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仰模辨治结节性甲状腺肿思路探讨

结节性甲状腺肿归属于中医“瘿病”范畴。黄仰模教授认为,情志不调为结节性甲状腺肿的主要致病因素,病症表现与肝经循行部位相应,故提出结节性甲状腺肿的治疗需重视从肝论治,疏肝理气应贯穿整个治疗过程。临证注重分期、分型治疗,以疏肝理气、化痰散结、活血化瘀为主要治疗原则。早期患者多表现为气郁痰阻型和胃热亢盛型,可分别予以四海舒郁丸合消瘰丸、白虎加人参汤合麦门冬汤加减治疗;中期以痰瘀互结型为主,可采用消瘰丸合桂枝茯苓丸加减治疗;后期多表现为气阴两虚型,可采用生脉散合麦门冬汤加减治疗。同时结合现代药理研究成果,酌情选用特色中药,如收敛固涩之龙骨、牡蛎,软坚散结之浙贝母、玄参、夏枯草、猫爪草、八月札,活血消癥之三棱、莪术,广东道地药材王不留行、岗梅根、荔枝核等。其辨治用药可为临床运用中药治疗结节性甲状腺肿提供借鉴。

黄道周《孝经集传》“辟杨诛墨”析论

黄道周以“辟杨诛墨”为《孝经》“五大义”之一,这在佛老盛行而杨墨衰微的晚明,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儒家主张以人伦之理来形塑社会共同体秩序,黄道周之所以“辟杨诛墨”,在于其认为二氏从礼乐政刑与孝德伦理两方面撼动儒家立论根基:从礼刑制度上,墨家“非乐”“节葬”导致礼乐衰微,更是阻碍儒者的道德实践;从孝德伦理上,孝是“天地经义”与诸德之本,“为我”“兼爱”是对儒家“孝本论”的攻讦。由于上述刑礼衰微、伦理缺位等流弊实皆本于不孝,因此黄道周“辟杨诛墨”的根本方式在于重建孝本论:将不孝纳入“五刑之首丽”,以政刑之术来规约礼文的有序施行;强调爱敬情质的自然真挚性,以此回应杨墨实用主义的攻讦;从超越维度确证孝得以源于天地之心,子女面向父母能自然产生爱亲敬长之情,则在于人类感通天地生物之心。面对法律法规难以裁决的家庭伦理问题,黄道周“辟杨诛墨”论或能从人类的本源情感与礼法秩序等方面给出解决方案。

《经义模范》编刻考论

《经义模范》是研究明清时期科举时文演变的重要文献,成书于明朝嘉靖年间,多为其时之士子、塾师和考官使用。清朝乾隆年间,因其收录了大量宋代经义文,被著录于《四库全书》。该书现存诸本皆自四库本而来,四库馆臣对其评价甚高。光绪年间,《经义模范》曾有多次重刻,然其编刻情况历来存疑。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考证此书编者应为明代学者杨慎,编选此书的背景与明朝嘉靖后期时文写作的风格演变有关。同时,杨慎编选此书的意图,应是为其时之士子撰写科举应试文章提供参考。

仪式原型与革命叙事:《青春之歌》中的成年礼

在《青春之歌》的革命叙事背后,潜隐着成年礼这一古老的仪式原型。林道静面对接踵而来的人生挫折,最初茫然不知所措,后来在江华等人的引导下,经历了"死亡"与"再生"的考验,最终完成了身份的终极转换,由一位知识青年成长为一位共产党员。这一生命历程,正是古老的成年仪式在当代的置换变形。对《青春之歌》成年礼原型的揭示,有助于从文化层面深化对这部小说的认识。

