流文艺思想的构成与运作──“文革文学”研究之一

本文对盛极一时的“文革”主流文艺思想的构成作了清晰的勾勒；对在特定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文革”主流文艺思想及文学批评的独特的运作方式，进行了深入具体的论述，并深刻揭示了其制度的和社会的基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启示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依据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有关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当时文艺发展的实际情况,阐述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意义。

艺术何以源于生活,如何高于生活——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角度的重新解读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阐述过的文论观点。艺术何以来源于生活,又是如何高于生活的,其深层意蕴值得探索。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看来,日常生活的边缘性与奠基性是其产生艺术等高级意识形态活动的原因;同时由于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实用主义、平均状态等特性,又要求艺术对生活有所超越。这一文艺命题同时蕴涵着毛泽东关于“生活”概念的特指意义及其改造日常生活的特定方式。

大跃进文艺发生论

长期以来,学界多把大跃进文艺的发生看做极左文艺思潮或领袖政治的产物。这一看法有着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群众介入文艺这一历史因素对大跃进文艺发生的影响。宏观把握20世纪前半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知识分子—群众的转向趋势,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合法授权则起着关键的衔接作用。大跃进文艺之根早已种植在文艺的群众转向中,是其历史性发展在特殊时代土壤中突破的结果。它的发生不仅赋予了群众特殊的文艺权力,标志着文艺群众转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众新的文化形象。

对延安文艺讲话中文艺批评思想的重新认识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关于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是片面而不完整的,要完整理解毛泽东延安文艺批评观的全部内容,就必须回到延安文艺讲话的历史文本之中,既看到相关的理论阐释,也要关注毛泽东对于8个错误思想观念的分析与批判,并切实回到延安文艺讲话的历史语境之中,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认识延安文艺批评观的真正内容与涵义。

“群众的位置”——谈延安时期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性”基础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体制,延安时期的文艺体制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它的形成与共产党对文化人的角色和功能的认知有关,这一体制所着眼的是文化人(同一时期的还有广义而言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自我改造和成长;它来源于共产党的党建经验,即将作家与党的关系实际上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群众"在作家"自我"转变"他者"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非制度"基础。

毛泽东文艺叙事思想述略——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

毛泽东文艺思想,尤其是《讲话》中的许多原则,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叙事文学的,甚至可看作是对叙事文学的应然性规定。毛泽东依据阶级斗争理论所提出的革命斗争故事,构成了其革命文艺故事思想的总蓝本。他有关民族形式问题、普及与提高、继承与创造的论述,在本质上则是对其民族化、民间化文艺叙述思想的阐释。也就是说,用民族化、民间化的叙述话语,讲述阶级化、斗争化的革命故事,构成了毛泽东文艺叙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丰富内蕴及当代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构建了一个丰富严谨的文艺理论体系,系统论述了文艺与作家、文艺与生活、文艺与读者、文艺与政治等一系列文学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完整的富有创造性的文艺建设理论。它推进了抗战的胜利进程,实现了文艺建设的新突破,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成熟。当下,《讲话》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大众文化发展,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华文化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论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历史演变与实践

大众化问题的缘起基于新文学作家力图释放和化解新文学的接受困扰。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再到"延安",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大众化的发展轨迹。"左联"时期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对大众化理论的讨论,但未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作品。"文协"期间沿承了"左联"的讨论,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民族形式"的研究。延安时期是"左联"以来的大众化运动的收获期,这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不容忽视:一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大众化问题的空前深入而系统的阐发。《讲话》是对"左联"以来有关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集大成和全面提升,有效弥补和修复了"左联"时期理论上的不足与缺陷,其阐发的理论针对性强而便于作家操作,对指导作家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是延安文艺借助于政治的力量,使大众化运动在文艺的各个层面得以全方位的展开。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是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能取得巨大功绩的必要条件。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决策过程考辨

1942年4月2日延安文艺界问题被正式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提议,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在4月2日到4月10日的决策过程中,萧军、艾青、李又然等人都程度不等地或直接或间接为毛泽东提供过思路,而周扬则有可能为毛泽东决定以召开座谈会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最后作出结论的方式提供过完整的方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的译介与评价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已被译介到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发了独特而有趣的"《讲话》现象"——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而且也对世界无产阶级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

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曾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分界线的背景下,后期延安文学道路的确立,首先以文艺政策的转折为前提,而后,则是《讲话》对文学方向的确立。以上两方面内容,既解决了此前延安文艺界的现实问题,也解决了当时文学的道路问题。因而,在其指引下,后期延安文学的典范的生成与对民间文艺形式改造上的繁荣局面,就明显带有某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倾向性。后期延安文学的道路问题,最终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得到全面的确认,这一过程,不但使后期延安文学完成了其自身的历史过程,而且,也在延伸的过程中给当代文学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经济困境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缘起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从文艺界内部去探寻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原因,却鲜有关注经济问题对会议源起的影响。事实上,从经济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延安文艺界矛盾的根源。延安经济落后,皖南事变以后更是如此,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极大地影响着文艺政策的制定。如何解决文艺工作者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无所作为的尴尬地位;如何发挥文艺的功用,去缓和政府与群众间的紧张关系,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成了延安领导人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