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炀帝之“好祥瑞”与“信邪道”

隋炀帝“好祥瑞”,继位之后即汇集隋文帝之灵异,以示倡导,自述祥瑞,符应纷呈;以天文玄象缘饰军政决策,袁充等术士化朝臣“预知”其军政意向,“假托星象,奖成帝意”;对“忠鲠”进谏之术艺人物,则加以排斥。隋炀帝“专信邪道”,其夺嫡继嗣与打压关陇权贵,无不利用相术、阴阳占卜、蛊惑诅咒、图谶谣言等巫筮术数以运作其事;隋炀帝迷信道术,豢养道土以炼金丹,寻求长生不死。隋炀帝如此,与其深受家族尚巫门风、相关社会风尚之熏染,特别是承继隋文帝“雅信符瑞”之政风密切相关。

隋炀帝首巡扬州史事考辨

唐、宋文献关于大业初年隋炀帝巡游扬州的史事过于违反常识。其中,仅五月余在扬州一地制造的包括龙舟在内的数万艘皇家豪华游船这一数据,相当于整个北宋每年造船能力的10倍以上;龙舟为超大型楼船,不能作为长途航运工具,且隋唐时由黄河、汴水、淮河、山阳渎组成的洛阳至扬州运道根本不能通行巨舶。隋炀帝船队龙舟的记载源于杜宝所撰《大业杂记》。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后朝的政学人士惯于抹黑前朝帝王,夸大其骄奢淫糜做派,对末代君主尤甚;另一方面,《大业杂记》本质上是志异小说,不可作为信史。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出于为宋代君主政治服务的目的,大量转录《大业杂记》中的无稽之言,遂致这些明显的史实谬误流传千年。

隋唐时期出土文物的保护与仿制——以萧后12钗为例

隋炀帝萧后12钗是目前考古发现等级最高、时代最早、出土最完整的隋唐时期皇后用钗,但保存状况极差。本文利用现代检测分析手段,对这组钗进行了系统研究,明确了钗的保存状况、形状结构、材料属性及加工工艺,并在此基础上仿制了12钗,为考古学、科技史、材料发展史、艺术史、文物保护技术等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隔药灸配合药物防治宫颈癌患者化疗后骨髓抑制的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隔药灸配合固髓生血汤对脾肾阳虚型宫颈癌患者紫杉醇联合顺铂(paclitaxel-cisplatin,TP)化疗后骨髓抑制的防治效果及其对Notch信号通路蛋白的影响。方法将74例脾肾阳虚型宫颈癌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7例。两组均接受TP化疗,对照组采用常规骨髓抑制防治方案,观察组采用隔药灸配合固髓生血汤防治骨髓抑制。观察两组治疗前后各项中医证候积分、骨髓抑制发生率、血常规各项指标[血红蛋白(hemoglobins,Hb)、白细胞(white blood cell,WBC)、血小板(platelet,PLT)、中性粒细胞比例(neutrophil percentage,NEUT%)水平]及Notch信号通路相关蛋白(Jagl、Notch2、Numb1、Nubm2)水平的变化情况,比较两组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与同组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1个周期后各项中医证候积分均显著增加(P<0.05),各项血常规指标及Numb1、Numb2水平均显著降低(P<0.05),Notch2、Jag1水平均显著升高(P<0.05)。治疗2个周期后,两组各项中医证候积分均较同组治疗1个周期后显著降低(P<0.05);各项血常规指标均较同组治疗1个周期后显著增加(P<0.05),但仍低于同组治疗前(P<0.05);Notch2、Jag1水平均较同组治疗1个周期后显著降低(P<0.05),但仍高于同组治疗前(P<0.05);Numb1、Numb2水平均较同组治疗1个周期后显著升高(P<0.05),但仍低于同组治疗前(P<0.05)。观察组治疗1、2个周期后各项中医证候积分、骨髓抑制发生率、消化道反应发生率及Notch2、Jag1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各项血常规指标及Numb1、Numb2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肝、肾功能损害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隔药灸配合固髓生血汤能减轻脾肾阳虚型宫颈癌患者TP化疗后骨髓抑制症状,改善血常规,且有助于降低消化道反应发生率,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Notch信号通路有关。

文化景观的叙事呈现——以隋炀帝陵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为例

从大扬州城市文化景观结构的价值重组,考古文化价值景观意境的序列呈现,墓葬本体保护引导下墓葬形制的行为体验以及建筑与景观结合下的场景设置与空间体验4个方面,分析隋炀帝墓考古遗址公园的设计理念与过程,以诠释大遗址保护设计中文化景观的叙事呈现的发展脉络。