莫言小说语言“前景化”修辞策略中的平行原则

莫言是新时期著名先锋作家,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小说留给读者深刻印象的并不是情节,而是那汪洋恣肆、绚丽多姿的"前景化"语言。所谓"前景化"是指出于艺术目的,通过语言的变异,将一部分语言从"背景"中凸现出来的修辞策略;它有"偏离"和"平行"两种形式:"偏离"是性质上的"突出",是对常规的背离,"平行"表现为数量上的"突出",是对常规的强化。就其平行原则来讲,莫言小说语言实验的重要贡献之一是运用"前景化"中的对等原则,在语音、词语、修辞三个层面使用"平行"手段创造特殊的修辞效果,他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莫言小说在语言前景化中凸显"平行"原则,其修辞的动因是多方面的,而认知导向及美学原则既是其主要动因,也是其直接动因。

从《伤逝》到《青春之歌》——浅议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

鲁迅先生在作品中多次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个人出路问题,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并没能给出最终的答案。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延续了这个主题,并做了合理的解答。

“距杨墨”与孟子的异端批判意识

孟子"距杨墨"的异端批判意识有着丰富而又复杂的思想内涵:一方面,孟子强调切入事件之前要"知其罪",投身事件之中要"距其非",结束事件之后要"恕其过";另一方面,"杨墨"是个变项,所有背离孔子之道的异端思想均可填入其中,孟子由此把距杨墨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成《春秋》联系起来,确立起"距杨墨"在儒家思想史上的权威地位。基于这一异端批判意识具有包容性与独断性的矛盾两重性,我们需要崇尚真理、拒斥谬误,对此予以创造性的转换。

庄、孟“辟杨墨”新探——兼论儒道身体观之差异

与近代西方哲学的意识性取向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始终以修身为本。对该论断的佐证,在先秦儒道两家文献中比比皆是。单就身体本身来说,道家身体观将其视为"道"之直接体现,故主张"顺性命之情"、"安时而处顺";儒家身体观视其为人文化成之展示场,故主张"克己复礼"、"修己以敬"。有趣的是,儒道旨趣虽然不同,但在成书时代接近的《庄子》、《孟子》中,皆有"辟杨墨"之文字被保存下来,所论皆与身体之对待相关。以此为切入点,可以窥见两家身体观之差异与各自特点。

张栻“异端”观研究

张栻以性为本体,以儒家人伦道德及其政治治理的根本原则为标准来界定佛老、杨墨、词章之学、霸道之学为"异端"。对"异端"展开批判,以维护儒家正统学说,指出佛教理论虚妄不真,杨墨之学偏离仁义,词章之学、霸道政治走向功利。这反映出湖湘学派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重视经世致用,强调对儒家伦理的躬行践履。

黄仰模教授治疗痹证经验介绍

总结了黄仰模教授治疗痹证的临床经验,从洞察内外,明析病因病机;辨证选方,详审整体局部;灵活化裁,兼顾扶正祛邪;既病防变,重视养生护体几方面进行介绍。

李准《清末遗闻》稿本述略

李准是晚清著名的政治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既镇压过革命起义,也率先支持广东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在广东任职期间曾率海军驱逐入侵西江之英国舰队,收复多处被日本商人占领的海岛,因此又是一个维护民族主权的英雄。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清末遗闻》稿本一册,记录晚清名公大臣以及维新志士的遗闻轶事,不但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可以补正史之阙。

干将莫邪传说的题材与思想探源

干将莫邪传说中存在着"楚王夫人抱柱生铁"、"莫邪断发剪爪投炉"和"宝剑分离雌雄相忆"这三个相对独立的情节,分别反映出先民的神话、巫术观念和早期哲学思想。其中"抱柱生铁"渊源于原始矿物起源神话;而从"人殉铸剑"到"断发剪爪"的情节变化反映出原始巫术的变迁历程,"雌雄相忆"和"宝剑分合"情节则凸现出古人"阴阳相生"和"归于一元"的思想理念。

二程异端观研究

二程为弘扬圣人之道,以儒家人伦本体化的天理之道为标准,强调异端害道,将杨墨、佛老等界定为异端,并对其展开批判。二程认为"若尽为佛,则无伦类";老氏"绝灭礼学,则无取";杨墨学仁义而有偏;霸者不可入尧舜之道。这体现道学异端观的价值评判标准和理学异端观的时代特征,亦反映理学天理论建构的理论针对性。

