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扬雄儒者身份认同下的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

特定的时代背景、思想环境和个人经历造成了扬雄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他推崇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认同儒家观念和儒家经典,同时捍卫孔子儒学思想纯洁性,以一名儒者的身份自居。在儒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下,赋家扬雄在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赋作方面,在儒家经世思想影响下,扬雄辞赋创作体现出以赋入仕、以赋纳谏的目的;同时继承儒家美刺传统,采用修饰文辞、婉转达意的创作方法;将儒家明哲保身、重视民生的观念纳入创作内容;晚年又因赋不能“用”而“悔赋”。赋论方面,在儒家重文观、中庸观、诗怨观的影响下,扬雄最早认识到了赋文体“丽”的审美本质,率先将“则”作为辞赋的分类标准,创新建构了赋文体“讽谏”的实际功能,在中国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扬雄的文学思想与辞赋书写

扬雄将文学思想付之创作实践,在辞赋书写中体现了他的文学理论命题。哪怕就是他悔赋而"辍不复为",也表现的是对辞赋创作的反思,对文学关注现实、讽喻现实作用的追求,体现了他的文学自觉意识。作品现实题材的选择,亲自经历事件的叙写,体现"事以为尚"基础上的文质相副、事辞相称,由他开始的纪实、纪行的辞赋书写方式,不仅体现了扬雄"其事则述""其书则作"的创作精神,也反映了汉代大赋创作由凭虚转向征实的新特点。

扬雄《蜀都赋》词语注商

扬雄《蜀都赋》古今注中均有可商者。"稽"、"案"应释为考核、审察,"绝限"指难以逾越的自然险阻,"堪岩"指高峻的山岩,"期牛"指夔牛,"湲"谓水流。

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在三国儒运衰微、西晋儒术复振、东晋玄儒消长的过程中,宣扬王权一统、四海归一仍是其间重要的文人心态和文学命题。魏晋咏物赋具有鲜明的儒家"比德"观的痕迹,而其篇幅容量和表现技法又有着异于汉赋的细入、周密、采缛等特点。此外,魏晋的变乱局势激发了文人关注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独立批判、注重挖掘和表现内在情志等主题,更是创新性的拓展了汉赋言志讽喻的传统。儒家政治文艺观念在流变中不断向魏晋辞赋渗透,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魏晋辞赋对于儒学影响的剥离运动也始终存在。魏晋玄儒并济的赋风、东晋玄言赋的兴起与纯自然化笔法的推广,均是其表现。

论扬雄辞赋的讽谏意识表现与形成原因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辞赋家,其赋作中表现出明显而强烈的讽谏意识。他在赋中开辟的多种讽谏手法,均服从于作者重视并自觉以讽谏为目的的创作思想。扬雄讽谏意识形成与其受汉代经学思想的影响,又恰值西汉王朝末世,以及他务实尚用的文学思想和沉静深思的性格特征都有关系。

《远游》结构的内在矛盾、作者及文学影响

《远游》以“重曰”为界分为原作和拟作两部分,原作为淮南王刘安的绝命辞;拟作实即《广骚》,为扬雄模拟《离骚》、《大人赋》而成的集句式的百衲体;刘歆将其附益在《远游》之下。两者分别对中国诗歌的游仙诗与玄言诗产生很大影响。司马相如《大人赋》借鉴了《远游》原作的首、次韵而自铸伟辞。

论扬雄《太玄赋》及官箴创作与易学之关联

《太玄》之理赓续《易经》,彰显出潜龙勿用、中正和合、盛极必衰等理念。易者,变也,通变的认知理念深入《太玄》的赞辞编排之中,也是《太玄赋》等系列文学作品的文脉。扬雄是一位以理御情的学者、文学家,他中后期的箴、赋等文学创作融入的易学理念甚夥,情感的表达受到理性的节制,中后期系列赋、箴作品呈现出的是温和、平静、情理交融的风格特色。

谈陈亮的“以文为词”及其意义

南宋初期抗战派词人的"以文为词",是继词的"雅化"(相对于艳化)、"诗化"(相对于俗化)、"刚化"(相对于柔化)之后进一步的改革,即词之"文化"(相对于律化)。陈亮的词深受其政论的影响,甚至把给皇帝奏议中的政论语言直接写入词中,在词中直接抒发抗金北伐的宏志大愿,表达炽烈的爱国情感,充满了激昂的雄辩和政论的色彩。这就使词体之"文化",较辛弃疾等人更进了一步。

简论扬雄关于汉赋“丽则”和“丽淫”的文学思想

扬雄早年好赋,晚年悔赋并否定赋。通过对自己创作实践和他人辞赋的评价,他发表了对汉赋的看法。他从审美高度明确提出了汉赋的文学丽靡特质,从文学功用角度突出强调了汉赋的讽谕性,而这正是扬雄文学思想的核心。

试析扬雄辞赋作品的艺术特色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辞赋家,其赋作的艺术性在广泛模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如将铺叙与说理相结合;对虚设人物格式的创新;篇幅短小,结构紧凑;句式丰富等,从而呈现出其独特之处。

扬雄辞赋创作浅论

扬雄是西汉继司马相如之后成就斐然的辞赋家,也是现存辞赋较多的一位作家。文章把扬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进行分期论述,并发现其赋的确比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揭露了时代弊端。

《汉书·艺文志》刘歆、班固选扬雄赋考论

《汉书.艺文志》由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在扬雄赋的著录上,班固在《七略》原四篇赋的基础上增补了八篇,本文就这十二篇赋的篇名和刘歆、班固各选扬雄赋为哪几篇作考论,从而看出刘歆和班固著录扬雄赋的标准之差别,感受二人不同的文学观。

论扬雄与汉大赋的转向

扬雄效相如作赋,并《太玄》《法言》之作,反映为学问与文章的通合。他少而好学,见召后观书、校书的经历与时代的崇学氛围成就其以学者垂范后世。其前诸王养士,为上宽容爱才,大赋之制,假设问对,凭虚铺陈,恢廓声势。自扬雄以"学者型文人"为赋,则以事实为本,议论为用,征引《诗》《书》,虽具体铺陈仍有凭虚,但总体框架业已征实。这对于后来的大赋创作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