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杨儆宋”:杨杏佛被刺问题中的一个误解

蒋介石为何暗杀杨杏佛 ,“杀杨儆宋”说曾长期流行 ,照此杨成了过渡的工具 ,成了用以警示并可替代的牺牲品。其实“杀杨”是必然的 ,此举并非针对宋庆龄 ,主要目的是要扼杀民权保障同盟 ,一举扫除专制道路上的障碍。况且动机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个人原因也很重要 ,即具体暗杀对象与被选个人的情况有关。在蒋介石眼里 ,杨是一大祸害 ,他曾不顾禁令如实报道苏区 ,现又为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 ,到处营救政治犯 ,做了许多共产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有如此“前因”“后果”的考虑 ,民权保障同盟中最能干最起作用的杨杏佛自然便成了被暗杀的首选。杨杏佛被杀的动机和原因究竟如何 ,关系对他的评价能否如实到位。

杨杏佛思想活动演变论析

杨杏佛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他终其一生为救国救民而上下求索。受时代精神的激荡,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他的爱国思想与活动亦随不同的人生阶段而呈现出各异的形式与内容。虽然其革命救国、科学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及社会变革思想并未最终实现,但这并不影响他杰出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

柳诒徵与东南大学易长风潮

易长风潮与东南大学之兴衰关系至巨,个中原因甚为复杂,柳诒徵牵涉其中。由于杨杏佛和郭秉文之间的个人恩怨,加之杨杏佛的国民党员背景,而柳诒徵又和杨杏佛交相莫逆,身陷易长风潮漩涡中的柳诒徵备受责难。探究柳诒徵参与易长风潮的原因,无疑有助于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有助于还原柳诒徵的书生本相。

杨杏佛救国思想综论

杨杏佛是近代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中间"知识精英。受时代精神与西方思想文化的激荡,其救国思想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主要包括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与革命救国。杨杏佛救国思想主要具有稳定性、体系性与实践性的突出特点。

浅析宋庆龄20世纪20-30年代政治思想的演变——基于1925-1932年宋庆龄致杨杏佛书信的考察

宋庆龄1925-1932年致杨杏佛的书信,集中反映了宋庆龄在20世纪20-30年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通过对书信内容的解读和分析,可大体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五卅运动期间,宋庆龄高举孙中山革命旗帜,与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对国民党尚存一些希望;流亡海外期间,她与多方人士接触,探讨中国革命前景,努力寻找救国之策;归国以后,她积极投身人民民主和社会进步事业,营救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政治思想有了质的飞跃。

论杨杏佛的救国思想及实践变迁

杨杏佛是中国近代史上坚定的民主革命战士,面对近代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使命担当,不断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并结合中国国情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救国思想,随着时代潮流和实践变迁不断将其发展完善。杨杏佛的救国思想及实践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全面反映了其为国为民而奋斗的一生。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杨杏佛的各种救国方案在近代中国并未完全实现。全面考察杨杏佛的救国思想及实践,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郭秉文、杨杏佛与1927年鼎革之际教育界的权势转移

郭秉文与杨杏佛为近代教育史中无法绕开的两个人物,两人均对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因为教育理念与政治倾向的迥异,两人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由亲到疏,再到反目成仇的过程,并由此引发了江苏教育界权力结构的裂变。1924年,郭秉文及东南大学校董会因经费支绌裁撤工科,杨杏佛被迫离校。此后,包括1925年东大“易长”风潮的发生,1927年东大的改组等无一例外地与二人有关。1928年,在教育界如日中天的杨氏又努力推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改组,迫使代表郭秉文等“北洋旧人”难以在教育界立足。两人的经历在鼎革之际的教育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的命运沉浮不仅是两个时代的缩影,而且也折射出1927年前后教育界的革故鼎新与权势转移。

派系话语与事实之间:东南大学工科停办事件述评

20世纪20年代的东南大学,是一所集文、理、农、商、教育和工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学。1924年年初,国立东南大学校董会以经费缩减为由,决议停办工科,遭到师生激烈反对,校长郭秉文力图挽回,未果。经江苏省公署统筹,东大工科归并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后者升格为大学。由于江苏省政府在统筹上有偏向,加之郭秉文与直系齐燮元控制下的江苏省军政方关系密切,随着政党派系斗争局势的变化,工科停办事件被党派话语所演绎,从而与次年的易长风潮产生密切联系。

杨杏佛科学救国思想论

杨杏佛作为著名的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家,不仅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奋斗终身,而且积极倡导科学救国,提出了丰富而系统的科学救国思想。他发起创建中国科学社,编辑《科学》杂志,为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积极撰写科学救国论文、进行科学讲演等宣传活动,从科学与商业、共和、战争等诸方面阐释科学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他阐述了科学与革命的关系,倡导科学与革命相结合是实现救国的唯一途径。杨杏佛的科学救国思想不仅对近代中国民族救亡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历史意义,其所倡导的科学促进国家振兴的理念对今天建设现代化强国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