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扬雄儒者身份认同下的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

特定的时代背景、思想环境和个人经历造成了扬雄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他推崇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认同儒家观念和儒家经典,同时捍卫孔子儒学思想纯洁性,以一名儒者的身份自居。在儒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下,赋家扬雄在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赋作方面,在儒家经世思想影响下,扬雄辞赋创作体现出以赋入仕、以赋纳谏的目的;同时继承儒家美刺传统,采用修饰文辞、婉转达意的创作方法;将儒家明哲保身、重视民生的观念纳入创作内容;晚年又因赋不能“用”而“悔赋”。赋论方面,在儒家重文观、中庸观、诗怨观的影响下,扬雄最早认识到了赋文体“丽”的审美本质,率先将“则”作为辞赋的分类标准,创新建构了赋文体“讽谏”的实际功能,在中国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献赋纪事的书写模式与后世拟效

与受诏被动作赋不同,献赋是赋家主动向君主投献赋作。献赋纪事一般包含四个要素:赋家作赋、进呈赋作、帝王读赋、赋家为郎。其中赋家主动进献是核心,而帝王反馈则是此类纪事着重介绍的内容。汉代献赋故事广泛流布,引起历代文士、帝王仪式化的行为模拟以及史家模式化的历史表述。除复现献赋活动外,唐代诗人通过自比相如、扬雄献赋,为参加科举考试赋予自荐于天子的能动意味。而一旦科举失利,“献赋不售”又成为常见的诗歌表达。

《解嘲》中的“阳”与“阴”——扬雄对西汉末年士人困境的思考与突围

扬雄《解嘲》前半部分重在比较“上世”与“当今”,指出世异事变之下士人遭遇之变迁;后半部分则聚焦于自身,解释其作《玄》的原因,为其拟经提供合法性。扬雄表面上是在歌颂汉王朝的文治武功,实际却对时政提出了严厉批评。扬雄在古今对比中,传递出对现实世界的失望,所以《太玄》被定位为“俟后世”之书。就消极层面而言,守《玄》是扬雄对现实的被动逃避;从积极角度来说,则是其对天人合一创作环境的主动追求。因此,《解嘲》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扬雄遭遇现实困境时的失望和怯懦,但同时也体现出其触底反弹式的精神突围与超越。较之东方朔《答客难》,《解嘲》不仅揭示了士不遇的深刻原因,也为士人安顿身心提供了解决之道。

西汉大赋发展与皇权变迁

文景时期赋的创作者主要集中在诸侯身边,显示了诸侯王本身的强大实力。武帝收回诸侯的权力之后将赋家招揽到了自己身边,要求他们用大赋彰显皇帝的权威,并以赋家作为安抚各地的代言人,以此达到通过文化渗透集中皇权的目的。宣帝时期大赋已成皇帝专用的颂赞式文章。成帝则因后宫乱序、频繁扰民而逐渐失去皇室在民间的威望,皇权开始衰落,故而此时大赋以讽谏为主题。西汉末王氏篡权,大赋也失去了政治功用,转而成为个人创作。可见西汉大赋的发展与当时皇权的变迁息息相关。

成都地区方志中的扬雄书写与接受

扬雄生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成都地区方志有不少关于扬雄的记载,这些记载展现了扬雄在当地的接受情况,对于研究扬雄文化传播有一定价值。有关扬雄的遗迹在地方得到保护,虽然有些记载难以证实,但更多是体现当地对扬雄价值的认可。地方的文化接受,是通过实体建置的修缮与文学作品的歌咏共同完成的,这些内容可以借助方志的书写展现。扬雄其人与其著述的历史评价曾存在争议,甚至曾受到官方评价的打压,但是从方志的记载与收录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乡人努力为扬雄辩诬,不惜否定史实,普遍对扬雄著述作高度评价。地方的接纳也是重要的声音,在历史名人的文化传播上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关注。

汉魏晋易代之际文学思想交融与理论突破

按照文质相复的历史循环理论来衡量,魏晋是一个主文的时代。刘勰将“质文代变”转换成文学理论命题。从文学发展史上来看,魏晋是一个灿烂的文学时代,而这个时代得到了史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双重支持。西汉末叶扬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儒家文学观念,于汉末魏初“唯才是举”大时代背景下有了“诗赋欲丽”的隔空响应与理论续写。过度重视生活奢靡享受,追求生活的无上质量,钟情心神的快乐精彩,甚至对于美好的容颜、外在的神采风姿也是趋之若鹜,在文学上必然更加重视与追求绮丽的文采,从而形成靡丽的形式主义文风。在“灵均余影”与“瞻望魏采”双重因素影响下,“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批评理论应运而生。虽然魏晋文学自觉说已经被证伪,但文学脱离了儒家教化的羁绊,在魏晋得以实现回归文学本位,追求文学个性以及华美辞采、任情任性,这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巨大进步。一个区别于汉风唐韵的华丽的文学时代令后世瞻望。