中国古代“方诸”研究

古人常把方诸与阳燧相提并论。考古发掘的阳燧可以与文献资料相印证,而方诸只有文献记载,其实为何物,汉时已无定说。郑玄、许慎、高诱三人的注解殊不一致。后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郑玄误解方诸为铜镜,后人受其误解影响千余年,臆造方镜用于封禅、祭祀时取水,无法成功,只好用井水代替。从《淮南子》"同类相应"学说、现代气象气候学知识、唐代李敬贞取水实践证明郑玄注解有误,《周官》残缺不全及鉴镜混称造成了郑玄的误解。结合南越王墓出土文物,指出方诸是"玉杯","承盘高足玉杯"即是《淮南子》等古籍记载之"方诸"。高诱提出的"大蛤"是玉杯在民间的替代品。

杨隋大一统思想笼罩下的功利主义历史观——兼论杨隋集团与王通史观之分歧

杨隋历史观演化过程中的丰富性、多变性及其矛盾性,充分反映出功利主义的本质。为完成统一大业,奢谈天命,弱化人事,说明皇权神授的终极意义;政治上以北朝为正统,文化上以南朝为正统,此背反现象,弱化了族群身份的自我认同,而以功业一统为价值取向。为巩固一统地位,担心历史的循环,意欲消灭谶纬;标榜师古,却为饰德,且依违于是古非古之间,反映了法家典型的务实作风。在帝国蓝图的设计上,企图超越周汉,缺乏王道理想,失去儒家制动,一统之所谓大者,无限制膨胀,最终滑向自我神化的英雄主义。义利之分合,正是杨隋与王通之根本分歧。

论隋炀帝的文学思想

据现有文献资料梳理出隋炀帝文学思想的内容,并对隋炀帝文学思想的渊源作了探寻,在此基础上对隋炀帝文学思想作出一个基本评价。本文认为,在隋炀帝的文学思想中表现出1.隋炀帝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评价标准是高指标的。2.隋炀帝对文学创作的评价完全是文学意义的,这是与齐梁以来文学与政治、学术分离而各自建立起不同评价体系的传统认识相吻合的。3.隋炀帝对文学创作评价的标准中无地域文化限制,却更渗透着多种文化因子融合的意蕴,眼界是宏阔的,有一种跨时空的襟度。本文提出:1.隋炀帝文学思想是萧梁时期刘勰等折中派和萧纲等新变派文艺思想的再融合。2.隋炀帝"非轻侧论"具有积极的文学思想内涵。3.隋炀帝的文学观,或说他的相关于文学创作的思想和主张,是建立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的,同时亦得益于他的融通南北不同文化因子与不同文化传统于一体的文化旨趣和文化构想。

论隋炀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略

史学界对隋炀帝的评价,可以说是毁多于誉,人们往往抓住他骄奢淫侈、好大喜功的一面,将其与昏君、庸君、暴君等同起来。其实,从对边疆的开拓与经略而言,隋炀帝是一位进取心颇强的帝王,他有自己恢弘的政治理想,并且积极付诸实践,他巡视边塞、开通西域、经略高丽和流求的一些举措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杨素、杨玄感父子与江左文士之交往——从一个侧面看隋代江南文化的北传

杨素、杨玄感父子为隋代关陇勋贵之代表。隋灭陈后,南士北徙,杨氏父子相继招引、交结南人,对南北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究其原因,杨素如此,主要出于对江左文化的钦羡,其文风显然受到了南人的影响。杨玄感与南人交往,但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故为隋炀帝嫉恨。诸多南士依违杨素父子,本想寻找新的政治靠山,但最终遭受炀帝的严惩。

隋炀帝首征高丽军队人数考

隋炀帝首征高丽动用的军队有1133800人,现存史籍有两种记载:一说其为隋军总人数,一说其仅为陆军人数。从而引发了学界的两种不同观点,迄今未有定论。经考证,这一数字应为隋军总人数,其中陆军约1046600人,水军约70000人,蕃兵约17200人。

