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绝对自然”迈进:苏轼的自然美学新探——读《“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

杨治宜教授《“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一书揭示了苏轼自然美学的双重内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苏轼文艺创作中对天然自成的追求和“艺术即修身”的自然美学理念,以及苏轼文艺作品中名花怪石呈现的自然美学内涵、和陶诗和丹学中对自然美学的人生终极之表达,最后理解其“寄寓天地,性命自得”的自然美学的宏大境界。苏轼在艺术创作和生命经历中都不遗余力地向“绝对自然”迈进,正是这种对不可及的完美趋近,使他获得了暂时的、有条件的“逍遥自然”,从而得以不朽。

共饮长江水——李之仪与北宋官妓杨姝琴事考

宋代是一个声妓繁华的时代,杨姝是北宋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的官妓,以古琴见长,与宋代文人黄庭坚、郭祥正等人皆有交往。本文依照相关史料,对北宋名士李之仪与琴的关系,李之仪羁管当涂期间与杨姝的相识与结缘,两人在当涂的人生经历及琴事等进行了考辨和分析。李之仪一生屡遭厄境,令人唏嘘。而古琴,则是他坎坷多难的人生之旅中的精神慰藉。歌妓杨姝的琴声,更是让他忘却了飘零尘世的痛苦。两人虽历尽艰辛,亦终成眷属。两宋歌妓轻歌曼舞的身影与才华横溢的士人,共同营造了一代盛世的风流柔情。

论唐《杨执一墓志》的文献价值

传世文献但凡说到唐代墓志,时常会提及《杨执一墓志》。其非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措辞华美、藻饰精致、书法遒劲,故无可争议地厕身于唐墓志代表作之列。该墓志可佐证杨雄为观王、《新唐书》所载杨雄为"司空"无误、《唐会要》所载"阳执一"当改为"杨执一",增补"平康坊";可补贺知章传世散文之阙,印证其文学成就;其生肖石刻画丰富全面、精美工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书法敦厚淳和,笔力腴润沉实,而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

公元6世纪末叶政教合流典型案例研究——天台宗创立者智顗与杨广的佛尘两界因缘论

以杨广为代表的隋朝政治势力与以智为代表的南方佛教力量之间存在合作与冲突的关系。双方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认知立场,因形势的变化而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并适时做出相应调整。跨越佛尘两界的因缘,对天台宗的建立和弘扬,智在佛教史上的地位,隋朝的统一大业,以及杨广的前期声誉,均产生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这桩宗教与政治互为表里的典型成功案例,由于史料的相对丰富,对揭示统治秩序与意识形态关系殊有参照意义;对杨广、智这类政教首领人物的多面性与变化性,当具入木三分的审视深度。

墓志、碑文与史传:多文本语境下的文学书写与史实考辨——以《杨执一墓志》《杨执一神道碑》为中心

新出土的《杨执一神道碑》为张说所撰,与贺知章所撰《杨执一墓志》相比勘,可以发现二者在传主生平记载方面有三处不同,即为官出仕、许州之贬以及朔方征发。张说、贺知章作为集贤殿书院同僚,在处理杨执一生平事迹时采取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张说与杨氏实为政治盟友,但更多地从宰执词臣的身份出发,对杨执一朔方行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贺知章所撰的墓志则以隐微叙事的手法为杨执一申辩。两者之间的抵牾典型地体现了正统叙事与个体认知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辨析碑文、墓志与史传的异同,可以揭示出撰述者在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等不同的言说立场及公私取向之间的游移;而碑文与墓志作为不同的文献载体,在文体形式、物质形态、隐含读者等方面的差异性也导致了历史叙事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