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者与贵州佛教

王阳明正德三年"龙场悟道"后,便在贵州开始传播心学思想,教化当地百姓。在此之后的几十年中,阳明学在贵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但涌现出大量学宗阳明的贵州籍学者,而且阳明学者与贵州佛教交往密切,也成为贵州佛教史上的重要内容。

李何论争的明代言说述评

李梦阳和何景明的论争,明人大多认为是李欲压倒何而发动了论争,带有文人相轻的性质;对李何的论争观点,从文献反映的角度看,袒李派占了上风,比护何派和中立派都多。从中可见明代中晚期文学热衷复古而警惕师心的浓重风气。

阳明学与天台山——兼论“台州阳明学”学术命题之成立

王阳明本人与黄绾、应良、金克厚、潘瑊等台州籍的阳明弟子,以及王畿、钱德洪、薛侃、郑善夫、应典、陈明水等阳明学者,均与以"佛宗道源"著称的天台山关系密切。故而作为浙江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重要学术拼图的阳明学,便有理由成为"儒佛道三教萃于一山"的天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台州阳明学"学术命题的提出与论证,则可以为阳明学地域化的学术传播与地域化阳明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一个样本。

杂剧《簪花髻》中的杨慎形象与晚明士风

晚明沈自徵的杂剧《簪花髻》,通过对嘉靖年间杨慎在流放云南时期放浪形骸、嬉笑怒骂的描写,抒发了包括作者在内的晚明士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彷徨与苦闷。剧中言行不无夸张的杨慎形象,既是某种程度上的历史真实,又投射着包括作者在内的晚明江南文人自身的影像,代表着江南士风在该历史阶段的演进状况。

叛逆的“童心”:从王阳明到李贽的思想轨迹

明中叶崛起的王学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但其自身包含了否定性因素 ,那就是对个体独立性的尊重和“心”(良知 )之感性化。泰州学派极端地发展了这一点 ,以唯意志论形式造成了对社会秩序的冲击。李贽以泰州学派为起点 ,在理论上又向前跨越了关键性的一步。其“童心说”标志着他要彻底摆脱儒学封建义理的束缚 ,而他对“假道学”的公然宣战使他以异端的面目完全站到了传统儒学的对立面。

晚明文人旅游的心性执念及文化建构

在晚明兴起的旅游热潮中,晚明文人尤为活跃,引领着旅游风尚。他们或为追求舒适和娱乐而游,或为摆脱社会竞争中的身份焦虑、为塑造自身文化品位、区隔大众而游。更重要的是,晚明特殊的社会境况及阳明心学的影响使文人们对旅游产生一种心性执念。在自我意识的觉醒后,面对山水的强烈吸引,他们投身其中,以游为“乐业”。在旅游的过程中,他们将其他文化爱好融于其中,形成本阶层独特的文化品位和生活方式;旅游不只是一般的消遣和娱乐,而是具有需认真对待、倾心投入的文化旨趣。他们以游为志,实现价值追求;游必有作,藉创作完成文化使命;寻求“游趣”,体现本阶层文雅和新异特色。他们不避艰险,勇于探索,率性而游,注重生命体验,堪称“性灵游”。作为具有高度文化艺术修养的群体,晚明文人融文化于旅游,对旅游进行了重要文化建构:赋诗作画、纪游品评,为山水打上文化印记,建构出富有晚明时代气息的文化山水;考察历史,鉴别古迹;保护文物,恢复遗存;制造新游具,开辟游赏新方式;对旅游传统进行思考和传承,不断丰富旅游的人文内涵。晚明文人在“性灵游”中所做的文化建构,在中国旅游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忻忻有入”与“扞格不入”——对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两种态度的分析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以后,积极向外宣讲自己的哲学主张,但是其学说在不同的人群中遇到截然不同的反应:普通民众"忻忻有入",而士大夫却"扞格不入"。对阳明哲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学意义的现象。它既反映了阳明学亲切直接的特点,具有巨大的道德吸引力,又透露出阳明学与朱子学在为学道路、具体理论上确有差异。士大夫在接受阳明学时矛盾的表现,说明了士大夫精神生活的自觉性和精神需求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