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舰政策”下的万县惨案

万县惨案是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轰炸万县城的事件,万县人民因英军的暴行遭受了惨痛的生命财产损失,却没有得到任何道歉或赔偿;而英国却认为其行动目的具有正当性,是为了解救无辜被扣的商轮、惩罚暴虐蛮横的中国军队和保护英国人民的利益。英国海军在万县惨案案前、案中、案后表现出来的心态和行为,都是其“炮舰政策”实施的结果,但惨案后中国各地汹涌的抵英运动使英国为其“炮舰外交”的方式付出了代价,也促使英国的对华政策发生转变。

杨森与体育

杨森是一位知名的民国将军,一生热爱体育运动。无论是在大陆时期,还是晚年客居台湾时,杨森都积极参与和支持体育运动的开展,为民国时期的体育事业和后来台湾地区体育事业的开展都做出了值得称赞的贡献。

杨森主黔原因探析

1944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杨森为贵州省主席。杨森既非蒋介石嫡系,又非其同乡,却能够出掌贵州省政。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主要考虑了巩固战时国防,加强地方建设,实现抗战建国目标;彻底解决西南地方势力,实现国家统一和杨森的个人经历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等几方面因素。

从紫金山到歌乐山——谭延闿墓与林森墓的延续与演化

同一个建筑师,两任民国主席墓,国民政府的首都与陪都,林森墓与谭延闿墓之间不仅建立起了一种多维联系,也是民国建筑从南京至重庆的延续。本文从环境背景、时代背景、建筑特点解析著名建筑师杨廷宝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两个作品——南京谭延闿墓和重庆林森墓风格与精神的双重传递与演化。

评1895年广州起义中的杨衢云与孙中山

在革命党人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1895年广州起义中,身为重要领导人的杨衢云与孙中山均负有重大责任。杨衢云的责任在于对会党控制不力,导致起义延误。而孙中山在此次起义中则犯有两大过失:主力部队汕头与西江队伍不能如期赶到,起义被迫取消;港部在广州被捕,给革命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阴阳对转”研究刍议

阴阳对转是传统音韵学和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学者对阴阳对转理论都很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梳理了学界对阴阳对转研究的情况,并提出了这个课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诸多问题。

杨森主任医师治疗脑梗塞经验拾零

杨森主任医师认为脑梗塞的发生、发展与饮食、情志关系密切,气虚血瘀为其病本,故治宜益气活血,同时应重视饮食及情志的调护。

杨森主黔时期贵州民族政策的制定

杨森主政贵州时期,制定并实行了三项民族政策:统一语言、统一服装和汉苗通婚。这些政策与其早年对贵州民族问题的认识及其在安顺的民族同化教育措施、蒋介石对贵州民族问题的认识及指示均有较大关系。

本土、区域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构建——中山大学百年西南民族研究回顾

中山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展西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研究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之一,在西南民族研究方面形成了深厚的积累和传统。中山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创始人杨成志及同事致力于西南民族研究,并最早提出了"西南民族"的概念,1932年又在广州成立"国立中山大学西南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西南民族研究的学术性团体。由于以杨成志为代表的团队在西南民族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斐然的学术成就,因此被称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西南学派"。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以来,一直秉承早在20世纪20～40年代就开始西南民族研究传统,坚持杨成志先生倡导的"民族学的路是靠两只脚踏出来的"的田野理念,注重扎根田野并加以发扬光大。

杨长森教授对现代针灸学术的贡献

杨长森教授从事现代针灸医、教、研50余年,对现代针灸学术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主要包括有构建和完善针灸临床辨证论治模式、创新性地编撰《针灸学讲义》《针灸治疗学》等教材、纵贯古今系统解读针刺补泻手法、承前启后探索高层次人才培养等,并且坚持和强调在临床实践中研究针灸学术。

民俗学是一门国学——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计划与早期民俗学者对学科的认识

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说,初始的学术取向往往决定着学科的未来走向,初始的研究成绩则影响着学科的基础范式。从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发展时期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四份工作计划可以看出,不同民俗学倡导者对于民俗学的理解以及工作计划相去甚远。以何思敬为代表的西学主张和以杨成志为代表的人类学取向最后都没能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道路选择,究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其实践成绩和原创精神的不足。何思敬只有学术主张,没有实际成绩,因而也就没有可供后人仿照的学术范本;杨成志借助他山之石,没有原创的理论和方法,其学术成就最后也只能被归入他山。早期民俗学者具有示范意义的学术成绩主要体现在顾颉刚等人的国学研究上,正是这一研究范式,成为后代民俗学者立足的根本和不断再出发的学术原点。学术史一再告诉我们:任何漂亮的学术主张都是纸上谈兵,唯有原创的学术成绩才是我们不断精进的立足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