隋炀帝招揽江南之高僧与南朝佛学之北传——以《续高僧传》所载相关史实为中心的考察

隋之灭陈,江南佛教遭受严重破坏。隋文帝虽对江南佛教之"上德高人,咸纡延请",但与其对南朝的军政压制与文化歧视政策基本一致,对南方佛教也多加贬斥。江南高僧群体出于地域观念与思想文化的差异,对隋朝征召则予以抵制,甚至参与反对隋朝的地方叛乱。晋王杨广出镇江都,总管扬州,为稳定东南局势,改变一味高压的军政政策,在笼络江南人士的过程中,对南方佛教代表人物也多有亲善之举。他在江都设置"四道场",大力招揽江南义学高僧,一再征召智者大师,并拜其为师,接受戒度,造成了江都佛教的一度兴盛。随着杨广获得继嗣地位,他在长安建造日严、慧日等道场,不断荐引南僧入关,并资助相关法会等佛事活动,拓展了南北佛学汇通之渠道,造成了南北佛学交融之盛况,对隋唐时代佛教发展与本土佛教宗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墓志所见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兼论唐初君臣对隋亡事件的诠释

学界历来将隋朝速亡的导火线归结为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唐人编撰的《隋书》,五代以及北宋出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是如此记载。显然,树立反面教材,印证新王朝的正当性,这些颇具倾向性的记载,对于继隋而立的唐朝来说,无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翻检甄别批判千百年来深埋地下不为人知,现存36位战争亲历者墓志史料,重温战争的萧杀氛围和征战者为国捐躯事迹,或许对自唐初以来固有的看法能有所修正。

商丘市睢阳区无公害蔬菜产业存在问题及对策

从商丘市睢阳区蔬菜保护地栽培规模较小、生产过程不规范、菜农组织化程度低、环保意识和食用安全意识薄弱等方面说明了无公害蔬菜生产存在的问题,并从调整蔬菜生产布局、加强生产技术推广、发展产业化经营、实行优质产品发展战略和推进品牌经营等方面提出了无公害蔬菜发展的对策。

隋代广陵焚书疑考

明代学者、藏书家胡应麟认为"隋书籍三十七万,悉焚于广陵,当是实录。"通过对史料及人物的考察分析,胡氏所说有误,隋代丰富的官藏图书散佚在隋末战乱之中。

隋代帝陵制度研究

隋代帝陵制度在中国古代帝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过渡性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而言,泰陵的山陵制度是对西汉帝陵制度的部分恢复,而其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又为唐高祖献陵所继承,这也与唐初诸多墓葬与隋墓相似较为一致,充分反映了唐初在文化面貌上对隋的继承与发展。

杨隋国号考说

今湖北随州市一带，先秦有随国；随国灭亡以后，历置随县、随郡、随州等。北周武成元年，杨忠以扬威汉沔，得随国公；忠于杨坚袭封，并进爵随王。及杨坚篡周，以“随”意不祥而改为“隋”。“隋”国号之种种改动，反映出中国古今文化的一大特色：名号情结。

陈后主、隋炀帝与陈隋诗史的转变

陈隋之际,最值得后人关注的一大诗史现象是艳情与边塞的消长变化。陈后主和隋炀帝先后推波助澜,为诗史的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陈后主的艳情诗在艳情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悲哀,可称为哀怨宫体诗,它是梁陈艳情诗的绝唱。隋炀帝用艳情旧题描摹山水自然,改变了江左艳情诗的流向。陈后主边塞诗是萧梁宫廷边塞诗的回光返照,宫闱气大幅减少,笔触较前人更显精致。隋炀帝边塞诗剥极将复,上承建安风骨,洗净六朝粉黛,具有豪侠气概和帝王威势。

突厥启民可汗、隋炀帝与内蒙古

突利可汗在内战中战败只身南下归附隋朝 ,隋文帝册封其为启民可汗。在隋朝的大力扶持下 ,突厥启民政权在内蒙古建立。这个政权直辖于隋朝中央政府。隋朝与启民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宗藩关系和使臣往来。隋炀帝曾先后两次亲自出塞北巡。中原王朝皇帝亲临塞北藩属政权巡视 ,隋炀帝是第一位。

有意误读与自觉忽略——隋炀帝萧皇后《述志赋》的文本内涵与历史命运

贞观史臣对《述志赋》的"有意误读",将萧皇后以完美的德行定格于史册,体现了在特定的撰史意图和历史情境影响下,历史书写所具有的弹性。通过对萧皇后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特征的尽可能还原,可知该赋实际上撰写于隋炀帝即位初期,她借此赋表达了一种积极进取、期于有为的心情。宋元以降,萧皇后行为和性格中的瑕疵在妇德规范日趋严格的历史过程中被发现和放大,其人格范式和传世名篇《述志赋》均被后世闺秀们"自觉忽略",反映了中国女性经世权限的收缩和独立精神的萎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