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与戴乃迭《儒林外史》英译本的翻译风格研究

本文采用语料库语言学范式,从词汇、句法与文化语言三个维度对杨宪益与戴乃迭《儒林外史》英译本的翻译风格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杨与戴译本中具有独特的翻译风格特征:(1)译本词汇广度大并具有与多样性;(2)掉尾句、if从句与since从句是译本的标志性风格特征;(3)口语风格特征突出,但也不乏正式风格特征;(4)文化语言的翻译采用的策略是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并举。

文学经典的“引进来”与“走出去”——楚辞《国殇》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文学翻译的翻译方向影响了译者"为何译"、"为谁译"和"如何译"。阿瑟·韦利和杨宪益、戴乃迭是中国古典文学译入与译出的先驱人物和杰出代表,论文以阿瑟·韦利和杨宪益、戴乃迭英译《国殇》为例,通过比较译者翻译目的、目标读者、翻译方法和文化策略等方面的差异探讨翻译方向对译作的生成以及译文接受产生的影响,为当下中华文化"走出去"大形势下理想的译者模式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鲁迅作品的世界性意义及跨语际传播——以杨、戴《祝福》英译为中心

本文对小说《祝福》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展开文本细读,立足该作品的海外传播,尝试揭示鲁迅文学作品的世界性意义。通过分析夫妇二人直译为主、改写为辅的翻译策略,说明杨、戴译本成为其后英语世界鲁迅作品翻译及研究之主要依据的译学理据,以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语际传播提供有效参考。

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翻译特点

论述了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翻译特点。指出在选择翻译方法时他们秉承忠实与通顺地翻译风格;运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运用异化与归化相结合,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基于《大中华文库》的《长生殿》英译翻译策略研究

《长生殿》是中国古典四大戏剧之一,其精深的艺术成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入选《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介的中国的重大文化工程。杨译本并未拘泥于原文中的语言形式,以自然流畅的英语再现了原文中的语言特色和魅力;综合运用音译、直译、意译、译注、泛化、省略等多种形式,传神地传递了原文中的文化内容。杨译本和其他译本应取长补短,归化异化相结合,综合运用各种方法的翻译策略应是《长生殿》未来重译的新路径,这对于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互文性视角下的杨译《红楼梦》典故的翻译策略

《红楼梦》中有大量的典故,充满着丰富的互文性。翻译过程中的互文指涉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从互文性角度探讨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红楼梦》中典故翻译。认为译者充分发挥了主体性,把保留原语互文关系和文化特色放在首位,这对提高翻译质量和更好地传递典故的文化内涵有着重要的作用。

《红楼梦》中引前人诗句的英译问题

《红楼梦》体大虑周、文备众体。仅就诗词来说,其中包括作者原创诗词、引用前人诗词、作者托名前人创作诗词三种情况。现有的《红楼梦》诗词翻译研究数量颇丰,却鲜有专门探讨其中所引前人诗句之翻译者,是为前人研究之空白。文章以《红楼梦》两个权威英译本——霍克思译本、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本——为语料,从原诗作者、原诗文本、诗句变格、诗学特征、引用讹误等方面逐一探讨了《红楼梦》中引用前人诗句的英译问题,同时也从新的角度揭示出两个英译本的异同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不同译者相异的翻译理念。文章指出在顾及原诗文本、原诗作者、所处社会状态等方面霍译较杨译更为确凿。这对译文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理解与考证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翻译语境对译者的制控——以杨宪益、戴乃迭为例

从"语境翻译"出发,结合杨宪益和戴乃迭个人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经历背景,阐明译者杨宪益和戴乃迭如何在"翻译语境"的制控下实施自己的翻译实践,从而为新时代里的译者研究提供新的角度。

张弛有度 收放自如——从翻译规范论看《前赤壁赋》杨、戴译本

文章从切斯特曼翻译规范论的视角对《前赤壁赋》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进行解读。研究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本着忠实传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主要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异化法,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期待规范;而在传达原文的意思和处理译文的逻辑衔接关系时,译者既能做到忠实传达原文大意,也能充分考虑目标语的文本语言规范,符合专业规范的要求。同时,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也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翻译策略与技巧,打破特定规范的限制。