“道德”与“有情”:从《水浒传》到《石秀》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石秀》,运用精神分析法对传统文本进行了现代性反叛,解构了传统文本中的儒家礼教和伦理道德,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山辟疆的作用。《水浒传》中石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智勇双全的英雄好汉,是“忠义”伦理道德的捍卫者。而施蛰存以“俄狄浦斯情结”来构建石秀形象,使其对义嫂产生不伦之恋,给予这种隐秘情欲以正当性、合理性,并不作善恶道德评价,是对复杂人性的展示和深挖。《水浒传》将潘巧云贬低、丑化为恶毒淫妇,是“贞节”伦理道德的背叛者,而《石秀》中潘巧云是热情爽朗、多情风流的美艳妇人,并体现出都市新女性的特质。《水浒传》中杨雄护兄弟,斩淫妇,是“忠义”伦理道德的践行者,而《石秀》却凸显杨雄杀妻的盲从和麻木,以此揭露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桎梏和扭曲。从《水浒传》到《石秀》单一的道德文本位移为丰富的人性文本,以三种形态展示了“有情”与“道德”的激烈冲撞下复杂多样的人性,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超越古代小说单一、道德化的人物塑形去建构人性。

扬雄文艺思想的自觉意识

文艺思想之自觉性,关乎审美主体、文学创作、文艺批评三个方面。当三者都趋于成熟,则可以算作拥有了文艺思想的自觉意识。汉代整合先秦诸子的思想,构建出能够代表时代的美学体系,使文艺思想拥有了良好的自觉条件。扬雄“玄—心—文”的文艺回环体系,是汉代文艺自觉迹象的回响,涵盖诸多美学问题。其中,“心声心画”表征审美主体之自觉,“文丽以则”表征文学创作之自觉,“文类模仿”表征文艺批评之自觉。扬雄文艺思想的自觉意识,来源于因革并施的传承性学术建构。这种传承性学术建构,对亟须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学界来说,镜鉴意义重大。

王莽秉政时期社会转型与《剧秦美新》的三维阐释

王莽秉政时期是从元寿二年(前1年)始,至地皇四年(23年)止。在社会转型视角下对扬雄的《剧秦美新》进行阐释后发现:从文体类别看,《剧秦美新》是一篇歌颂王莽功绩的奏议文;从情感意蕴看,《剧秦美新》对王莽及新朝的称颂与赞美之情自然地流露出来,具有坚实而丰富的情感内蕴;从思想观念看,扬雄崇古乐道的儒士思想与王莽托古改制的复古思想相契合,是《剧秦美新》之所以为谀文的思想内核。以上这三重维度的全面阐释,确证了《剧秦美新》是一篇称颂王莽、谄媚新朝的谀文。从社会转型视角阐释《剧秦美新》,对于进一步挖掘扬雄的文学思想,体察扬雄在复杂险恶的社会情势下的创作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模拟圣人:《汉书·扬雄传》中的身份认同与自传叙事

《汉书·扬雄传》是班固抄录扬雄《自序》编纂而成,“雄之自序云尔”之前基本皆《自序》原文,乃扬雄之自我呈现。《自序》在本质上是自传而非书序,扬雄的目的是避免自己“没世而名不称”。由于扬雄在写作时就意识到这篇文字以后会被朝廷采用,故文中表现出明显的自我塑造与自我保护倾向。扬雄模仿孔子经历来安排《自序》的叙事结构,突出反映了其成圣心理。在叙事手法上,他继承了史传的叙事技巧,运用第三人称叙事,试图让文本兼备真实性与客观性。而否定型叙事的运用又开放了文本阐释空间,使读者在阅读时不自觉地参与到文本的创作过程之中。

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道德批评是朱熹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著名作家的评判最为典型。他以“忠节”观念作为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首要准绳,一揄扬一贬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两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历史地位。朱熹的道德批评既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与其作为道学家的身份相关,也是他“道在文先”的观念在其文学批评中的显性反映。朱熹的道德批评至今仍有影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袁宏道对扬雄“丽则”赋论的继承与发展

西汉扬雄首次提出了“丽则”赋论,“丽”指文辞的华美和内容的宏大丰富,“则”是扬雄晚年受到经学影响而对赋体过“丽”倾向的反思,扬雄的这一理论成为后世赋文体创作和批评的主要标准。袁宏道辑、王三馀补编而成的《精镌古今丽赋》以“丽则”为选赋标准,但由于受到明末文学思潮的影响,因此其“丽则”赋论不仅扩大了赋体的表现范围,还对赋体的语言文字形式做出规定,并且袁宏道将真、趣、韵等概念引入“丽则”赋论,带有其“性灵”文学的印记。

