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圣《且亭诗》考论

杨思圣是清初诗坛的重要诗人,他与河朔诗派主将申涵光的诗学理论倾向基本一致,其论诗推尊杜甫及明代的李梦阳、何景明,主张学习盛唐诗人,提倡诗歌应以性情为主,反对过度模拟之弊。由于文禁之故,杨思圣的《且亭诗》经大量删减后,更名为《且亭诗钞》行世。其诗歌“一以少陵为宗”,表现出明显的宗杜倾向,特别是其入蜀诸诗模拟少陵,取得了较高成就。杨思圣被尊为“畿辅七子”之一,堪称河朔诗派的主将。其与申涵光、殷岳等人一起,共同为清初慷慨悲歌的燕赵诗坛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慎诗中的“滇海”地理意象探析

“滇海”是杨慎谪滇诗反复书写的云南景观之一,是其笔下不可忽视的地理意象。杨慎诗中的“滇海”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特指滇池,广义泛指云南,还有象征性意涵。此一意象体现杨慎对云南的地理认知及情感体验,可作为解读杨慎与云南之间“人地关系”的关键一环。文章将“滇海”意象置于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研究,考证相关文献,究其名称由来,解其构成要素,探其情感蕴含,阐明杨慎谪滇期间的生存环境及与之对应生成的空间想象,揭示杨慎与云南之间从“抗拒憎恶”到“接纳亲善”再至“无奈遗恨”的变化,以求更好把握杨慎贬谪期间的诗文特征和心路历程。

风徽追仰三百年:写韵楼题咏升庵诗考论

杨慎人品俊伟,成就卓越,滇文化人和外省来滇士人对他的崇仰和怀念是一个化不开的情结,瓣香顶礼,不断从他身上汲取人格力量和思想智慧,题咏升庵之诗层出不穷。感通寺写韵楼为升庵在滇遗迹中最显著者之一,题咏之作洋洋大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云南人文的杰出贡献和绵绵不绝的影响。同时,升庵在滇发愤著书,云南成就了他“一代伟人”的英名,他和云南实际上构成双向互动关系。写韵楼诗表明名贤遗迹对人有显著的感发、净化和升华作用。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要保护和利用好名人遗迹。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罗亦农《就义诗》和杨匏安《示狱友》考辨

据文献记载,罗亦农和杨匏安两位烈士在牺牲前均留有就义诗。罗亦农《就义诗》与杨匏安《示狱友》前四句诗中的三句内容完全一致,二人各自作诗的可能性较低。长期以来,围绕两首就义诗开展研究和宣传的文章似乎总是“互不干涉”,鲜有针对诗文作者的考证文章。近翻检史料,发现多篇尚未引起学界注意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罗亦农遗书及杨匏安遗诗的文献资料,基本可以证明广为流传的就义诗句出自杨匏安《示狱友》,而罗亦农牺牲前作《就义诗》一事系误传。

杨万里童趣诗中的儿童观研究

南宋诗人杨万里作品中有四十多首涉及儿童形象、儿童情趣、儿童生活的诗,这些童趣诗所呈现的儿童特性透视出杨万里本人的儿童观:关注童心,重新审视儿童的自然天性;保护童心,主动发掘儿童劳动的价值;呼唤童心,肯定儿童童心未泯的思维方式,三者构成递进关系。杨万里的儿童观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文人,对中国后世儿童观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诗经》“杞”释说——兼辨《名医别录》之“榉”

《诗经》与植物“杞”相关的载记共有7处,同名异物的存在使得其整体类分与具体所指具有复杂性,诸家对此亦颇具分歧。综合观之,《诗经》之“杞”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四牡》《湛露》《四月》之“杞”,其为枸杞(Lycium chinense Miller);第二类是《将仲子》之“杞”,其指旱柳(Salix matsudana Koidz.);第三类是《南山有台》《杕杜》《北山》之“杞”,其是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 C.DC.)。《名医别录》之“榉”即为枫杨,《中国植物志》误将之释作榉树[Zelkova serrata(Thunb.)Makino]。

论杨慎咏茶诗词的文化意蕴和补史价值——兼考沙坪茶史

杨慎是明代一流文学家、学者,被誉为“有明文栋”。嘉靖三年(1524)因“大礼议”事件被杖谪云南三十六年,卒于戍地。今查现存杨慎诗作,共得茶诗35首、茶词4首。通过剖析其咏茶诗词,我们既真切体会到一代“百科全书式”文化巨匠的烹茶之趣、存史之功,也深刻理解了品茶活动与贬谪文人豁达之气的内在关联。同时,借助杨慎沙坪茶诗词对古代沙坪茶史的特别寓目,还进一步考证了沙坪茶的“前世今生”,有补充中国古代茶史的意义。

