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杨氏土司崇佛奉道史迹考略

杨氏领播期间,一方面积极推行儒家教化,另一方面对佛教和道教也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崇佛奉道,安边化民,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和道教在播州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打破了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狭隘界限,加速了儒释道巫混杂合流的步伐,对播州地区的佛教和道教文化影响甚巨,对播州土司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较大贡献。

2001-2013年播州土司研究文献综述

为了解“播州土司”研究的期刊成果，本文从中国知网上查询了2001～2013年发表在期刊上的有关“播州土司”研究的文献，从历史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和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类梳理，并从这三个角度对其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简述。

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三)

杨氏家族统治播州长达约七百二十五年,根据其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和特征,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自第一世杨端至第十世杨惟聪为第一期,自第十一世杨选至第十六世杨邦宪则为第二期,自十七世杨汉英至二十七世杨应龙则为第三期。论文梳理第三期历史沿革,认为这是杨氏家族在文化上对汉文化从崇尚到疏离、以致排斥;在政治上从亲近中央政权到疏远、以致对抗,从强盛走向衰落、终致覆灭的时期。

明清时期连城鲁土司家国认同研究——兼与播州杨土司央地关系之比较

土司制是明清中央政府为治理西北、西南多民族地区而实施的一种职官制度,为维护边疆稳定和巩固王朝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和土司制度的日趋完善,以连城鲁氏为代表的西北土司与以播州杨氏为代表的西南土司的家国认同之路却迥然有别。前者通过家谱撰修、王朝赐姓的方式确立起了自身的"家"认同,又以政治归附、经济贡附、军事随附、文化依附等"四附"形式建构着家族的"国"认同,表现出"世笃忠贞"的特点;后者于明初尚能忠顺于朝廷,中后期则走向反叛,表现出"叛服不常"的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地区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异和中央对两地治边政策的不同。比较分析二者,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处理家国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二)

杨氏家族统治播州长达七百二十五年,见证了中国古代土司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几个阶段。根据其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和特征,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文章梳理第二时期的历史沿革,认为这是杨氏家族统一,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与中央政权关系密切的时期,也是杨氏土司发展走向强盛的时期。

黔北杨氏土司历史沿革考(一)

杨氏家族统治播州长约725年,见证了中国古代土司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几个阶段。根据其不同阶段的发展水平和特征,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自第一世杨端至第十世杨惟聪为第一时期。文章梳理第一时期历史沿革,认为可分三个阶段,一是杨氏作为外来汉人,未采取任何汉化措施,相反注重与当地民族相融合的阶段;二是站稳脚跟势力渐强后,家族因权力之争内部矛盾凸显阶段;三是规范家族权位继承体例阶段。总的看是杨氏巩固其在播州的存在地位并逐步完善家族团结的时期。

由播州末代土司时期民族关系看杨应龙叛乱

杨应龙是播州杨氏第29代也是最后一任世袭土司。自唐朝乾符三年(876)杨端入播州以来,传至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已历29代,共七百余年。随着明万历年间播州之役的爆发,杨应龙最终失败,杨氏土司在播州的统治也宣告终结。播州之役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民族关系是其中的一个要点,文章试图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探讨杨应龙叛乱的一些问题。

明代播州杨氏土兵与贵州卫所的互动

明代土司兵在其活动的范围之中,与中央政府在地方设立的"卫所"形成互动博弈的关系。播州杨氏土兵以轮戍、征"蛮"(主要是镇压少数民族起义)为主要职能,但也有追随土官叛变而被镇压的现象发生。无论是明前期平定"蛮夷"作乱,还是明后期因各自利益关系而互相成为敌人,这都体现着土司与卫所之间的互动关系。

试析明代土司承袭制度——以播州杨氏土司为例

土司承袭制度是土司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元到明,伴随着土司制度的发展,土司承袭制度也日趋完善,突出表现为:土司承袭人的身份与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土司承袭的程序更加完备,土司承袭的禁例也愈加严格。在西南地区,播州杨氏土司是明代最具影响力的土司之一,因此通过研究播州杨氏土司的承袭变迁,可以很好地揭示明朝土司承袭制度推行的情况。

西山采蕨,舜德化象——王阳明谪居龙场及其对少数民族的新思维

王阳明早年谪贬贵州龙场,后人多知"龙场悟道",却鲜少知道阳明与当地夷人的互动及与土司的交往情形。居夷处困时,阳明曾西山采蕨,甚至到了绝粮的地步,他皆不以为陋。阳明深获当地夷人信赖,曾为他砍树伐木建造"龙冈书院"。阳明曾先后以三封信开导教化水西土司,因而平息地方苗乱,化解土司之间明争暗斗的危机,并藉"象祠记"一文,重新诠释诸苗夷祭祀象是出于景仰舜德化象的信仰内涵。两年的谪居经验,是阳明心学思想的蜕变期,对日后的土流之论与征伐广西的独到策略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对阳明而言,那是一段难得的琢磨期;对贵州而言,其蛮荒僻远却为王阳明提供了淬炼的场域。