孟子辟杨墨新探

孟子"辟杨墨"是儒学史上影响深刻的一次学术辩难。后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对孟子的表现推崇备至,甚至将杨朱学说的散佚与墨家学派的终结均归因于这场论战。笔者对这种说法不敢苟同,为了支持笔者的观点,有必要分别澄清这次辩难中所涉及的三方之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三者各自的得失。此举或可为构建新型人际关系理论提供有益的启示。

唯物史观与中国古礼研究——20世纪礼学研究方法论之一

作为20世纪史学主潮,历史唯物论者对中国传统礼制具有独特认识。自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来,礼制信息备受重视,在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早期历史唯物论著作中多有所见。历史唯物论者认为礼的本质是阶级性,猛烈抨击礼教,认为礼制是某个时段或者某种社会的独有现象,而礼学必然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消亡。礼制问题在社会形态论中亦是极为重要的史料支撑和制度言说。早期唯物史观的礼制分析方法,在杨宽、杨向奎等后继者论著中成为自觉,并得到发扬。杨宽对藉、冠、射、大蒐、贽见、乡饮酒等礼制的系列研究,将其推至学术高峰。唯物史观的礼学研究,大都注重整体历史而非琐碎考证;受到疑古思潮影响,认为"三礼"文献和相关礼制晚出;极力超脱经学门户之争;特别注重经济社会的礼制信息。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该学派也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对礼制性质和时代判断不够清晰,二是论证过程中存在教条化和标签化问题,同样的礼制史料往往因讨论者理解和解释不同而结论相异。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考异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清代钞本以及由钞本而生的目前通行本皆源自于1257年庐陵刊本。但庐陵本并非杨仲良编纂的原始蜀本。对原始蜀本的书名、成书时间、体例及性质进行了研究,并对庐陵本的编辑者有意模糊庐陵本与原始蜀本的密切关系进行了探讨。

《方氏墨谱》:晚明徽派版画的筑基者

万历十七年(1589)出版的《方氏墨谱》对塑造徽州版画的新风格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画家丁云鹏和黄氏优秀刻工的合作,创造了一种精细优美的新风格,并通过《养正图解》和《元本出像琵琶记》的刊行进入以戏曲、小说为主的通俗版画领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面貌,开辟了晚明版画史上的徽派版画时代。

莫雪妮运用“扶阳思想”次第治疗中风病探微

目的:探讨“扶阳思想”指导下的三焦次第治疗中风病之治疗思路。方法:以中医典籍论著为参考,以现代研究为依据,解析中风病的病因病机、论述扶阳思想与中风病的关系,对莫雪妮运用“扶阳思想”次第治疗中风病学术思想进行探讨。结果:莫雪妮运用“扶阳思想”次第治疗中风病,在临床上取得疗效显著。结论:莫雪妮运用“扶阳思想”次第治疗中风病的学术思想值得应用。

《青春之歌》研究综述

杨沫的《青春之歌》在出版后颇受好评,然而仅一年后,由郭开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对《青春之歌》的讨论。50-60年代学者们普遍从"政治阶级视角"去理解作品,而忽略了文本本身的价值意义;70-80年代,《青春之歌》走出"文革"的冷遇,研究者们将视点放到文本内部进行探讨分析;80年代末-90年代中后期对《青春之歌》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气象,分别从女性主义、心里批评、社会文化批评等全新的视角予以丰富开创性的阐释。

从“距杨、墨”看孟子对群己价值矛盾的化解

孟子不认同墨子和杨朱学派的学说,是因为他认为杨墨的学说是建立在算计利害得失的基础上的。孟子要从心性中找到一种新的关于群己关系的思考方向。这一思考方向的基础是人人都有＂四端＂,发展＂四端＂就可以真正达成＂贵己＂,并超越＂小体＂的局限,从而可以在＂贵己＂的同时达到＂利天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