“听杨正经弹琴诗”的地域流衍及书写递变

清初,自称崇祯宫廷乐师的杨正经流落淮安后以演奏“思君”“思亲”的“二操”知名,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诗歌名家陆续参与“听杨正经弹琴诗”的创作,此题以参与人数多、涉及区域广、持续时间久而成为清初值得关注的诗歌现象。“听杨正经弹琴诗”深入文学视野,有赖于时代风气与江南文学、艺术生态的共构,以张养重、王猷定、屈大均等重要创作者为中心,可梳理出其生成及流衍特征。受清初特定地域境遇的制约,“听杨正经弹琴诗”的书写主要集中在商业性城市与动荡不定地区的遗民文人群体,其数量在南北地域中的不均衡与旨趣在南方各区域的演变等,均为一代遗民文人心态起伏之写照。

杨维祯的诗歌教育与“铁雅诗派”的兴衰

元代最大的诗歌流派“铁雅诗派”的出现与杨维祯的诗歌教育实践密不可分。元代诗法著作流行,形成了重法度、尚家数、尊格式的诗歌教育范式,而杨维祯试图以“情性说”消解以知识为中心的学诗路径,并以评议改诗、编集选诗、唱酬竞诗等形式履践以表达为中心的诗歌教育,这促成了“铁雅诗派”的迅速壮大。而杨维祯诗歌教育活动的即时性、随机性、碎片性特点,以及古乐府对教学依附性不强的诗体特性,则为诗派在其身后迅速衰歇埋下了伏笔。

杨万里诗助词“来”的用法研究

杨万里诗助词“来”的使用频繁，功能复杂。在穷尽式统计和分类静态描写的基础上，通过共时与历时的比较，探讨了助词“来”的各种功能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以尽可能历史地描述出助词“来”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历程。

从《长恨歌》到《长生殿》

从白居易的《长恨歌》到新旧《唐书》,从白朴的《梧桐雨》到同类曲本,从洪?的《长生殿》到相关名剧,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悲欢录,终于成为于史有据但又浪漫永恒的中国第一爱情范式。

论古代诗歌对杨震的吟咏

古人仰慕钦佩杨震的高尚品德和高风亮节,有不少诗歌对杨震事迹进行颂扬,形成了一种歌颂为政清廉的诗风,成为杨震文化的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杨震事迹和情操对后代的深远影响。

园林妙境 物我圆融——论杨万里咏园诗中的园林审美追求

杨万里一生留下4232首诗,其中咏园诗达500多首。中国园林富有诗情画意,讲究自然情趣。杨万里在游赏园林山水时,以其极敏锐的洞察力和感悟力,创作了大量的与园林山水有关的诗篇,表现了对园林山水的赏爱,展示了对园林中动静谐趣、人园合一、透脱禅心的审美境界的追求。

论清代云南诗人杨国翰的诗

云南清代著名诗人杨国翰的诗以关心民生疾苦与讴歌优秀人物构成其主题,具有深刻的历史认识价值和很高的审美价值。

《全宋诗》补遗

从《两宋名贤小集》、《宋百家诗存》、《宋诗纪事》,补《全宋诗》未收的杨甲诗 2

陈后主、隋炀帝与陈隋诗史的转变

陈隋之际,最值得后人关注的一大诗史现象是艳情与边塞的消长变化。陈后主和隋炀帝先后推波助澜,为诗史的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陈后主的艳情诗在艳情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悲哀,可称为哀怨宫体诗,它是梁陈艳情诗的绝唱。隋炀帝用艳情旧题描摹山水自然,改变了江左艳情诗的流向。陈后主边塞诗是萧梁宫廷边塞诗的回光返照,宫闱气大幅减少,笔触较前人更显精致。隋炀帝边塞诗剥极将复,上承建安风骨,洗净六朝粉黛,具有豪侠气概和帝王威势。

论杨万里咏园诗的禅学意趣

禅宗以明心见性为终极关怀。它对杨万里的人生观、宇宙观、审美理想、文学观念及艺术表现手法都有重要影响。杨万里的咏园诗是诗人闲散时,吟咏性情所作,是诗人怡情养性、静谧修养心性的自性顿悟的结晶,是佛意、禅韵、诗情和景趣的有机契合,体现着诗人哲理思辨与诗情画意水乳交融的审美境界追求,极富禅学意趣。

杨万里各诗集创作时间考证

杨万里一生共有诗集九部,这些诗集先后作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至开禧二年(1206)五月之间,依次体现了他不同阶段的创作特点。对各诗集的创作时间做具体考证,可更清晰地把握"诚斋体"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观照出杨万里文学思想演变的轨迹。

杨万里诗歌的意象特征

杨万里的诗歌，善于在具体细微的意象中以小见大，以少 总多，发人之所未发；善于在平淡无奇的意象中，表现出创造的新奇美；善于锤炼转瞬即逝 的时空意象，创造生动新颖的诗趣；善于在寂寞无聊的情景中创造细致灵动、具有独特韵味 的意象；善于提炼中心意象，形成多次重叠、联系，造成一种回环往复、流转如珠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