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Unfatigable Explorer in Plant Kingdom: Prof. Wu Zhengyi

Prof. Wu Zhengyi (Wu Cheng-yih, C. Y. Wu), a plant taxonomist and floristic geographer, is the founder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floristic geography. Now in his eighties, he is still full of energy and working hard at his research.……

重塑族望:“陆忠”释义与陆绩《周易注》

孙吴时期,吴郡陆氏由“土豪旧族”跨入“高门鼎贵”之列,其根本动因并不在陆氏一族仕途显赫,而在于陆绩被东吴本土旧族视为与孙氏保持某种身份独立和有限度合作的精神象征。这种身份标识的形成,既有陆绩一生的悲剧色彩为底蕴,又有陆氏学行二端的分量为保证,更有当时士人清议和政治舆论场域的推波助澜,从而让“陆忠”之目成为陆氏族望的新标志。晋时,陆机、陆云的遭遇与秉承陆绩之志的陆瑁一支,恰成鲜明对比,无疑加重了陆氏余脉对陆绩兼举离政之道和重学之德这一立场的固守和执着。或者说,六朝陆氏族望的新原点,就在于陆绩学、行二端特别是陆氏《周易注》的微言大义当中。

重谈汉初豫章郡地望及沿革

传统观点以为,汉初豫章郡属淮南国,在今赣南。仔细梳理西汉文献所记汉初史事,豫章郡应属吴国,在今皖南。豫章郡因治于故鄣县,又名“故鄣郡”。魏晋时期,讹“故鄣郡”为“鄣郡”。汉初豫章郡先后属楚王韩信、荆王刘贾、吴王刘濞。《史记》所记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领有豫章郡乃“虚封”。景帝三年,汉廷将豫章郡一分为二,北部并入江都国;南部与庐江郡合并,改称“庐江豫章郡”。传世汉代封泥“庐江豫守”,即“庐江豫章郡守”,而非以往认为的庐江国豫章郡守。景、武之际,江淮之间另立庐江郡,汉廷更庐江豫章郡为豫章郡。元封二年,武帝从豫章郡中分置丹阳郡,豫章郡从此仅辖赣江流域,遂有《汉书·地理志》之规模。

孙吴故鄣郡新考

今人多据宋代地志推定吴景帝永安中曾置故鄣郡,然《三国志》相关记载表明,至迟吴大帝赤乌十三年时已有故鄣郡建置。故鄣郡旋置旋废,于吴末帝宝鼎元年之前或已废并。

《三国志·吴书》“沤口”地望再探——兼论潘濬征讨五溪蛮的军事地理

在新近整理公布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伍]》中,出现了“南郡作唐县(界)沤口丘”的记载,通过考证可知,这应当就是《三国志·吴书》所载“沤口”,进而可以据此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沤口”的定位。综合吴简与传世文献,可复原出孙吴黄龙、嘉禾年间潘濬征讨五溪蛮的战略部署。澧水沤口屯营与资水“五溪山营”、湘水临湘屯营共同构成了外围警戒防线,潘濬则率主力沿沅水深入五溪腹地,显示出这是一次筹备周密的军事行动。复原潘濬征讨五溪蛮的军事地理,也可为观察孙吴国家在南方山地的控制与扩张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先秦蓖纹锯齿镰研究

先秦蓖纹锯齿镰主要出土于吴越、荆楚地区,形制多样,具有地域性差异。其中,直背型无銎蓖纹锯齿镰多见于吴、越两地,弧背型及有銎蓖纹锯齿镰则多见于楚地。随吴、越、楚三国势力的消长,蓖纹锯齿镰在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迎来了两次地域间交流的兴盛期。在地域交流过程中,蓖纹锯齿镰完成了形制及用途上的转变。

