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制造曼生壶:生产、消费与书写

曼生壶的出现,在中国紫砂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嘉道年间,以陈鸿寿为代表的文人在借鉴晚明时大彬砂壶制作传统的基础上,将文人擅长的书画艺术运用于砂壶之上,赋予了砂壶以实用功能之外的文化意义,实现了壶式和壶铭的高度契合。这也是曼生壶为文人所激赏的缘由。后世文人对“曼壶”的书写亦集中于陈鸿寿“创式制铭”的贡献。由于受到陈鸿寿与杨彭年身份差异以及书画地位高于工艺的观念影响,陈鸿寿的贡献被予以强调,也就获得了砂壶的冠名权。

浅析施氏针灸温阳通滞理论与应用

浅析施氏针灸温阳通滞理论及临床应用。施氏针灸具有“一针、二灸、三用药,提倡针、灸、药三者并用”之特色。施氏针灸运用温阳通滞理论诊治疾病,认为治疗需以温阳为先,临证通过选穴及艾灸起温阳之效,选穴注重腧穴之穴性,配用合穴,重视对督脉诸穴之用,艾灸有麦粒灸、硫磺灸及隔药饼灸等。在温阳的同时,尚宜通滞,临证采用针刺进针、行针手法、配用输穴及温针等方法。施氏认为,针石攻其外,药物攻其内,提倡针、灸、药三者并用,可据辨证酌情选用温阳通滞之药。

遗落在凉山的谪途咏梅余韵

文章校勘《南枝曲》的不同版本,考证其创作时间和内容,并通过对古代诗歌中咏梅传统的梳理,尤其是苏轼和宋代诗人的咏梅作品关系,证实了杨慎这首诗歌隐晦而又刻意地继承了苏轼开辟的谪途咏梅风格范式,其文学成就、历史意义和对四川、凉山文化的价值都值得珍视。

论江湜的诗歌取径

江湜历来被视为晚清宋诗派的先驱,详察其诗歌取径,可发现黄庭坚、孟郊和杨万里对他的影响最深。江湜早年用力于山谷诗,并得其以文为诗之法。中年以后,由于秉持着诗学独立的信念,力求从江西派的笼罩中走出来,遂走上了杨万里同样走过的道路,即以白描为作诗的主要手段。而由于他一生颠沛于道路,遭际坎坷,故于孟郊极有心契,孟郊的精神,深刻影响着江湜的精神。

向“绝对自然”迈进:苏轼的自然美学新探——读《“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杨治宜教授《“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一书揭示了苏轼自然美学的双重内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苏轼文艺创作中对天然自成的追求和“艺术即修身”的自然美学理念,以及苏轼文艺作品中名花怪石呈现的自然美学内涵、和陶诗和丹学中对自然美学的人生终极之表达,最后理解其“寄寓天地,性命自得”的自然美学的宏大境界。苏轼在艺术创作和生命经历中都不遗余力地向“绝对自然”迈进,正是这种对不可及的完美趋近,使他获得了暂时的、有条件的“逍遥自然”,从而得以不朽。

从“清夏斋”到“清夏堂”——圆明园工字殿装修与室内格局的转变

清夏斋是嘉庆时期圆明园绮春园重要的建筑之一。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保留了其道光时期工字殿清夏斋和同治时期前后殿清夏堂的建筑图样、装修图样和略节等营造史档,支持对建筑形制和室内格局的探讨。本文通过综合解读相关营造史档,梳理前后两时期建筑和装修的特征及相关工程,依据清代匠作则例解读装修布局及室内空间格局,探讨两时期装修构建的空间特征及其背后的原因。

《诗经》“杞”释说——兼辨《名医别录》之“榉”

《诗经》与植物“杞”相关的载记共有7处,同名异物的存在使得其整体类分与具体所指具有复杂性,诸家对此亦颇具分歧。综合观之,《诗经》之“杞”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四牡》《湛露》《四月》之“杞”,其为枸杞(Lycium chinense Miller);第二类是《将仲子》之“杞”,其指旱柳(Salix matsudana Koidz.);第三类是《南山有台》《杕杜》《北山》之“杞”,其是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 C.DC.)。《名医别录》之“榉”即为枫杨,《中国植物志》误将之释作榉树[Zelkova serrata(Thunb.)Makino]。