从框架理论看杨宪益夫妇对鲁迅《呐喊》的翻译

Fillmore的框架理论强调任何一个框架成分一经提及,可激活整个认知框架,人们正是借助被激活的框架来理解所表达的意义。由于中西方读者文化背景等不同,便有了框架的文化差异特性,体现到翻译中就是要做好框架的协调处理。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分析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呐喊》中部分片断。尽管夫妇二人执著追求"信"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但在翻译时不得不进行变通,而恰恰是变通的地方为框架间的协调处理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数据再探

本文就《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思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数据进行再探。在对两个译本的传播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思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并无本质差别。杨宪益、戴乃迭译本的成就及其所代表的外译经验值得进一步重视和总结。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的《红楼梦》两大中译本的比较分析

杨宪益、戴乃迭与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是现存流传度最广的两种译本,翻译批评界对于这两大译著的评价和比较从未间断。以女性主义作为理论视角,对比分析两种译本及其译者在《红楼梦》的翻译活动中的异同,并从女性主义视域探讨这些异同的成因。以霍克斯的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为对比样本,重点分析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中的女性主义翻译的存在及其成因,并尝试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我国翻译实践中的意义。

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以《关雎》的三个英译本为例

选取《关雎》的三个英译本,其译者阿瑟·韦利、杨宪益夫妇和许渊冲是三位文化身份各不相同的译者。通过对三个英译本进行分析,发现作为久居英国的犹太译者,韦利忠实于原诗的字面意义,偶有改动,以照顾西方读者的阅读感受;作为中西文化杂糅者,杨宪益夫妇用直白易懂的语言详尽阐释原文的思想和内涵;作为典型的民族文化认同者和爱国者,许渊冲更注重原诗风格和内涵在译文中的再现。

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视角下人物对话翻译策略研究——以杨宪益、戴乃迭译《阿Q正传》为例

《阿Q正传》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佳作,出自文学大家鲁迅之笔,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被翻译成多种外语。一直以来,对《阿Q正传》英译本的研究吸引了翻译界的不断关注,研究角度丰富多样,但是就其中人物对话的翻译研究很少。以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翻译的《阿Q正传》为例,从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出发,探讨其中人物对话的具体翻译策略,以期为相关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启发。

林黛玉《葬花吟》三个英译本之比较

"冷月葬花魂",《红楼梦》中《葬花吟》一诗对整部小说意义不言而喻,关于它的英译较常见有三个版本,即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大卫·霍克斯译本和许渊冲译本,由于文化背景与语言环境的不同,三个译本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本文拟从词句、文化等方面分析三者的不同及其原因。

杨宪益、戴乃迭英译《边城》中主语的译法

《边城》是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代表作品之一,该作品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在对其进行翻译时,英译本对原作风格的传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本的质量。文章以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为蓝本,分析译者在翻译主语时所使用的不同技法。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杨氏夫妇在翻译《边城》的过程中,运用了对应、转换、补充的转换方式,使英语主语的翻译技巧有了一个新的提升。

杨宪益戴乃迭英译《孔乙己》两版本对比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英译《孔乙己》有1963年和1980年两个差异较大的版本。通过定量和定性对比这两个版本,可以了解译者的翻译风格特点和翻译过程中采用的原则与策略。在本研究中,定量对比聚焦两个版本在译文可读性上的异同,定性对比从词汇和句法层面比较修订版与第一版之间的差异。通过对比研究,以探索发现译者在保持忠实原文和表达流畅时的方法和策略。

杨宪益、戴乃迭的译者惯习比较探析

本文借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模式和西梅奥尼的"译者惯习"概念,尝试从翻译选材偏好、翻译观或恪守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3方面比较分析杨宪益、戴乃迭的译者惯习。因文化身份、早年经历及教育背景不同,杨、戴的译者惯习相异甚至相互冲突,突出表现在出发文化取向的杨宪益主动或被动顺从于"偏重直译"的翻译传统和外文局机构翻译规范,目标文化取向的戴乃迭则试图摆脱规范的制约,积极争取更大的译者自由度和创造性。杨、戴合译本的风格是二人译者惯习交融的产物,但其主要形塑力量是杨宪益的译者惯习。

《三国演义》节译中的副文本探析

如韦努蒂(Venuti,2013,p.105)所言,重译中的副文本通常是"一种更为直接的互文性形式"。然而,一旦重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方式或是掩盖相关的互文关系,实际翻译即与其副文本中的阐释不相一致,副文本也就并不可靠了。本文以《三国演义》中"赤壁鏖战"的三个英文节译本(潘子延译本、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本以及张亦文译本)为例,探究副文本的不一致性与不可靠性,以及其中的价值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