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翼骧教授与南开大学史学史学科建设

杨翼骧先生早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期的1939年,就确立了专攻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志愿,这在当时可谓独一无二。几十年间,虽因国情环境而多有波折,但其矢志不移,在被安排进行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教学中,勤虔职事,撰有高水平论著,并且一有机会,就致力于史学史教学和研究,以精良的中国史学史著述,博得了很高的专业声望。在学科建设上,杨翼骧先生仅以一己之力为南开大学建立了卓有特色的史学史博士点,成为全国仅有的本专业四大学术重镇之一。设计和撰写学术精品著述和做好研究生培养,是杨先生针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两大举措,成效可观,但因缺少及时组建专业机构这一环节,因而行进艰难,今后还会走在这个艰难的路径之上。

文辞犹金石 志识其炉锤——杨翼骧先生治学风格管见

杨翼骧先生一生学术成果丰硕,他的身上有两种相辅相成的治史风格,推动他不断前进和创新。一是他谙熟古代典籍文献,并精于钩稽、考订;二是善于以观点统帅材料,重视理论创新。二者相得益彰。后一种治史风格,可以归纳为如下四项:博采睿思,中肯评价;深入发掘,阐释精华;实事求是,辩证分析;开拓创新,探索体系。他的学术成果和理论建树,为后人研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启示。

温故知新——重读杨翼骧先生编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

30年前,杨翼骧先生出版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书中包含了或蕴含着一些可供研究的史学史问题。可以说,这是编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提示和期待。重温此书,觅得新知,如隋、唐两朝史学开局之异趣、北魏史撰述与"《汉书》学"兴盛之某些细节,都有发人深思之处。

求精求新 继往开来——读《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前三卷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前三卷是在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前三册的基础上,由其弟子乔治忠及再传弟子朱洪斌订补而成的。订补工作细致扎实,特别是对资料系年的整改用力甚勤,体现出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在保留《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主体原貌的前提下,《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前三卷还增补了许多重要资料,融入了学术研究的前沿内容。《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完成是继往开来之作,为中国史学史的深入研究铺垫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杨翼骧先生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杨翼骧先生在数十年的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础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对中国史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在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提携后进方面倾注心力,为中国史学学术史书写了极具特色的一页。

杨翼骧与郑天挺之学术交谊

自1936年相识以来,在四十五年的师生关系中,杨翼骧一直与老师郑天挺保持密切的关系。杨翼骧四年大学,郑天挺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后来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与北京大学史学系工作期间,杨翼骧是郑天挺的得力助手。1953年,郑天挺将杨翼骧调入南开大学,决定了杨翼骧随后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也奠定了南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基础。他们的学缘与交谊,也给我们后人以教益。

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论

即使是在史学史研究几乎无人问津的20世纪50年代,杨翼骧先生仍在默默地坚持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编纂工作。以系统的资料编年为基础进行中国史学史研究,成为杨翼骧先生治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特点。杨先生条分缕析、归纳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史学史研究有着规范性、严谨性和示范性的意义。杨先生很早就致力于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他对中国史学史从古代到近现代发展的整体看法、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理论的思考等,都对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杨翼骧的《秦汉史纲要》及其成书背景

天津南开大学自西南联大时期以后,历史学科呈现逐渐加强的趋向。1952年郑天挺到南大学主持历史学科建设,给南开史学的奋起带来跨越性的发展动力。次年杨翼骧的加入南开,不仅预示了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潜力,而且率先拟订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秦汉至南北朝历史教学提纲,促进了南开历史学全面发展格局的形成,《秦汉史纲要》一书,即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将历史教学与研究有机结合的开拓性著述。此书与杨志玖撰《隋唐五代史纲要》、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等,构成系列性历史学教科书,使南开大学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建设中处于领先地位。这其中,郑天挺先生的领导与统筹策划,具有关键的作用。1950年代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建设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着意于大量引录经典著述,而是将唯物史观融入叙述框架和史事评析之中,发挥稳健、务实的学风,这种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