“道德”与“有情”:从《水浒传》到《石秀》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石秀》,运用精神分析法对传统文本进行了现代性反叛,解构了传统文本中的儒家礼教和伦理道德,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山辟疆的作用。《水浒传》中石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智勇双全的英雄好汉,是“忠义”伦理道德的捍卫者。而施蛰存以“俄狄浦斯情结”来构建石秀形象,使其对义嫂产生不伦之恋,给予这种隐秘情欲以正当性、合理性,并不作善恶道德评价,是对复杂人性的展示和深挖。《水浒传》将潘巧云贬低、丑化为恶毒淫妇,是“贞节”伦理道德的背叛者,而《石秀》中潘巧云是热情爽朗、多情风流的美艳妇人,并体现出都市新女性的特质。《水浒传》中杨雄护兄弟,斩淫妇,是“忠义”伦理道德的践行者,而《石秀》却凸显杨雄杀妻的盲从和麻木,以此揭露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桎梏和扭曲。从《水浒传》到《石秀》单一的道德文本位移为丰富的人性文本,以三种形态展示了“有情”与“道德”的激烈冲撞下复杂多样的人性,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超越古代小说单一、道德化的人物塑形去建构人性。

明代嘉靖张氏家塾刻本《李诗选》选源考

张含选、杨慎评嘉靖刻《李诗选》十卷当为明代最早且有明确文学宗旨的李白诗歌选本,此选之选源究为何本,张含无说,而杨慎语焉未详。杨慎于《李诗选》和《升庵诗话》中撰多条校勘性批语和诗话论及李诗集版本,有“古本”“今本”“俗本”等提法。我们认为,“古本”即杨慎家藏之宋乐史编刻《李翰林集》二十卷,为《李诗选》选源之校本。乐史本后亦亡佚,幸赖杨慎之校语,略知其优于现存之宋本,如清重刻宋元丰本、宋蜀本、明重刻宋咸淳本等,亦可见《李诗选》之独特价值。“今本”指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之元刻本或明翻刻本,系《李诗选》选源之底本。“俗本”指《李诗选》之前的明刻李诗集。考察《李诗选》之选源有助于辨明李诗集历代版本之差异和优劣。

元《十方重阳万寿宫记》碑考释

《十方重阳万寿宫记》碑刻立于蒙古海迷失后元年(1249),现藏于西安市鄠邑区重阳宫碑厅,为目前较早记录重阳宫和全真教历史的碑石。此碑系衍圣公孔元措篆额、中书省经籍所长官孟攀鳞撰文、全真教掌教张志敬书丹。碑文首先记述了全真教的思想精髓:“全真性命论”,包括“广大无名”的宇宙论、“清静无为”的认识论以及“性命双修”的功夫论三个部分;其次着重论述了王重阳创教之历程;最后描绘了全真教众会葬祖师的历程,以及朝廷敕封重阳宫的盛事,充分体现了金元时期全真教的繁荣鼎盛。此碑对于研究金元道教史和全真教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论苏轼诗文对扬雄评价的二重性

苏轼在诗歌和散文中对扬雄的态度呈现出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方面,他在诗歌之中屡引与扬雄相关的典事,悯惜其遭际,赞扬其学问,认同其“孔颜乐处”式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在散文中对扬雄“投阁”事加以否定,还认为其识见浅薄,著作“以艰深文浅易”,甚至将其视为欺世盗名之徒。宋代对于扬雄的评价急转直下,苏轼对扬雄的批评产生在宋代忠节观念得以强化的背景之中,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是,扬雄在北宋以前备受推崇,与其相关的典事在历代文人的创作中被不断地接受和传播,凝固成为语码,形成了稳固的象征系统,这些典事被苏轼用入诗歌当中。这是苏轼诗文对扬雄的评价之所以表现出歧异的根本原因。

施洋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历史价值与时代启示

始于五四运动时期的平民教育运动是平民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和运用,是一场救国救民的国民教育运动。施洋是湖北平民教育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主动作为,敢为人先,发起成立湖北平民教育社;不计报酬,不避利害,引领湖北平民教育运动深入发展;苦苦求索,与时俱进,实现了对平民教育运动的超越。施洋领导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其本人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对推进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陈士铎从肝肾论治痢疾经验

清代医家陈士铎认为,湿热是痢疾发生的根本原因,善于从肝肾论治痢疾,在《辨证录》一书中基于五行和脏腑生克的理论体系首次提出“痢之来始于肝,痢之成本于肾”的观点,揭示了痢疾与肝木肾水的密切联系。辨证时,陈士铎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辨痢疾之阴阳盛衰,辨痢疾之寒热真假,并提出治痢六法:从肝肾论治、升清降浊、补阴护阳、因势利导、下其瘀血、通中有塞。其治痢用药特色:喜用顺气之药,重用白芍为君,多伍养阴之药。