吴蜀立国策略与荆州之争考论

从地理形势上看,吴国和蜀国在立国之战略规划方面存在重叠的部分,这是二者矛盾集中的焦点。从短时期看,孙、刘集团皆对荆州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故而集中争夺此地。从长远的策略来看,吴国企图占据包括益州在内的长江上游的战略规划难以实现,而蜀国从荆州北伐的策略亦在荆州争夺失败后无从执行。这一切的转折点即以蜀国失去其所占荆州部分为标志。总之,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吴、蜀二国基于立国之策的冲突,导致二者对曹魏攻势减弱。而占据北方广阔地域的曹魏,在长期与吴、蜀的征战之中,削弱了对手的实力。曹魏灭蜀后,西晋代魏而占据益州地利,利用处于长江上游的军事地理优势征伐孙吴,最终统一天下。

论汝颍士人迁移江东后在孙吴政权的政治活动

东汉末年,中原混战,汝颍士人为避乱而迁移江东。江东地广人稀、物产丰富,加之统治者执行宽和之政,善于用人,故吸引了一批汝颍士人前来依附。汝颍士人迁移江东后深得孙氏兄弟信赖,引起孙吴宗室不满,两者在洞口之役发生政治冲突。汝颍士人在江东的政治活动对孙吴政权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玖]》释文校勘札记

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玖]》整理者的释文同图版相比对,发现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对其进行了细化整理,从误文、脱文、衍文及未释四个方面提出部分校勘意见。

从侨土嬗代到吴会之争:孙吴文学本土化与世族文学兴起

根据历史进程和文学发展,将现在可以考知的49名孙吴文人分为前、中、后三期,能够鲜明地发现侨土嬗代的演进趋势以及孙吴文学从侨土融合到全面本土化的进程。在江东文学的崛起过程中,出现了吴会之争,吴郡文人后来居上,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世族文学群体。不同于汉代世族的经学传家,吴郡世族的文史成就斐然,尤以文学名世,开启了东晋以降门阀士族的尚文之风。

3株细菌降解木质素的条件调控研究

采用苯胺蓝和RB亮蓝平板对从三国吴简腐蚀斑中分离得到的3株细菌Acinetobacter sp.B-2,Pandoraea sp.B-6和Novosphingobium sp.B-7进行脱色试验,考察这3株细菌在液体培养条件下的木质素降解性能,并对其木质素降解条件的调控进行研究,初步确定这3株菌适宜的降解条件。研究结果表明:这3株细菌具有使苯胺蓝和RB亮蓝染料脱色的能力,能够产木质素降解酶;这3株细菌的木质素降解速率较快,第5天木质素的降解基本趋于稳定;菌株适宜的降解条件如下:对Acinetobacter sp.B-2,氮源为硝酸铵,氮源浓度为0.01 mol/L,培养温度为30℃,初始pH=7.0,摇床转速为120 r/min;对Pandoraea sp.B-6,氮源为磷酸氢二铵,氮源浓度为0.03 mol/L,培养温度为30℃,初始pH=7.0,摇床转速为120 r/min;对Novosphingobium sp.B-7,氮源为硝酸铵,氮源浓度为0.01 mol/L,培养温度为30℃,初始pH为5.0,摇床转速为120 r/min。在适宜的降解条件下,这3株细菌第3天的木质素降解率均可达到30%～35%。

三国吴简蚀斑可培养微生物的多样性

采用普通细菌和真菌培养基,从湖南长沙简牍博物馆收藏的一批走马楼出土的三国时期吴国竹简腐蚀浸泡液中分离得到8株细菌和1株霉菌的纯培养。结合培养特征、形态特征、基于细菌16SrDNA和真菌18SrDNA和ITS基因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对分离得到的可培养微生物的多样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8株细菌分别划归为4个纲(α-Proteobacteria,β-Proteobacteria,γ-Proteobacteria和Bacilli)的7个属(Bacillus,Acinetobacter,Staphylococcus,Pandoraea,Novosphingobium,Cupriavidus和Comamonas);霉菌属于Aspergillus。