改革开放以来平播之役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42年来学界对平播之役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些成果的取得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综观既有研究,在史料来源、研究视野、对话交流和具体的研究内容上尚有不足,因而可有针对性地从这四个层面扩展平播之役的相关研究。具体可在充分利用传统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田野与考古工作以扩展史料的来源;借鉴多学科的相关研究理论、方法扩展平播之役研究的视域;加强不同区域改土归流的对话以深化对平播特性的理解;从播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冲突与周边族群关系等具体层面扩展平播之役研究的领域。通过上述理念、路径与方法的运用,平播之役的研究势必会推陈出新,进而不断扩展平播之役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论播州“末代土司”杨应龙时期的民族关系

播州宣慰使杨应龙时期的民族关系,概括起来有三种:一是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二是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三是少数民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民间的关系。杨应龙统治播州的二十八年中,前期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和土司地位,在处理与中央王朝、周边土司、内部土官及与辖地百姓的关系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但最终随着中央王朝"改土归流"的推行、杨应龙个人野心的膨胀,内外矛盾的恶化,特别是民族权利不平衡、民族利益不公平、民族发展不均等,直接导致平播战争的发生和播州土司的灭亡。

贵州遵义市团溪明代播州土司杨辉墓

2015年,对明代播州杨氏第25世土司杨辉墓进行了发掘。根据出土墓志,确认三室并列的长方形石室墓M11是杨辉及其夫人俞氏、田氏的合葬墓。墓中残存大量陶俑残片,腰坑中发现保存完整的四神及买地券。此次发掘厘清了整个墓园的布局及遗迹间的相互关系,为探讨播州杨氏丧葬习俗的特征及发展演变提供了详实资料。

贵州遵义市新蒲明代播州土司杨铿墓

2013年,对明代播州杨氏第21世土司杨铿夫妇合葬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三室并列的长方形石室墓,墓室结构基本清楚,残存的骑马俑形象生动。该墓的发现,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序列,为认识当时的丧葬制度提供了新材料。出土墓志为研究播州杨氏的历史及与周边土司的相互关系等提供了新线索。

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近年来,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考古工作在土司墓葬、关囤防御体系和田庄遗迹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许多新进展,突显出土司遗存在宋元明时期考古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提出"土司考古"的课题,对于阐明土司遗存独特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全面系统地推进播州和其他地区土司遗存的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2013~2014年,对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3座。墓园布局清楚、墓葬类型多样、墓主身份明确、年代跨度大、出土遗物丰富,进一步深化了对播州杨氏丧葬制度及文化特征的认识,推进了对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

《平番得胜图卷》考略

《平番得胜图卷》是一幅描绘明朝万历时期明政府平定西北诸番部族叛乱的军事题材绘画,本文力图通过对画卷中出现的相关人物、地域的研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梳理图卷反映的历史事件,进而探讨《平番得胜图卷》的历史价值、明朝西北统治策略与当地的民族关系、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贵州遵义播州杨氏土司丧葬制度的考古学观察

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均系世袭土司专地入葬,并以一位先祖入葬开辟一处土司墓地,后世土司分别葬于先祖墓前左右,实行'祔祖而葬',统一规划、等级严密。墓地格局清晰,多由墓葬、墓园、墓上(前)建筑、墓祠等构成,地上与地下结合,完备有序。杨氏诸墓地所尚或左或右依次入葬的做法与昭穆之制类似,但不尽相同,并未完全遵循昭穆制,受地理环境、堪舆风水及入葬顺序等因素影响,而始终没有严格统一的规律。播州杨氏土司丧葬制度,形成于南宋初,成熟于南宋中期,完善于元初。到明代中期以后有制度执行不严和祔葬形式创新的现象。

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袝葬”现象观察

自唐末五代至明代晚期(9-16世纪),播州杨氏作为主导力量占据播州地区七百余年。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系指出任播州首领的杨氏家族成员及其配偶墓葬集中分布的地方。已经考古工作确认的4处墓地中,多数经历了宋元明时期的长时段经营,形成了基于墓地空间层次的多种尺度的“祔葬”现象,特别是可能始于明代早期第22世播州首领(播州宣慰使)杨升在位时的墓地“隔世祔葬”现象,其以“土司”一系传继位序为基础,展现出播州杨氏“土司”墓葬选址、墓地经营的独特性。宏观其历史背景,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隔世祔葬”——这一带有制度性特征现象的出现与明代武职土司制度的定型存在时间上的契合,或可视为明王朝土司制度体系演进过程中一个具体的地方内部案例。

贵州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形制研究

纵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发展,其规模、结构、雕刻均有由繁至简的发展趋势,对昭穆制的遵循从严格走向了松散。腰坑葬俗是宋元明时期播州境内比较盛行的丧葬习俗,墓志亦是播州杨氏礼制遵循和身份等级体现的一个方面。墓前神道或拜台有自南宋中期的繁复到宋元明之交的简单到明末又归于复杂的发展轨迹,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和墓葬装饰自内向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