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枝菌根真菌对红花生长及根际土壤微环境的影响

为提高红花产量与品质,通过田间试验研究了接种丛枝菌根真菌对红花生长、产量以及根际微环境的影响。试验设计4个处理:摩西球囊霉菌(Glomus mosseae)单菌接种组(GM)、根内球囊霉菌(Glomus intraradics)单菌接种组(GI)、G.mosseae与G.intraradices混合菌接种组(H)、不接种的对照组(CK),测定了红花伸长期的生物量、丛枝菌根真菌侵染率、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酶活性、土壤pH值及根际土壤碱解氮、速效钾、有效磷含量等指标。结果表明:3个接种组丛枝菌根真菌均有侵染,混合菌接种组侵染率最大(69.00%);与对照组相比,接种组的生物量和产量均明显提高(P<0.05),其中接种混合菌的效果最大,红花生物量、花绒产量、单株籽粒质量比对照组分别提高35.67%、17.79%、24.86%;接种组根际土壤碱解氮含量、速效钾含量、全磷含量均降低,而土壤有机质含量、速效磷含量和磷酸酶活性均提高;红花生物量、产量、土壤有效磷含量、磷酸酶活性与丛枝菌根真菌侵染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红花丛枝菌根的形成改善了根际土壤微环境,提高了土壤肥力,从而促进红花生长,增加红花产量,根际效应与丛枝菌根真菌的种类有关。

翰墨甩块垒 狂气满云间——杨维桢及其书法艺术

元末书法家杨维桢是一位通才、奇才、怪才,他的一生可用诗、文、书、画、酒、声、色七个字加以概括。他的书法风格狂放怪诞、高古奇崛、乱中取意、神气逼人,是元后期追求个性彰显、强调自由精神的隐逸文人书法的典型。

杨维帧与瞿佑家族交游考辨

瞿佑家族是于至正十九年（１３５９）浙省乡试之时结交杨维桢的；杨维桢、瞿式衡、瞿佑、凌云翰等同为元末“云间诗社”的社员；瞿杨交游对《剪灯新话》成书影响很大。

杨维桢戏剧序跋新论

元末杨维桢的戏剧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元曲源流论、戏剧本体论和元剧时代特征论。其中 ,以《诗经》、《离骚》为元曲之源 ,认为戏剧便是借助“声文”表现“典故”以“警人视听” ,否认元剧是“治世之音”等观点 ,皆有其现实针对性或理论深刻性。然因其是以“复古”为理论号召、以古乐府为创作专攻的文学家 ,故而使之戏剧研究时常处于一种低调论说、保守评价的状态中 。

论杨维桢对古典游仙诗传统的突破创新

元末杨维桢的《小游仙》组诗是中国古典游仙诗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对它的分析是厘清游仙诗从中古传统向近代传统过渡的必然桥梁。杨维桢这组游仙诗以个人情性为立足点,对古典游仙诗传统加以改造,打破了前代游仙诗以虚构为主的写作惯例,实现了真实与虚构的共融,使得游仙诗在保持原本诗体特征的同时,重新与真实的人生体验相关联,即提升了这一诗体的现实价值,又拓宽了其生存空间,同时还在风格领域加以创新,对古典游仙诗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唐杨收及妻韦东真墓志研究

同时刊刻的唐懿宗宰相杨收、韦东真夫妇两合墓志,详细记载杨、韦两家族望及世系,以及杨收以孤进贵、历官、为相、遭贬、赐死、平反的全过程。纠正了杨收奢华嫁女裴坦子、遭韦保陷害等史载,补充了杨收生卒年代、韦保衡助其平反等相关记载之缺,对公正评价杨收、韦保衡等重要历史人物具有重要意义,是研究晚唐时期阉宦专权,把持朝政历史的宝贵资料。

元代杨维桢“情性论”诗学研究

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是元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态,其形成与元代独特的经学背景密切相关。元代经学在主体性转向上迈进了一大步,这对元代诗论的影响表现在哲学化和注重自我两个方面。杨维桢的"情性论"诗学对于诗歌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这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学"诗言志"的传统,又综合了魏晋以后的"诗缘情"的艺术观念。杨维桢诗学的美学追求以对人的生命的本性认知为基础,并结合儒、释、道等文化精神,形成了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貌。

《铁笛歌》作者和创作时间考

《铁笛歌》作者是杨基而非李孝光,《元诗选》置此诗于李孝光名下,当误,其创作时间在至正六年冬至至正八年十月之间,《杨维桢年谱》系此诗于至正二十三年,不确。

论元末明初的文学思潮——兼论高启与杨维桢之间的关系

元末明初文学成就集中在东南地区,领袖人物是杨维桢和高启。历来评论者都把杨维桢与高启的文学创作归入新型的肯定个体意志、张扬生命欲望的文学思潮。通过对二人无交往原因的探讨,发现高启其实代表了另一股完全相反的文学复古思潮。这两股思潮分别开启了明代中后叶文学领域的复古运动和个性解放运动。

杨维桢与元末明初文言小说的嬗变

元明之际是文言小说发展的徘徊阶段。元末文坛领袖杨维桢重视通俗小说,他既强调小说的"补史性"特征又突出文学性本体。受他的影响,一方面形成了元末松江笔记小说的兴盛,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明初传奇小说的复苏,最终使小说走向文学化的正轨。

楊廉夫名“楨”“禎”二字考

楊廉夫為元末明初的著名詩人、書法家,表字廉夫,其名維楨,亦作維禎。楊廉夫之名二字混用由來已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未對“楨”“禎”二字作考證,直以“楨”字》是。本文通過對歷代目志、石刻碑誌材料、楊廉夫法真蹟與印鑒題識以及方志材料等多個方面的考察,證實楊廉夫本名應作“楊維楨”,楊氏文集中“楨”“禎”混雜的現象,並非刊刻傳抄過程中形成的訛誤,而是始自楊廉夫本人對二字的有意混用。

新世纪以来杨维桢研究现状与前瞻

杨维桢研究在新世纪10年有了更进一步发展。与20世纪相比,杨维桢的交游研究、文学思想研究、诗文研究、书画及其相关研究数量大增。其中,对杨维桢思想方面的研究取得的成就最高,诗文研究成果最多,但总体而言,重复研究居多,创新之点偏少,尤其铁崖古乐府研究出现困境,对杨维桢创作不足之处的研究偏少。

论杨维桢序文之戏剧观

从元代大诗人杨维桢所写的相关序文之中,可以认识到他的戏剧观;作为元代文人的代表,对于杨维桢戏剧观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又反映了整个元代文人的戏剧观。杨维桢的几篇序文,反映了杨氏对于戏剧功能的理解,主张戏剧的社会功用,带有传统文人"文以载道"的意味,而对于戏剧本体,杨氏主张"文采"与"节音"双重统一。其戏剧观念成因复杂,这些都将有利于加强对元杂剧的认识,从而见证中国戏曲历史的演变。

论杨维桢书风的创变及审美接受

通过收集、鉴赏杨维桢传世书法作品,从笔法、体势、章法等方面,对杨维桢独具个性的书风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阐述其技法中所蕴含的创变精神。通过收集、整理文献著录中与杨维桢书法相关的文献资料,阐述明、清两朝对杨维桢书风的评价及今人对杨维桢书风的审美接受,以期我们能更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杨维桢书风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