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事斗争促进和谈的成功范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启示

西安事变期间,面对强敌环伺,内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坚持"三位一体"军事格局,厉兵秣马,积极防御,以军事斗争配合政治谈判,以坚定态度促进和平实现;事变甫发,身为军人的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领导人立即进行了针锋相对、果敢应变的战略部署;事变中期,面对南京"主战派"步步进逼,先是提出转入外线,灵活制胜的大胆设想,继而又构思了诱敌深入,智勇取胜的军事计划;事变后期,针对蒋介石回南京后所谓"善后处理",展开了严阵以待,决而自卫的奋力抗争。灵活有力的军事斗争,显示了"三位一体"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坚强决心和坚不可摧的团结精神,有力地控制了局势,稳住了阵脚,迫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得不顺应潮流,接受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促使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试论杨虎城的知识分子政策——兼论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

杨虎城将军一生之中非常重视教育。杨虎城主陕后,所执行的开明、宽容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方面吸引来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也巩固了自己在陕西的统治,同时也推动了陕西社会的发展。因此当时陕西的舆论环境比较宽松,民众的民族精神也得到高扬,这对西安事变的爆发产生了潜在的影响。

略论杨虎城将军对陕西农业的贡献

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在陕主政时 ,正值陕西三年大旱之后 ,陕境赤地千里 ,哀鸿遍野。面对灾情 ,他积极救济灾民、医疗贫病 ,兴修泾惠渠等渭北水利工程 ,为民造福 ;他重视农业教育发展 ,积极参与了创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工作 。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国际因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来自国际方面的因素也十分重要，英、美、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张、杨施加影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结合，最终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对西安事变后“二二事件”影响的再认识

“二二事件”的影响具有多重性。它削弱了“三位一体”的力量,特别是东北军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该事件是一个应该否定的事件。但是,从抗战的大局出发,它却在客观上加速了西安事变善后和平解决的进程。不过这种解决是在削弱抗战力量的情况下实现的,故对该事件所起的作用不应估计过高。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与西安事变关系考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与西安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北特支成立于1936年2月。西北特支首先倡议西安事变,并建议于杨、动员于张,促其实现。西北特支开始隶属于中共上海军委留沪办事处,8月后才隶属于陕北中共中央,12月改组成中共陕西省委。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箱根计划”辨伪——兼及口述回忆资料中的“观念性作伪”现象

连瑞琦回忆录所述与杨虎城回国反蒋之"箱根计划",不论就其资料出处、计划制定过程,还是就其内容要点及所谓执行过程来考察,均属虚妄无稽之事。口述回忆资料中较普遍存在的"观念性作伪"现象,常具有四种表现形式和五大特征,不仅其辨别甚难,且极易蛊惑史家而导致谬说流行。

1926年西安围城时期的粮食问题

1926年的西安围城战是国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李云龙、杨虎城为首的陕军与刘镇华的镇嵩军在西安僵持了八个月之久,配合了北伐战争的顺利展开。由于刘镇华采取久困主义的围城政策,西安军民除却战事的压力,粮食问题成为左右战局的关键,攻守双方也围绕军需民食展开激烈的斗争。

论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关于西安事变几个问题的探讨

丰富的史料表明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历史合力作用之结果。

中共的统战工作对西安事变的促动作用

西安事变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其中事变前中共对张学良、杨虎城开展的统战工作对事变的发动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中共的抗日主张激发了张、杨的爱国之心 ,中共的诚意感化了张、杨 ,中共的努力促进了张。

杨虎城在陕西的军事教育活动

杨虎城将军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教育机构。在军事教育中,他要求部下恪守军纪、养成军人精神、坚定革命思想,还重视学术教育和提倡兵工。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为陕西近代军事教育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回归原典:学术批评的必要与必须——由《水经注》引发的一场学术争论

郦道元《水经注》不但资料宏富,而且写作态度极为严谨端正,宁可存疑备考,不作硬性牵合;其中有关“萬城”之记事,即是其异说并存、传疑备考的典型事例。这为后人提供了进一步深入考证的余地。明代学者如杨慎、陈耀文、王世贞、胡应麟、周婴,乃至当今的林庆彰先生,都曾先后对此问题展开探讨,其中有正有误,而其一切的误解误说,皆由未能检核《水经注》原书所致。这表明,要开展正确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批评,要对客观事物有正确的认识,不管头绪如何纷繁复杂,都只有从原典原著入手这一条路。回归原典,重读原典,准确把握和理解原典,是学术研究与学术批评的必要与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