新发现武兴国主杨文弘与姜太妃夫妇墓志考

2010年8月,陕西省略阳县横现河镇毛坝村出土了《杨文弘墓志》、《姜太妃墓志》,这是迄今发现氐族杨氏建立武兴国的原始凭证。杨文弘是武兴国的创建者,其妻姜太妃见证了武兴国前期发展的兴衰历程。这两通墓志对研究武兴国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

湖北赤壁古家岭东吴墓发掘报告

赤壁古家岭东吴墓位于赤壁市赤壁镇芦林畈村三组,当地村民在兴建住房时发现。该墓规模较大,级别较高,墓室形制结构保存比较完整,虽经两次遭受盗掘,但出土陶器仍较丰富,是研究三国东吴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重要资料。

纬书政治神话与禹形象的演变

在先秦至汉初的典籍中,禹是一位造福于民的治水英雄和人间君王。在纬书中,禹由凡人转变成充满神奇怪异色彩的受命圣王,从受命治水到受天赐、受天书,再到受舜,禅都是出自天命。纬书中的禹形象对后世史著和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吴越春秋》中禹出生、得天书、遇九尾白狐等情节都源自纬书,《博物志》等志怪小说多采用纬书中的资料。

吴越兴亡

吴越的历史在春秋时代前期是个空白,春秋后期始见记载。吴越的活动地域在太湖流域。从地下发掘材料看,这个地区的文化还是很悠久的。这一地区自然产品丰富,但它的社会组织松散,基层存在许多农村公社,这应当是吴越兴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解《吴越春秋》的“不可晓”之谜

《吴越春秋》是研究吴越历史和吴越文化的重要文献，系东汉初年赵晔所撰。在同一部书中，同是记述吴越的史事，赵晔却将十卷分别称为“传”、“内传”和“外传”；同是记述吴史事的五卷，又分别称为“传”和“内传”。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突破历代学者研究《吴越春秋》时所持的乡土、地域观念，通过对赵晔思想体系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和对全书各卷内容进行详细的考析和比较研究，便可解开中国文化史上的这个千古之谜。

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走马楼吴简发现至今的十二年里,历史、考古、文献、文物保护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积极探讨,共完成各类文章、论著三百余篇(部)。但研究仍有诸多不足、仍有继续总结的必要。本文着重论述了吴简研究中关涉全局的若干问题,总结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一些粗浅的想法。

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

既往对西周服制的研究集中于服制形态的居多,而对西周服制的建构及其反映的国家结构形态与国家治理研究不足。西周王朝以建立五服制的方式建构国家结构形态,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治理。周成王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建立起甸服:第一,册命王朝大臣,赐以管理大小不等的土地和数量不等的若干族群;第二,划出特别的区域安置征服的异族与历史上遗留的姬姓族邦,设立邦君及其臣僚,管理这些族邦。周成王以赐命、封建的礼仪,建立大小不等的诸侯宗族体系,形成侯服、宾服。周成王举行会盟诸侯、方国的典礼,将征服的淮夷、荆蛮划为要服,戎狄划为荒服,使要服、荒服亦融入到周王朝国家之中。由是周王朝建构起以周王为天子,西部以宗周五邑为中心及甸服内朝臣、邦君宗族为主,东方以成周为中心的甸服朝臣、侯服宾服诸侯,南部、东部蛮夷方国,西部、北部地区戎狄方国臣服于周的国家结构形态。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册封诸侯封地,纳方国于要服、荒服体系的方式,实现了对宗周地区、成周地区及地方诸侯体系和边疆方国地区的治理。

“恢复”与“继承”:孙吴的天命正统与天下秩序

汉末建安年间,孙策与继位的孙权皆以匡复汉室为号召,至曹丕、刘备相继称帝之际,孙权回避了从汉或从魏的选项,选择在短暂臣从曹魏后继续维持现状。其后孙权终于称帝,但仍无法建构与汉朝的五德次序连结,遂着重于天命、祥瑞与谶纬等方面的论述。另一方面,孙权借由与蜀汉的结盟,名义上继承了汉朝的天下,至孙晧时更进一步将地方长官与诸侯安置于境外各处,以象征孙吴是天下唯一的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