施洋革命精神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

施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之一,牺牲于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他在不懈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有着清晰的生成逻辑、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强劲的时代价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反复比较和实践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投身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并为之献出生命,是施洋革命精神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国家向度上的“热爱祖国、忠诚人民”,主义向度上的“信仰坚定、勇于斗争”,家风向度上的“无私奉献、清正廉洁”是施洋革命精神的科学内涵。施洋革命精神对于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升阳益胃汤加减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240例

目的:观察升阳益胃汤加减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的疗效,总结施奠邦教授临证经验。方法:将IBS-D患者240例辨证分为肝郁脾虚型、肝郁气滞型、脾胃虚弱型、脾胃湿热型、脾肾阳虚型5组,应用升阳益胃汤加减进行治疗,疗程8周,随访6个月。结果:中医临床疗效:总有效率90.41%,其中肝郁脾虚型为91.76%,肝郁气滞型88.64%,脾胃虚弱型90.70%,脾胃湿热型92.11%,脾肾阳虚型86.67%;证候积分比较:各组积分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但各组间无差异;各组均能有效改善患者腹痛、腹胀、腹泻主要单项症状,但各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升阳益胃汤加减治疗IBS-D疗效肯定。

阳明腑实证患者外周血Th1/Th2细胞因子的变化

目的:观察阳明腑实证患者外周血Th1/Th2细胞因子变化情况,探讨其与肠源性内毒素血症的相关性。方法:25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给予常规治疗作为对照组,另一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复方大承气汤作为中药组,检测入院时及治疗后3d血浆内毒素(ET),血清干扰素-γ(IFN-γ)、白细胞介素-4(IL-4)的变化,用IFN-γ/IL-4比值表示Th1/Th2的变化。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浆ET、血清IFN-γ、白细胞介素-4(IL-4)水平均降低,尤以中药治疗组降低更具有显著性(P<0.05)。Th1/Th2比值升高。结论:复方大承气汤对阳明腑实证患者血清IFN-γ、IL-4及Th1/Th2比值具有调节作用,阳明腑实证患者血清IFN-γ、IL-4及Th1/Th2比值与肠源性内毒素血症有一定的相关性。

阳明腑实证时内毒素与炎症介质的变化及复方大承气汤的治疗作用

目的 :探讨阳明腑实证时内毒素 (ET)、肿瘤坏死因子 (TNFα)、一氧化氮 (NO)的变化情况 ,并观察复方大承气汤的治疗作用。 方法 :2 0例阳明腑实证患者 ,随机分为两组 ,一组给予常规治疗 ,另一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复方大承气汤。检测入院时及治疗 5d后血浆ET ,血清TNFα、NO含量的变化 ,并以 10名健康志愿者作为正常对照组。 结果 :阳明腑实证患者血中内毒素、TNFα、NO的含量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明显增高 (P值均 <0 0 1) ,经治疗后 ,上述指标均降低 (P值均 <0 0 1) ,尤以复方大承气汤治疗组降低更具有显著性 (P <0 0 5 )。 结论 :中药复方大承气汤可明显降低阳明腑实证患者血中内毒素及各炎症介质的水平 。

涌浪环境中铺管船横摇机理及模型试验研究

"海洋石油201"号等多艘铺管船在东海海域进行铺管施工时受低频涌浪环境影响横摇运动强烈,严重影响了正常铺管作业。为了分析铺管船横摇过大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了铺管船可能发生较大横摇的波浪条件,并对"海洋石油201"号铺管船在遭遇波浪周期等于横摇固有周期1/2倍和1倍,不同波高的规则波中航向角分别为0°、30°、60°和90°时的运动特性进行了模型试验。试验结果表明铺管船遭遇周期为其横摇固有周期一半的涌浪时未发生参数横摇,而遭遇与其横摇固有周期接近的涌浪时发生谐摇是导致其横摇运动过大的原因。研究成果与相应的气象资料结合,可为铺管船施工气候窗口的选择提供依据。

石羊河流域典型工业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研究

以石羊河流域典型工业区土壤为对象,研究了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状况和特征,用富集系数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重金属已受到严重污染,污染最重的Ni、Co、Cu的浓度以冶炼厂为中心呈扇形分布,距离越远,浓度越小。污染程度与研究区的气象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下风向污染程度大,背风向小。其污染程度顺序为:Ni>Co>Cu>Cd>As>Hg>Cr。污染源的空间差异性引起不同功能区土壤中重金属元素的含量不同,不同功能区达到生态危害程度的顺序依次为:农业土壤>工业土壤>住宅土壤。石羊河流域典型工业区土壤中存在着潜在的化学定时炸弹,多年来研究区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居高不下,二者协同作用的结果,增加了起爆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