論濮之珍先生的揚雄《方言》研究——爲賀先生期頤大壽而作

濮之珍先生揚雄《方言》研究的鮮明特點是,能用語言學的立場和眼光看待《方言》。她在揚雄《方言》研究上的主要貢獻有:科學認定《爾雅》是《方言》的母本,翔實證明《方言》雅詁來自《爾雅》,發現《方言》母題重見現象並揭示其原因,反復論定《方言》是一部未完且未定稿。濮之珍先生的《方言》研究成就必將載入當代語言學史。

论苏轼诗文对扬雄评价的二重性

苏轼在诗歌和散文中对扬雄的态度呈现出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方面,他在诗歌之中屡引与扬雄相关的典事,悯惜其遭际,赞扬其学问,认同其“孔颜乐处”式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在散文中对扬雄“投阁”事加以否定,还认为其识见浅薄,著作“以艰深文浅易”,甚至将其视为欺世盗名之徒。宋代对于扬雄的评价急转直下,苏轼对扬雄的批评产生在宋代忠节观念得以强化的背景之中,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是,扬雄在北宋以前备受推崇,与其相关的典事在历代文人的创作中被不断地接受和传播,凝固成为语码,形成了稳固的象征系统,这些典事被苏轼用入诗歌当中。这是苏轼诗文对扬雄的评价之所以表现出歧异的根本原因。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演变与文学发展

古代文学中的连珠体肇兴于汉,陆机则完善了连珠体的体式,发展为连珠体“理要”的正格;南朝时由于当时文学风尚的影响,连珠体的写作呈现个性化与抒情化的特征,形成了多样化的“别格”。也就是说,连珠体的发展正好与汉魏六朝时期整个文学与文化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故由连珠而论汉魏六朝文学,可以见微知著。隋唐及其后的连珠体无论在体制还是成就上都并没有超出六朝时期,又可见连珠体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独特性。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论《楚辞·远游》文本的组成

围绕《楚辞·远游》作者是否为屈原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近年来出土大量楚地竹书,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材料。竹书篇卷体例中的"附益"现象对《远游》文本的解释具有启发意义。《楚辞·远游》以文中"重曰"二字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淮南王刘安原作《远游》,下部为扬雄《广骚》,为扬雄早年模拟《离骚》《大人赋》而成的集句式的"百衲体",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但因为被附益在《远游》之下,因而使《远游》充满了争议。这些史料线索原本在"扬雄自序"(即《汉书·扬雄传》)中有明确说明,但后人囿于《远游》为屈原所作的成见,往往意气用事,对既有史料视而不见并曲为之说。《远游》与《广骚》分别对中国诗歌的游仙诗与玄言诗产生很大影响,占有很高地位。

扬雄、左思《蜀都赋》比较

扬雄《蜀都赋》作于出蜀前的汉成帝永始二三年间,左思《蜀都赋》作于晋惠帝初(292年)左右。两赋皆以描绘蜀都为题材内容,铺陈夸张,未出汉人樊篱。但前者重在模仿相如,展示才华,为都城赋的先声;而后者重在讽谏,旨在表明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为都市赋的绝响。

《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

对扬雄赋的评价 ,在两汉之交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扬雄赋在扬雄生前及卒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看重 ;元、成时期经学的兴盛、辞赋家地位的卑下、扬雄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等 ,是影响扬雄赋在当时评价的主要因素。《七略》品评优劣 ,将扬雄赋归入第二等 ,自有其理由。班固著《汉书》 ,始高度肯定扬雄的创作与理论。班固在《七略》著录的基础上 ,增补了扬雄的赋篇总数 ,同时还继承了扬雄的辞赋观 ,采用扬雄的见解来评论汉赋创作、续成《诗赋略》末尾的总括性评语。这不仅使扬雄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扬雄由此成为西汉赋坛上与司马相如齐名的大家 ,而且也使扬雄的赋论发扬光大 ,开始确立起独步西汉、沾溉后世的重要地位。

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扬雄长安初期的生平事迹 ,如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众说纷纭。本文论证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的时间应在汉成帝永始四年 ,并由此推断 :扬雄至京的年龄 ,今传《汉书》本传“赞”文说“四十余”确实错了 ,应是“三十余” ;先为王音门下史 ,后得王音和杨庄举荐 ,于永始二年或三年待诏 ;由于受到日蚀影响 ,永始元年即复的甘泉、河东郊祠 ,迟至永始四年方始实行。扬雄除为黄门侍郎 ,应在此年末奏《羽猎赋》和元延二年上《长杨赋》之间的元延元年。